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探索令”为人民服务”重新生辉

安玛 2012/9/16

重庆和广东模式曾经在神州大地相互比较相互竞争吸引了国人甚至世人的眼球， 今年三月中央第一个倒薄决议后，媒体上报道重庆探索的宣传骤然停止了，但是在民间网站，相关的争论却此起彼伏从未停止过，还不时涌现阵阵的热潮。

在网上诸多的辩论，挺薄派多着重于薄熙来任职重庆四年多后，各种各样的亮丽的经济数据， 而反薄派则多指责重庆打黑没有法治制约云云。安玛在这里开博陈述一个鲜有人讨论的议题，就是重庆探索令“为人民服务”这个党的宗旨重新生辉。

众所周知，中共革命能够取得成功，一个主要的因素是毛泽东的军事才华了得。但是如果深究一层，光有一流盖世的武功是无法取得政权的，除了武功之外，中共一贯的宗旨“为人民服务”起到了与军事能力齐名的另一个最重要的作用。

为人民服务的内涵大概包括，政党的远大奋斗目标和眼前的行动准则都必须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党的第一考量。在漫长的战争年代，中共制定不同时期的行动纲领都紧密贴近当时中国人民的利益，赢得了大多数人支持，也成功坐上了执政的宝座。那个时代，中共是靠着是国家民族面临着生存危机，鼓励和号召广大的党员的无私献身精神来实践“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的，最著名的代表作有方志敏临刑前写下的感人的散文诗《可爱的中国》。

但是，打江山和坐江山是两码事，中共建政后，为人民服务被带到了计划经济的实践效果就大为逊色了。随着文革后计划经济的结束国家全面迈向市场经济， 为人民服务虽然还一直被列为党章中的宗旨，但是在实际生活无力对抗金钱诱惑惑和拜金主义的冲击，逐渐沦为了一句空洞的口号被边缘化了。

可是，当为人民服务在中国逐步沦为空洞口号的同时，却在异国他乡的新加坡大放异彩。去年中共九十年党庆，新加坡联合早报特别撰文回顾新加坡建国初期，人民行动党内的亲共派从中共革命成功经验中，吸取中共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行动党的创始人非共派领导人李光耀也曾多次撰文指出，亲共派的这些思想和作风至今仍然是党的一项宝贵资产。

呵呵，新加坡的非共派和亲共派为何能够抛弃异见相互学习携手共进为新加坡进步做出贡献，中国的国共两党却势不两立打得你死我活？连共产党的宗旨为人民服务都在国家发展进程里沦为尴尬难以生存，却在异国的新加坡闪闪发光，难道不值得中共的几代领导人认真反思吗？

不过，在重庆探索中，为人民服务又被重新赋予新的高度加以重视，在重庆设立的多项干部制度重新占据重要的位置，重庆广大的老百姓感慨地说，终于看到了久违的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的回归了。安玛认为，把党的一贯宗旨“为人民服务”与市场经济重新作连接，是重庆探索除了一堆亮丽的经济数据之外的另一大亮点。

右派的朋友可能会反感，认为红色文化过时了，是共产党转型民主法制的绊脚石。安玛不能认同这种奉共必反的观点，作为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共产党的红色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应当与其他文化一样同等对待，一律采取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态度。

请问“为人民服务”到底有何不妥？丝毫没有！一个执政党若想维持执政的合法性，就必须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大约三年前时任国民党主席的吴伯雄在大陆中山陵写下了“天下为公，人民最大”的题词，请问与为人民服务有何不同？现在马英九口口声声宣示国民党是一个来自民众真正服务于人民的政党，这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完全一致的，不是吗？

战争年代，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引导中共成功打下江山，靠的是号召党员干部为解救国家民族危难的不惜流血献身精神，计划经济时代为人民服务的效力大幅下降，到了市场经济时代，明明在新加坡闪闪发光，却在故土中国大地被边缘化，这是不可理喻的失职失责。因此重庆探索填补了如何承传党的宗旨这块不该也不能丢失的短板，尤其是在面对着今天道德沦丧信仰虚无的社会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若真正做到有效的落实的话，今天党风和社会风气都可能大幅好转。

当然，重庆探索把党的宗旨与市场经济作出的连接还是初步的，例如在制度建设上恢复干部下乡与农民三同，与新加坡行动党规定干部相当时间到各个社区开展工作有异曲同工的味道。

下一步的发展，应当用民主法制的方式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变为干部们不得不遵守的行动纲领，比如设立制度化的上下层的民主协商、建立制度化的网络资讯答疑，高官定期公布民调，制定自由民调的制度，举行不同范围的民主选举等等，这样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可以在从战争年代到市场经济，再到民主法制时代的历史大跨越中，始终能够生机勃勃栩栩如生的存活于政党的生命力之中了。

安玛无法认同萧功秦提出“与其唱红，不如提倡新文化”的观点，重庆唱红不仅是共产党的红色文化，还有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和国际优秀文化，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承前启后的重要根基，否则就是成为无根的一代迷失方向，提倡新文化当然重要是古老文化吐故纳新必不可少的步骤，但是两者并不矛盾没有要相互切割更不该对立。

重庆探索尝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呼唤“为人民服务”党的一贯宗旨的回归，主要是着眼于在新的经济环境下如何承传党的优良传统，广东探索则侧重于如何在本国的实际条件下学习和吸取外来的先进文化，两者同样重要是相辅相成的，也是制约任何一方的发展会走入邪路变成极左或极右怪胎的良好机制。因此，建议十八大后，重庆和广东不同探索应当继续深入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