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车司机、乘客与政府

前几天看到友人转发的微博，也看到了一些评论，甚至是大陆著名的“公知”何兵先生的评论。挺失望的。所有的评论几乎一边倒的斥责出租车司机，并呼吁改革？

先看看这条微博吧：

@云泉微博:北京出租车行业确实需要根本性的变革了，能打上车几乎成了一种恩赐，出租车司机可以肆无忌惮的拒载和挑乘客。很多时候，必须满足司机的方向要求才能上车! 刚才，打车因为礼貌的问了一句，师傅便对我极不耐烦，大声吼叫。北京出租车，己经成为猛兽了，准备吃人了。支持彻底改革北京出租车行业的转起来!

首先，如果在一个充分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买卖双方应该是公平的，一个愿买，一个愿卖。如果乘客多了，出租车少，那么出租车司机的收入一定很高，且更多的人愿意做出租车司机、更多的企业愿意投资这个行业；反之，如果大家都愿意乘公交或自己开车，那么出租车司机的数量应该会减少。但是在北京和所有的大陆地区，我们见到的情况不是这样。绝大多数的乘客在高峰期间很难打到车，北京就更加厉害了。几乎是所有时段都很难打到车，如同上面这个博主所言。那么似乎是大陆的出租车司机是一个紧俏行业的珍贵人才了？事实上不是这样。所有大陆地区，出租车司机的收入和工作辛苦程度属于中等偏小的水平。他们的工作时间长达8个小时以上，且吃饭和上厕所都及其不便。收入也不高。所了解，一般的城市只有2000-3000元，而北京也就是3000-6000元左右，上海稍高一些，4000-8000元。想一想居住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都市的居民，3000-4000元工资可以养家糊口、老有所终吗？？而在杭州广州和深圳等大城市，出租车司机这份工作已经“被迫”开放给外地“农民工”了。

那么，为什么乘客在埋怨打车不易、出租车司机也叹居不易呢？ 这里面的问题就在政府！具体些是交通管理系统—以前叫“交通局”，现在成某某出租车集团公司。

如果上世纪八十年代到过广州的人一定有印象广州的出租车非常方便，而且服务态度也好。那会儿刚刚改革开放，广州学习香港，开放一批出租车牌照。外地的游客方便，出租车师傅也乐呵呵—收入好几百甚至过千元啊。可是，自从政府盯住这块肥肉以后，开始加收管理费，从原来的每月几百至几千，最高时期几乎达到8000-9000/车/月。出租车司机有意见吧，好的，我给你提提价格，你可以从乘客身上捞；再有意见，你可以干，我引进外地“人才”—今天广州的出租车司机50%以上是外省人、35%以上是本省偏远贫穷地区的，真正的广州师傅不到20%了。

为了形象和城市安全管理，北京的出租车司机一直没有对外“开放”，政府的管理费相比杭州、广州、重庆等城市也没有那么高。但由于近几年北京的交通状况，导致他们常常被堵，单位时间的车费锐减，他们的收入水平一直没法跟上物价指数的增长。聪明一些的司机基本上采取外包给私人企业或外企或专门找固定客源预约包车等形式。剩下的师傅们只能够看着交班的时间和当时的路况觉得跑那个方向了，拒载就出现了。

出租车行业改革是应该的，但如何改呢？我们得厘清一下乘客、出租车司机和政府交管的关系。

乘客：                 支付车费（含税），获取乘车的权利

出租车司机：       收取车费，提供安全有效的运输服务，缴纳合理的政府管理费

政府交管部门：    为提供乘客和出租车司机公平交易的平台而收取管理费，调节供需矛盾，制定相应的政策

乘客是无辜的，他们花钱买服务；出租车司机也很无奈，我们工作大半天了，现在面临交班

只能够往酒仙桥方向行驶，你让我去五棵松，当然不行？ 或者我明明知道朝阳门那里有“管制”，这位乘客偏偏要求朝那个方向，我今天的油钱都没赚回来呢？--似乎也有道理。这里面最吊诡的是政府交管部门，你们仅仅手中握有权力，就要收每台车每月5000-7000元的管理费，理由何在？ 如果你们每个月少收出租车司机3000元，其中2000元直接返利给出租车司机，另外1000元作为“无拒载等服务投诉”奖金。那么我相信北京的出租车司机一定是气定神闲的送乘客们去指定的位置的。

所以，中国大陆人包括公共知识分子们，在任何社会矛盾暴露的情况下，先考虑政府做的是否有理、政府所提供的平台是否合适，考虑通过什么方式去约束政府而不是呼吁政府们来“管一管”？ 因为你和我、出租车司机和乘客都是这个政府的纳税人。

在上世纪末的台湾，艺人白冰冰的女人被绑架，后来被黑道撕票身亡。按理说大陆人的思维是共同谴责黑社会，寄希望政府打黑唱红等等的，可是当时给我最深的印象是全体台湾艺人们联合去中华民国的政府门前抗议，谴责他们没有维护好社会的安定、警察没有处理好绑票案，完全没有咱们大陆的受害者家属“情绪稳定”、“感谢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妥善安置”云云。

第二个例子是前两年香港游客在菲律宾的绑架案，2010年8月23日那天，几乎所有的香港人都盯住电视屏幕看着自己的同胞被困，他们不停给特首办公室电话要求政府迅速采取必要措施营救被绑架的同胞。曾荫权被迫直接给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打电话，导致阿基诺责怪香港不懂外交礼貌，你的中央政府都没有动作，你一个小小的“省级干部”直接电我？但没办法，香港特区政府是香港人民供养的政府，特首的主要工作是“为人民服务”，在中央政府外交斡旋不得力的情况，曾荫权只好拿起电话就打啦！

以上的两个例子说明，任何社会矛盾的恶化、道德的沉沦等，责任方主要是政府。一个民智已开的社会—如台湾和香港社会就是这样处理的。

中国大陆需要进步，请从公知们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