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提到欧洲历史上的小共同体和集体主义，言有未尽，再讲点历史和我的体会。

下面摘的有点长，翻译也不好，打字也难免有错，还请原谅。 应该指出的是，下面的描写是对德国人研究的成果，不全适用于法国人，南欧或西班牙人。 我有个感觉，德国等级制度压抑蕴藏的能量，影响到德国的崛起，也和德国一战二战失败有关。 现在德国人和日本人颇有相似之处，原因大概也和他们历史市民社会的特点有关。

我个人看法，中国历史上所谓“等级“区别和下面德国人的等级区别极大。 德国的等级涉及精神层面的东西，涉及家族， 尤其家族荣誉是可以积累的“财富”。 因为家族历史积累下了的荣誉是一笔很大的财富，也是一个沉重的包袱，德国的贵族在随心所欲方面的自由远不如中国宋代后的权贵。

最重要点是，等级制度中所有等级都在表演，要用自己的付出向社会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

日本武士道似乎也有类似的成因。日本武士道定型是德川统一日本，武士逐渐失去过去价值后演化出来的。武士以武士道精神苛待自己，从而证明自己也有付出，有权利享受农民无偿的奉献。

各个等级不觉得自己的地位是理所当然的，一定要发展出一套规则，围绕这套规则又发展出自己等级的荣誉感和骄傲，这大概是我觉得最有趣最值得研讨的地方。

现在欧洲王室仍旧继承了等级精神，努力扮演者自己的角色。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英国王室现代所作所为，为什么有世纪大婚，为什么王孙的婚姻还能引起这末多英国人的共鸣，觉得还值得维持王室。 其他欧洲王室也如此。

中国秦制社会发展的是另外一套规则，秦制社会的上层，早就失去了责任感，荣誉感这种东西吧。 为什么呢？ 也许是我今后博文的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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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等级“中看到了近代早期社会制度的主要类型，他在”整个“住户和政府之间进行调解，阻止了专制国家从一开始就在追求的，自成一体的臣民国家。等级社会的概念并没有包含所有的社会力量，但同比其他的概念更能解释近代早期社会的文化现象。如同等级社会在近代早期所呈现的和所发展的一样，我们既没有把它看做一个由政府强加的宪政，也没有将其1看做是不能变革的社会产物。

也存在着与国家的利益相应的东西，我们知道国家对等级制度施加了影响，但这里谈论的社会等级制度与国家的社会政治理想不相同。等级制度不是专制国家的社会组织形式，等级制度也不是封建经济制度的产物。就这方面而言，经济生活是在等级群体中进行的，在等级机制给予了生活的经济保障时，就像一地出现了等级的利益要监控和操纵市场发生的事情。等级制度不是源于封建经济的利益，它不是政治和经济的组织机制，而是在另一个平台上包含和操纵了近代早期的“整个”住户以及整个生活。对于这个社会来说，这不仅仅关系到物质生活的保证，而且还关系到一个荣誉的生活。没有一个文化范畴就无法理解等级的社会，维持生存的保障和荣誉是无法分开的，它们是互为条件的。

近代早期的等级社会是与它的等级划分和界线确定一致的，从各个社会群体因争夺财力而激化了的斗争中发展而来。 领导这个斗争的是贵族。在围绕社会地位的斗争中，明显地表现出了对物质生活的保障。等级制度既没有被归结是政治的代表，也没有被看做是经济要求的代表。等级的社会组织与阶级的或者是团体的现代概念也没有相似之处，在现代概念中个人想要维护和实现的是主观的要求。

“等级”是一个集体，一个生活的共同体。它不是由那些有共同权利的单个的个人组成的，而是一个追求共同活动和要求的以户主为首的群体。每个人都享有政治的和社会的权利，但并不是作为一个国家的臣民和公民，而是作为等级的成员。他不能自己选择等级，他就生于等级之中，等级与他的出生相关，与他的住户和他的家庭给予他的机遇相关。当然也存在着社会地位的上升和下降，就这方面而言，等级社会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但大多数人都停留在他们出生的那个等级之中。一个贵族不会成为农民，他也不可能成为手工业者。各自的等级世界提供给他们最好的生存机会，给予了安全和收入。每个人的社会价值和境况并不取决月他个人的技艺和他的能力，只能在他所在的等级中才会考虑到这些，决定他的价值和境况的是他作为贵族，市民或者农民的等级属性。他的名誉就是他的等级。

  每个人的社会境况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不可能只把他归结到一个范围之内。

     1 毋庸置疑，土地和财产起着重要的作用，但人们感兴趣的是不断地增加财产。如果我们把城市和农村的财产等级划分与城市和农村居民的社会状况比较一下，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异乎寻常相同的东西，如同他在社会制度中很明确的一样，利润和财产并不是主要追求的，只是实施和保持一定的生活方式所必需的。一个不打算把自己的房屋建得富丽堂皇的完全的农民，不举办大的节日，无力饲养马屁，就不能算是一个完全的农民： 一个没有宫殿的贵族，既不乘车马出行，也没有穿昂贵的衣服，就很难证明自己是贵族： 一个没有自己的作坊的手工业者，他的女儿打扮得不好，他的产品不能摆在市场上，也不能算作是手工业者。准许也是要求较高等级过的生活所需的费用很大，没有一定的物质是不可能赢得荣誉的。另一方面，财产还不是社会地位上升的令人尊敬的信誉和能力，有不少富有的商人从未享有市民的权利，社会的名誉是无法买到的。

   2 同样，社会的状态也是如此，即使还没有完全地取决与活动的类型，取决与劳动和职业，相应的财产关系和工资关系自然是基于各自的活动。很显然，收入关系反映了社会划分的等级：然而对于等级社会中的每个人的身份更重要的是，这个人是否统治，是否能进行判决，是否授课，是否出售商品，是否耕地或者清扫大街。体力劳动的价值要比精神劳动要小得多：越是与体力劳动无关的人，社会地位越能提高。一个城市的公职人员可能比一个手工业者的社会地位“更高”。同样，教士的地位也高于商人。另一方面，肮脏的劳动比“干净”的职业更少受到人们的尊重。手工业行业排斥那些肮脏的劳动，认为这是不体面的手工业。刽子手常常比一个有社会地位的手工业者挣得更多，但他处于社会的最下层。很难对那些依附性的活动进行评价，从事依附性劳动的帮工低于手工业师傅，一个奴隶完全不能享有和农民一样的社会地位：然而，一个依附的宫廷关于的社会地位要高于农民或者经营者，城市法律顾问要比一个独立商人的社会地位高得多。

  3 此外，每个人，每个等级的社会状态取决与其在政治上施加影响的程度。如果一个人拥有地产和其他财产，就能在政治上获得“一席之地“，就能承担名誉职务，因为在那个时代还存在着工资。然而只根据财产的多少得出政治权力的结论的话，就没有抓住等级结构的特点，城市中很多富有的商人都是因为不享有市民的权利而在政治上无所作为。如果我们要问在政治上施加的影响，那么我们就必须把在议会参与发表意见和在村庄及城市受2尊敬的等级参与政治区分开。贵族，几个比较大的城市和市政机构在政治上代表了这个地区，从而超越了地区，而政治城邦以及它们的寡头贵族统治的宪政则是另外一种情况。在这里没有一个群体享有相同的政治权利，存在着三条清晰的界线。一方面我们要把户主以及住户所有者与没有财产和地产的人区分开。因为政治要求受到住户所有者的限制，没有财产的帮工当然不享有权利，而一个富有的犹太人也完全得不到保护。另一方面，我们还要把享有1市民权利的和无市民权利的人区分开，即使是那些享有市民权利的人也不能完全地拥有参与城市政权的权利，政权是属于旧贵族的。

4 当然，对每个人的社会状况来说最重要的首先是出身，他的家族属性，也就是说，不仅他的一生都要受到家族传统和家族名誉的束缚，而且他的职业生涯和活动也要归根与他的家族。大多数的职务都是可以继承的家族的”财产“，然而也有个别人由于特殊的情况没有继承其父亲的职务。已知的情况有，在为诸侯服役中或者在教士等级中提高了社会地位，商人的贵族化。这也意味着生活关系发生了转变，尤其是很多人社会地位的上升是因为他们接受了教育。在这一点，财政方面的诱惑远不如社会地位的大。谁要是生下来就是贵族，那么他就要保持他的贵族称号和与之有关的特许权; 手工业者的儿子降生到这个世界，他就是手工业者，刽子手或者犹太人的子女，其一生都会受到排斥。出了贵族和城市新贵，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出身之外，每个家族的传统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值得称赞和不值得称赞的行为都被束缚在传统之中，不名誉的行为，非婚生的，破产最后都会导致从等级中被开除出去，至少是损害了这个家庭的名誉。

  5 尤其是公共行为对社会的状况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自己的家庭，自己的等级以及广大的公众都期待着有符合等级的行为。尽管看待这些的严格程度不同，手工业者和贵族更重视，每个人都受到行为惯例的束缚。与这种等级责任相适应的是必须要承担的名誉的职务，而且它们不会带来财政上的利润。不允许任何人品牌或者干扰公共秩序，损害团体的声誉，任何一个手工业者有欺诈的交易都不会不俗阿森纳和手工业的等级，也不允许商人让他的商店破产。同时，人们还要有符合等级的服装，每个等级都必须能通过服装辨认出来。不能举办庆祝活动，也就是不能向公众自我展示，拜托了控制，没有和下层等级保持距离，就意味着自己的等级名誉受到了伤害。很难理解对正派行为提出的要求，它包括道德要求，经济行为和政治观点。越能符合等级的要求，他的声望就越高。因为贵族和商人会比短工和车夫失去得更多，所以上层等级对等级行为的自我控制比下层等级表现得更加明显。

  总而言之，社会的状态不仅取决与社会出身，经济的保障，政治权利和从事职业活动的正派，还取决与主观的看法和日常的行为。人们应该在主观上符合“客观的“等级。违背规定很少不受到严厉的处罚，所以必须要努力地保持他的等级。

  只在等级社会中保证每个人的生活生计是不够的，他要表明的也就是向公众展现的，是公众确定了他的社会状况。就其本身而言，没有什么是有价值的，得到公众的承认是必须的。在外界不被承认的贵族就不是贵族，不承担手工业者责任的手工业者几乎无法出售他的商品，不穿教士服装的教士很难让人们聆听他的讲道。隐瞒自己的等级不被看做为谦虚，而被认为是欺骗。而且犹太人也有义务1让人们识别出来。每个人所做的1，他的生活所依靠的1，他属于哪个等级，要向公众展现什么，所有这些义务都不仅是为了满足等级自我表现的追求，同时也是社会进行监控的方式，唯有这些标志1就不1可能存在排斥。 （德 里夏德 范迪尔门 村庄和城市200-2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