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注：这是笔者为了证明『建立在尝试初步解压缩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基础上形成的科学《新理论》，可以认识和解释“人或人类社会中，所产生的一切现象或问题，没有任何难以自圆其说、所以需要回避的死角，并经得起来自任何方面的推敲质疑或挑战，而且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判断结论。在科学《认识论》“知其所以然”的中级层次上，针对中国社会正在面临的现实困境时，更痛感那些“会读书却不会用”的中国精英读书人，一个个除了像二、三流江湖医生般“众说纷纭却莫衷一是”地，只能开出一些止痛针或退烧药之类的“改革处方”，陷中国于重蹈近代史的覆辙，再次落入“历史周期律”的轮廻，却永远跳不出让自己文化背“（落后）黑锅”的宿命。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甘愿冒上下左右、都吃力不讨好的“大不讳”，主动以科学《新理论》提供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为中国社会“解惑释疑”。虽然明知因为得不到有力的支持、而被“大众皇帝”故意视而不见、而不可能“力挽狂澜”。但是起码可以为历史留下一个立此存照的痕迹，而不至于像过去中国的“百日维新”“洋务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化大革命”一样，让这段不堪的“（历史）回忆”，再次成为“没有教训的历史教训”！

笔者要再一次强调：本文绝对是一个客观纯理论式探讨。没有任何政治企图或野心，也没有任何“靠山或后台”的背景，也不针对特定个人或组织，更无惧于任何“人肉搜索”，虽然不可避免地要牵涉到“对号入座”的问题，只能寄希望于一起“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为此，笔者愿意在公开的审判程序条件下，负一切“恶意诬陷或造谣诽谤罪”的法律责任。
潘一丁2012.10.22.

正文：

毋庸讳言，当前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四面楚歌、内外交困、进退维谷、动辄得咎、里外不是人”的困难境地之中。于是有人将其归咎于是制度或体制出了问题、或者推到“有无民主”身上，不厌其烦地嚷嚷着“改革”。居然看不到，如果将时间拉回到邓小平准备改革开放的初期，这种说法可能还“有点道理”的话（因为当时的中国，在经过十几年惨烈而元气大伤的“窝里斗（文革）”后，站在自己家残垣断瓦上、向墙外张望时，才发现远亲近邻们竟然都已经今非昔比，鸟枪换炮了。还来不及坐下来冷静思考、检讨自己国家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时，就迫不及待、急不可耐地下河，摸着石头爬上了资本主义彼岸。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向钱看”口号忽悠下，以文化加工后所赋予的聪明才智和超强能力，“比资本主义还要资本主义”地，把马克思以及西方大文学家笔下揭露的那种“原始积累、剥削”中的残酷血腥场景付诸实践，并发挥到淋漓尽致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地步。终于以马克思想象不到的速度，让中国社会提前进入了他所描绘的“动荡”境界。让中华民族真正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更让看到这一点的高等动物们，纷纷跳出来，争当“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中国人至今，居然还不知道，陷自己于危险境地的“罪魁祸首”，乃是不明就里、稀里糊涂地，上了山寨“民主”的当，跑到了西方人的前面。替能力和速度有限的他们，充当了“炮灰”般的“出头鸟”，替只有当“跟屁虫”份的西方，以自己的必然失败，提供了一个“前车之鉴”的缘故（虽然智力有限、而只能把诺奖授予“金瓶梅”级别的中国作家的西方人，还未必能从理性上领会到一点）。

在拙文《建构真正民主社会所不可或缺的两个要素》中，明确指出『这两个要素，就是有能力和魄力的“领袖独裁”，以及有定义域限制的绝对“言论自由”。两者相互制约、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对中国人而言，除非眼睛长在额头上或脑袋长在屁股上者，以及文盲以外，理解起来是并不困难的。因为他们自毛泽东时代以后，已经有足够多的历史经验或教训了。只是因为“会读书而不会用”所以“只有小聪明而没有大智慧”的中国读书人，历来“眼高手低”，看不起来自于“野”的科学《新理论》，反而以西方为“马首是瞻”，像专门在城市大街小巷中，收购过期药品，再转卖到贫困农村中去的“药贩子”一样，把一些已经被实践证明是错误或行不通的“二手过期理论”拿过来当灵丹妙药。结果除了一时碰运气或歪打正着的“止痛、退烧”效果外，当然就只有一个“事与愿违”了。这假药般的“山寨民主”就是最有代表性的典型。

当年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如何避免历史周期律”的问题时，曾经得意地对之以“新民主主义”，并“创造性”地提出了所谓“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概念。从此以为自己真的走出了“周期律”的宿命怪圈。可惜事实的结果证明，只不过是一个美好的“乌托邦”空想而已。今天的中国，正在面临“历史周期律”梦魇般的再次威胁。

在科学《新理论》看来，这是必然和不可避免的结局。因为我们从来就没有真正打破过这种宿命轮廻的怪圈，只不过是用一种表象上的“突破”，来掩饰问题的本质而已。这用所谓的“集体领导”来取代那个、其实早就如空气般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真正的“民主”，就是弄巧成拙而“画虎不成反类犬”的突出事例之一。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后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打破吃大锅饭的“铁饭碗”制度，应该说是一种并不正确、却有效的手段。说白了，就是等同于放开了中国人长期以来，被道德束缚了的手脚，鼓励他们可以像畜牲般，按照丛林法则，以“一切向钱看”为目标，进行不择手段的“（全人类的）种内竞争”。对早已习惯并擅长于“窝里斗”的中国人而言，在由标量般物质文明生成的“欲海”之中，当然如虎归山、如鱼得水般得心应手，真是想要高等动物不“瞠目结舌、自愧不如”都难。结果却反而成为让它们垂涎欲滴，必群起争而食之的“肥肉”。所以对中华民族而言，只能说是一种“饮鸩止渴”。中国社会现在的现状，就是一种“毒性发作”的症状表现。不过最糟糕的，就是把民主的“集体领导”概念，从量变到质变地、蜕变成『领导人集体吃领袖独裁的“大锅饭”』的现象了。

古代的中国皇帝，被准确地定位为“（仅此一个的）寡人”，拥有至高无上、一言九鼎的独裁权力，同时也独自承担因决策失误而失去一切特权享受、更可能被处死或身败名裂的责任。但是“皇帝”虽被说成是“天子”，却的确也和常人一样，具有七情六欲的“天性”。所以古代聪明的圣贤级读书人，为皇帝精心设计出一套包括『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为尊者讳，以及皇帝可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之多的“性伴侣”特权』的专用礼法，来满足皇帝本身在“贪婪、自私和性欲望”方面，比常人只见多不见少的“天性”。不能不承认是一种高明的“权力与责任对等”的“公平交易”，更被社会接受为“天经地义”的习惯。可惜被“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读书人，将其演变成一条心照不宣的“潜规则”。为后来的阴谋、野心家的篡位夺权，提供了最佳的借口。但是那些打着“反对皇帝特权”上台的后来者，又无一不是这种“潜规则”的忠实执行者，包括毛泽东在内，无一例外。

更为不幸的是，我们今天在一味坚决反对“吃大锅饭”的同时，却不知道检讨“集体领导”表象下的“大锅饭”本质。其实所谓的“集体领导”，就是由几个人一起组成一个“领袖班子”，来实行不可或缺的民主要素之一的“领袖独裁”，理论上就犯了“名不正言不顺”的忌讳。事实上更违背了“领袖独裁”的科学民主真谛，形成了可以“各自分头实行独裁”的弊病（这次重庆的“薄熙来事件”就是一例）。结果终于造成『平时每个领导在享受帝王般特权（如找女人）的同时，都可以“说了算（独裁）”。但出了纰漏或差错问题时，却推给集体或组织来承担责任，个人依旧可以“（独裁）好官我自为之”』最后各级官员一起“上行下效”的结果，就导致了今天这样不堪的结果。

所以可以断言，我们只要不从检讨理论的错误入手“根治”，来一个“壮士断腕”式的“釜底抽薪”，再来一个理论上的“另起炉灶重开张”的话，就只能等着下一个“轮廻”到来了。也许要不了多久，这种结局很快就会显现的，可以拭目以待。

笔者将以“闻过则喜”的心情，欢迎对本文的批判、指控或挑战质疑，并保证“有问必答”。而认为任何对笔者的屏蔽或封杀，充其量只不过是拙劣的“掩耳盗铃”手法罢了，其下场也只有一个自食其苦果般的“咎由自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