中国的劳教制度，到今天已经天怒人怨。已经存在55年的劳动教养制度在2012年，面对湖南唐慧事件、重庆一坨屎案和重庆任建宇QQ空间案，以及更多的上访劳教案例，屡屡被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其实，劳教制度之所以应该废止，并不需要以血肉之躯的损害为代价去证明，而是因为它本身是以非法的方式释放出来的魔鬼，而屡屡引起巨大争议的就是这种‘维稳式’劳教。

但这样一个制度，却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繁荣到现在。“文革”期间，随着公检法被“砸烂”，在名义上一度不存在劳教，但对知识分子，仍然有同样残酷的“牛棚”。 此后三十多年里，以“严打”等几次阵发性的社会抽搐为标志，劳教一次一次被加强。令人震惊的是，它已经由国家政治渐次演变为地方维护局部利益稳定，打击上访、举报或者辱骂官员的平民人士的手段。因此，劳教制度已从最初的一种政治斗争工具，转变为维稳手段，轻微违法的进城务工者、上访者、有异议者等，都成为劳动教养的适用对象。

事实上，为了维稳，部分地方政府什么都敢干。法律从来没有为“截访”开过口子，但他们都自动创新了，并且很快公司化运作，形成财政埋单的可持续操作的利益链。稳定的问题，既然是作为压倒一切的任务交付下来的，任何一级政府都不可以交白卷，而一定要不惜以压倒法律的方式交上稳定的答卷。同时，地方官员也会结结实实地把局部利益绑架到国家政治目标上，无论谁举报他个人，都会成为国家政治，交由上级以政治的名义埋单。

“维稳”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管理运作方式，每年不断递增的维稳费用说明“维稳”已成为公共安全支出的重点。财政部数据显示，2009年-2011年，中国公共安全支出分别为4744.09亿元、5517.70亿元及6293.32亿元，年增幅在700余亿元左右。2010年，主要用于维稳的公安经费开支达2816.31亿元，所占比最高。同时，由于“第一要务是发展，第一责任是维稳”的政府管理理念及行动，各地方政府在维稳经费的争取和使用上远甚于其他领域。在庞大费用的支持下，监视设备、车辆、维稳人员编制等猛增，均成为消耗维稳费用的成本。2010年1月1 2日，贵州安顺坡贡镇发生了一桩普通刑事案件，当地政府为维稳花费了相当于三年财政收入的费用。在维稳“一票否决制”的压力下，一些地方的维稳已经到了不计成本的地步。

在与维稳相关联的腐败的现象中，维稳器材购买配备、安装过程中的官商勾结，中饱私囊，滋生的腐败在提升治安成本的同时也养成了官员的骄奢习气。当维稳的面越铺越大，便也相应产生了一批吃维稳饭的人群。一些官员为攫取和挥霍更多的维稳经费，并不希望真正的稳定，而是不断制造“敌人”、寻找“敌人”，甚至把许多维权上访人士以及弱势群体视为不稳定因素，加大打压的同时也更利于向上争取维稳经费。

河南正阳信访局一冯姓官员，因有着多年信访工作阅历，在基层党委政府对维稳工作的重视程度中发现了“商机”。为骗财，冯某竟伪造省政府文件，并以市政府名义向辖内各县发送传真，要求各县在规定期限内向其指定账户汇入“维稳基金”。 这起“乌龙”骗局不仅没成功，反而将把自己送进监牢，这看似一个大笑话，但其背后折射出来的建立于维稳经费上的权力运作，却令人笑不出来。整个新闻的核心内容其实并不是官员“知法犯法”，而是制造日益庞大的维稳经费的社会状况，是它所滋生的腐败新问题的出现。

所以，官员借维稳捞取金钱，以劳教打击群众反腐，已经成为大陆官方公开的秘密。正是因为劳教本身的弊端经过近10年的公开讨论，废除劳教制度已是社会共识。然而，维稳又成为他们维持劳教的借口，真可谓路漫漫其修远兮，国难当头无辜群众将何以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