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对欧洲中世纪及近代历史很感兴趣。最近看的有三本书，一本是德国　里夏德　范迪尔门“欧洲近代生活”系列中“村庄与城市，家与人“两本，一本是Barbara A Hanawalt 的”The ties that bound peasant families in Medieval England"。 前两本讲17，18世纪德国人，后一本讲中世纪英国农民。

欧洲一直有小共同体文化， 农村中的农庄，城市里面行会都可以看成一个小共同体， 成员因为共同利益组成在一起，遵守小共同体的约束。 欧洲后来的个性解放实际是从小共同体解放的过程。 欧洲的国家继承了小共同体的很多传统。

日本封建社会中也存在小共同体文化。 日本至今各地有许多民众参与的地方庆典，应该是小共同体生活演变的结果。

中国也有民间庆典， 但总体而言，民众多是被动观赏，主动参与变成表演者，变成庆典仪式一部分的少。这也许反映中国缺少小共同体文化吧。

现在很多人认为中国传统农村乡绅主持农村生活，实行某种意义上的自治。且不说实情如何，这种自治和欧日

欧洲农庄小共同体有几个特色。一个是成员平等，亲属关系不起决定作用。 一个是涉及集体经济利益，一个是村民大会以及有法庭（庄园法庭）。

中国学者笔下的农村自治缺少欧洲的几个要素， 1 治人的乡绅和被治的农民缺少共同利益。 2 乡绅本身就是一个不那么稳定的阶层 3 中国乡村亲属关系或代表亲族集团共同利益的祠堂，祭田等没有超越亲族关系 4 缺少村民大会和村民法庭这两层约束

我有时觉得很多中国人喜欢标榜的中国人的集体主义和西方个人主义的对立只是一种“幻觉”，从历史而言，至少在现代社会之前，西方农民生活在“集体”之中，其集体主义似乎远超过中国个体农民。

下面是从“村庄与城市”一书摘下来的几段。翻译很蹩脚，手打可能有误，还请读者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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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下层社会的自由

  农民和他的妻子以及住户共同体通常都不是单独地生活在一起的，而是被结合在一个关系比较密切的邻里关系之中，当然确实也还存在一些在偏僻的地方独居的农户。亲戚和村里的邻里关系是指在这个农庄周围的所有邻居结成的共同体，他们相互依存，亲属关系在这里不起决定性的作用。邻里关系有时包括整个村庄，同时也指望着它的帮助，无论他们相处得好与不好。村庄指的是一个居民点你内所有户主在社会上的政治联合体。

  所有住户都可以自己作决定，在经营，财产和婚姻的决策方面都能自己作决定，但农民和农妇都要加入一个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占统治地位的不是个体的利益，而是关系到整个村庄社会生活和生存的，受共同利益约束的集体的利益。脱离这种结合，农民的生存就会受到威胁。因为需要协商调节劳动的程序，许多公共机构的存在是绝对必要的。乡镇的水井，洗浴房，烤面包房和公有地都是供大家随意使用的，这样就有必要制定一定的。最后也是最主要的是，邻里关系和村庄要对经济进行调节。每个人都要服从耕作制度，尽管每一次都很少能比较合理地分配耕地，但这个传统计划没有而且也是无法改变的，因为改变就会破坏整个“平衡”。农民或者农妇只能与他或她的邻居协商，因为在所有异常的负担下，他们都必须依赖邻居，不论是借用工具或牲畜这方面，还是在生育，患病和发生不幸的事故这方面都需要帮助。许多有住户家庭意义的庆典活动增强了邻里之间的相互依赖的纽带，避免了争执，稳定了关系。

   这种归属性和依赖性的优点使每个农民都了解到，尽管有时他们并不是很喜欢这些，但如果没有了这种休戚相关，生存就会受到威胁。如果说这种组合整体看起来对生存有所保障的话，那么它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尤其在18世纪，对村庄的传统看法开始被对社会演变进程的认识取代之后，这些缺点就都显现出来了。每个农民都要为他所在的农庄和他的住户共同体负责，他不能任意地支配自己的劳动，不能为了提高产量而采用比较合理的耕种方法，传统和“现代化”是对立的。

  在稳定地调节和接受村庄共同生活方面，每个农民的住户家庭与邻居的关系都不是没有争执的。一般来说，共同体的生活都要受到当局的监督，既有好的结合，也有一生都处于敌对状态的，而且这种敌对是无法通过他人的调节，或者通过庆典等类似的活动消除的。争执常常因为村里已经存在的社会差异而升级，只有一小部分的争执被提交到法庭上，所以我们对这些政治的内容了解甚少。（德 里夏德 范迪尔门　欧洲近代生活　村庄和城市篇第４３－４４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