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世界最有名望的历史学家英国史学大家阿诺德.托因比谈美国:

程亚文

不知不觉便养成了爱读旧书的习惯，那些久为前人所写和出版了有一些年代的书籍，更能引发我的阅读兴趣，我的一位好友也是如此，在北京的时候，他常常邀我同往一处专卖旧书的小市场，一起淘捡那些纸张泛黄、或许上面还写满了歪歪扭扭字体的旧版书，日久天长这竟然成为了我们的一大乐趣。我不知道这样的乐趣与我们还算年轻的年龄是否相称，然而对于旧书的喜好，却的确已不可遏止成为我读书生活的重要一部，每每从旧书市场淘出一本与我所关心问题有关的旧版书，个中欣喜非同好者所能道，而拉开了时间跨度、深入到另外一幅历史场景的阅读，则又常常使人在历史与现实的交错、过去与当下的恍惚中，不时获得些许会心。

就以现在正在阅读的这本《美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从雅尔塔到越南》为例，此书在美国初版于1965年，中译本1974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所出，作者为六十年代美国旧金山《保垒》杂志副编辑戴维.霍罗威茨。我于无意中偶然从一位朋友处看到此书，书页已经发黄，书中所谈主要关乎美苏冷战，因是当时人对当时事的即刻理解，许多感想非现在未深临其境的我们所能有，稍翻一下便感觉乃一宝物，于是“巧取强夺”，“偷”至手中，一览为快。果然得获良多。

书中曾提到1961年英国史学大家阿诺德.托因比在美国所作的一次演讲，演讲中的一段言词，用心读来如再联系当下的911事件与美阿战争，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兹先照录托氏言谈如下：

“......今天美国是全世界范围内保护既得利益的反革命运动的领袖。它现在所扮演的正是昔日罗马帝国所扮演的那种角色。罗马在它势力所及的一切外国中，一贯地支持富人、反对穷人；由于不论何时何地穷人总是要比富人多得多，罗马政策的后果就必然是更多的不平等、不公平和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痛苦。如果我的估计是正确的话，我可以说美国是蓄意决定要仿效罗马所担任过的角色。”（《美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从雅尔塔到越南》P4）

托氏之有此言据此书作者所云是有感于美国冷战逻辑，这一套逻辑按照那位后来不幸被刺的美国总统约翰.F.肯尼迪的说法,乃是：“美国的事业就是全人类的事业。......我们对维护全世界的自由负有责任。”（《美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从雅尔塔到越南》P4）然而托因比对此毫不以为然，他依据着旁人所难能具备的长深宽远的历史与文明的逻辑，指出如肯尼迪等的冷战逻辑无非是美国对自身所作的一个臆想，一个自我编织的神话，在对自己“美好”形象的想入非非背后，潜藏着的仍不过是传统霸权大国的权力信仰。

我不知道托因比有没有上过美国的“不友好人士”黑名单，在六十年代初美国正如火如荼进行着反对共产主义的运动的时候，身为左派的托因比还能够访美，现在想来真是一件幸事。托因比的一位同胞——剑桥大学的科技史家李约瑟，就曾因为参加过一个国际组织公布美军在朝鲜战争期间有使用细菌武器的情形，而获得了列上美国所谓“支持共产主义”黑名单的殊荣，以至1976年李公欲往美国为他的李敦研究所募捐时，还遭遇了各处美国领事馆拒给他发签证的政治待遇。（事见黄仁宇《关系万千重》P46-47，三联书店2001）李约瑟的遭遇理应让我们细细体会什么才是美国文化中的政治宽容，在埃德加.胡佛和麦卡锡大行其道的年代里，杜鲁门总统曾签署命令，要对美国250万公务员进行安全审查，不久它的范围又扩展包括了服务于国防系统的600万军人和雇员，这800万人连同他们的家属共约2000万美国公民因此不得不进行“忠诚宣誓”，而且处在着随时都被审查的可能。这样的恐怖情景，恐怕也只能为苏联的“大清洗”年代和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人们所能体验了！

言归正传。托因比的这段话一下就引起我的非常注意，在于仍在眼前的911事件之惨烈、美阿战争之发生，一直在吸引着我的思考，美国发生的事件在中国也引来分歧明显的激烈论争、而在阿富汉战争面前中国知识界的普遍不声不响，无疑是使人感到分外奇怪的，美国和我们、我们和美国，究竟缠在了哪一根结上，以致使我们产生了如许之多的意见或者没有意见？

我的一位朋友在美阿战争爆发后不久就告诉我：这其实不过是一场穷人与富人之间的战争，它可能将是一个分水岭，从此将成为以后战争的惯常模式，而传统的国家与国家的战争，将越来越少见。绝望的穷人与保守着既得利益不想反省的富人之间的不可调和，如果真是911事件和美阿战争的内在线索，我们实在应该赞叹一声托因比，他在40年前就已经说出我们今天正在经历着的苦难了！——这话不凡也可以反过来说，我们今天所正在经历的苦难及其由源，与40年前并没有什么区别。

托因比的断言，不幸可能是真的。911事件发生后不久，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主编扎卡若（Fareed Zakaria），在该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仇恨的根源”（“The Roots of Rage”），又一次重复了托因比式的观念。文中细细分析了阿拉伯人仇美情结的由来：

“大多数美国人认为阿拉伯人应该对我们在海湾战争中所期的作用报以感激之情，因为我们拯救了科威特和沙特。可大多数阿拉伯人认为我们只是帮助了沙特和科威特的王室家族。真是天壤之别。”

“那些海湾的酋长们挥金如土，糜费的金钱之多，令人难以置信。仅举一例，一个受宠的沙特公主，只有25岁，就在利雅得建造了一个价值3亿美元的宫殿。作为赏赐，还被委以该国与AT&T的电话工程合同。不仅根本不能带来政治进步，财富已经造成了很多的负面效应。它使海湾国家富裕并强大起来，由此，像他们的阿拉伯兄弟一样，对下层的压制随着时间流逝日益加深。他们之下的游牧社会已经变成了牢笼，充满了失望，伤心和躁动不安的年轻人。他们中的一些人现在住在阿富汗并同本拉登一起工作。（本.拉登及其若干助手在沙特都有显赫的背景）直到1980年代末期，当时世界的其他国家在注视从莫斯科、布拉格到汉城、约翰内斯堡的垮台，阿拉伯世界却被老迈的独裁者和腐败的国王所困扰。那些或许曾在1960年代风光一时的政权都变得疲弱不堪，蜕变为窃国政治，为人民所憎恶，彻头彻尾的丧失了合法性。有一点不得不提，他们中的很多政权都是美国的亲密盟友。”（《NEWSWEEK》2001年10月15日）

原谅我对扎卡若先生文章的大段引用，他的言论为我们理解伊斯兰世界的反美情绪，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窗口。我还要指出扎卡若先生认为这一切的发生，区区不过最近几十年间，就在三四十年前，当埃及的伟大领袖纳赛尔正意气奋发于革故迎新时，整个阿拉伯乃至伊斯兰世界对美国的感觉，还普遍比较良好，虽然利比亚的青年军官卡扎菲，已经开始表示要向西方在阿拉伯的石油特权开战。那么，后来的反美情绪又是如何生成、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又为什么重新生机燎原并参与反美情绪当中呢？答案已在扎卡若先生的文章中：在阿拉伯世界看来，美国为了自己的石油利益，一直在与贪婪独裁的阿拉伯王公显贵同床共枕，合伙共同制造了富油国家大多数人的贫困与受压迫。

有人也许要说这只不过是阿拉伯人的一面之辞。我们当然要避开这样的嫌疑，那就让具体的事实来说话吧。1954年6月在中美洲的危地马拉发生了一场政变，民主选举产生的哈科沃.阿本斯政府，被一支从洪都拉斯入侵进来的军队所推翻，而据美国共和党人瑟斯顿.B.莫顿在电视广播上透露，这次政变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所策划，入侵者是由美国资助并提供武器。当时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马上发表声明，称这次事变“给美洲国家早已存在的伟大传统增添了崭新的、辉煌的一页......”,正是在美国的积极庇护下，政变没有受到联合国的制裁，不久美国还与新上台的卡斯蒂略.阿马斯政府签订了共同安全条约。对此，当时的英国首相艾德礼表现却与美国迥异：

“事实明摆着，这是一次明显的侵略行动......我得承认，美国国务卿对这次事迹的成功所表示的高兴和赞许很使我感到震惊。”（《美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从雅尔塔到越南》P141）

政变之发生，当然不是因为共产主义，阿本斯政府是不亲共的，“共产主义有些像兴奋剂，小剂量是有益的，但大剂量则非常危险”，这句庇隆的名言屡屡被阿本斯所引用。美国加在阿本斯政府头上的罪名是它容许了太多的政治自由，然而这一条罪状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成立，还是霍罗威茨独具慧眼，他一眼就发现阿本斯政府所倡导的土地改革计划，侵害了联合果品公司和中美洲国际铁路公司——两家势力强大的美国经济集团的利益，这两家公司在危地马拉向来拥有特权，而且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和他的弟弟美国中央情报局长艾伦.杜勒斯都是这两家公司的股东兼顾问。政变后的危地马拉，后来出现了什么样的局面呢？长达十年的社会民主制度被消灭，深受中下层民众支持的土地改革不再进行，占人口70%的“广大文盲”被剥夺了选举权，独裁政体和右翼统治再次奉行起镇压政策，当然，美国在危地马拉的大公司的利益，因此得到了保证。

同样的过程也差一点出现了加勒比海上的岛国古巴。大概，对于身处21世纪、且在中国的人来说，古巴是一个共产党国家、卡斯特罗是一个自称信仰共产主义的人，已经是一个常识，不需要再作说明。我在阅读霍罗威茨的著作之前，也正是这样对古巴作着想象。然而这竟然是一个错误！卡斯特罗曾经不是共产党人，他一再限制共产党人在劳工运动中发展势力，在他治下的古巴也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总的精神是倾向于民主、反对独裁和反共的。”（《美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从雅尔塔到越南》P176-177）一个反共的古巴何以后来成为了一个共产主义的古巴？更加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卡斯特罗还曾于1959年4月访问过美国，与艾森豪威尔会谈，希望美国支持他的土地改革和工业化计划并提供贷款，这对改善古巴人民的贫困生活状况，是必要的。但是艾森豪威尔政府是怎样做的呢？是要求古巴实行信用紧缩和预算平衡。而这样一来古巴的社会革命，将根本无法进行，并且将激起人民对政府实行经济管制的反抗。不进行社会革命古巴又将如何？那么，“美国人控制着古巴公用事业的80%、牧场的90%、石油提炼工业的几乎100%、公共铁路的50%、制糖业的40%以及所有银行存款的25%”（《美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从雅尔塔到越南》P178）——这样的一种状况将不可能得到改变，关键的是，它同时也意味着古巴的继续得不到发展。卡斯特罗求援于美国没有成功，后来的结果也众所周知，卡斯特罗成为了共产党人，古巴成为了共产主义国家，而美国如法炮制又由中央情报局支持古巴流亡者搞了一次丑陋的入侵，但未获成功。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古巴与美国的这段经历，是不是不妨说，卡斯特罗和他的国家走向共产主义并与美国成为仇敌，美国的苦苦相逼，也有一份不小的功劳呢！而如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那般怨懑，本来其实是可以避免的。

我不太明白现今许多人心目中的美国和美国人的“天使”形象，是何时和因何而来，至少从我所掌握的资料来看，美国历史上对印第安人的屠杀、对周围国家如墨西哥的领土侵占、与西班牙就西属美洲殖民地所展开的战争，以及南北内战兄弟相残，都无不血腥残忍，而在冷战期间，它所支持的很多政权，如南越的吴庭艳、南韩的李承晚、西班牙的佛朗哥，等等则无不以专制残暴为尚。而美国对一些主权国家的随意颠覆和阴谋破坏，它的合法性同样不知从何而来，有兴趣的读者不妨读一读美国前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的《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那里面关于美国中央情报局如何筹划入侵古巴以及以暴力手段废除吴庭艳，读来都令人悚然心惊，它与美国的“光明正大”形象相去实在太远。然而这一切却的确都是在“自由、正义”的名目下进行的，我怀疑这种吊诡大概与美国人对意识形态的偏执有关。这种摩尼教式的思维与情感方式，在欧洲中世纪时曾制造了狂热的“十字军”东征及征伐中对异教徒的凶残虐杀，而在现当代则制造了它与另一个同样有着“十字军”冲动（基于共产主义）的力量间的无情对抗，及至当下还体现在了911事件后美国总统布什脱口而出的要对恐怖分子再进行一次“十字军”“无限正义”军事行动、及在现实军事行动中的对阿富汉军队的胡乱轰炸（据塔利班统计，阿富汉军人百姓死于美军轰炸万余人强，比911事件中的罹难人数多出几倍），乃至最后塔利班为避免生灵再次涂炭决定投降。

同时我还想到情感的东西不过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利益上的考量无时在作着杆杆。任何一国家都有它的自私性，任何一国家在国际关系生态体内都会自然而然地追求它自己的国家利益，这对任一国家来说本都合情合理，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当然亦不例外，我们对它的自私利已冲动也不妨予以推已及人式的体谅。然而如果把这种自私利已的冲动，连同它那些少量的利他超越举动，一起说成为世界和人类作奉献，这不免就有点道德上的虚伪或者无意识下的自我感觉良好，使人忍不住就要想到英国作家劳伦斯的一首小诗：“人照镜子的时候/不像狗冲自己几声汪汪/或者气极败坏/像猫一样/他把自己看得妙不可言/仅比天使略低一点/而且讨人喜欢。”这样的自我美化大概也是国家的天然倾向，任何国家应该都有权在此方面作出努力，可是如果彼国的人也对此国的人的自我美化一味心悦臣服地捧场，这就有点令人不可思议。一代史家托因比便丝毫不愿作此冯妇，他在1962年对一批美洲听众说得斩钉截铁：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最伟大和最在意义 事情是一场正在进行的运动，这个运动旨在把文明的好处给予那些在人类文明的头五千年中对文明作出贡献但未分亨它的好处的极大多数人。”（《美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从雅尔塔到越南》P189）

他认为以往的中产阶级和布尔乔亚的革命未能把革命的利益普及于人类“受压抑的大多数”，过去发生过的“只不过是以中产阶级的少数人统治来代替地主阶级的少数人统治。”（《美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从雅尔塔到越南》P189）可以想象当时世界范围的共产主义运动，在托因比的心目也产生了某种感染，他不相信美国乃正因为有着另外的一些榜样和模式，虽然另外的榜样和模式大多后来证明一样存在着压迫和不正义，并且不具备充分的现实可行性。但他对美国的观察却无疑表明了作为一位史家的深刻洞察力，今天911事件之发生、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在态度上与西方和美国的截然两分，都使美国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看守既得利益的警察”的形象，更加栩栩如生，生动鲜明。

文到末尾还是让我们隔着40年的时间，再来温习一下托因比在1962年的预言吧：“如果美国始终不变地站在富人和既得利益的一边，我深信历史将会从它的前进道路上把美国扫除出去。”（《美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从雅尔塔到越南》P190）——不过我更相信美国式的自恋仍将会鲜活长久地生存下去，同时世界将越来越难以安宁，这是上天冥冥中设下的一个圈套。

2001/1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