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主立宪－民主过渡的理论模型

苏联的人民英雄奥斯特洛夫斯基同志留下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人生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是应当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整个的生命和精力都已献给人类世界最伟大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如今，共产主义的事业在它的发祥地已经偃旗息鼓了，在东方的另一个马克思列宁的故乡也蜕化到口头上了。解放全人类任务的重担已经讽刺性地落到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头上。在自由民主的旗下，专治国家的人民开始觉醒，有的已经搬开了他们绊脚石，开始踏上民主的大道。因此，英雄的名言只有第一句还能成立，那就是‘人生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　

上小学的时候有篇课文，大意是：‘工人爱机器，农民爱土地，战士爱枪又爱炮，学生要爱书和笔。’往高处说，这些人做好本职工作，为的是党的事业，为的是国家的富强，为的是服务人民。改革开放后，在人民奉为神圣的无产阶级世界观里，掺杂进了金钱的特色。因此让我开始往低处去瞧，这些工农兵学所爱的都是自己的生命，家人的生命。

工人要是不爱机器，就会拿不到工资，一家人就会挨饿，饿久了就得死。农民要是不爱土地，就种不出庄稼，一家人就会挨饿，饿久了就得死。战士要是不爱枪炮，就会打败仗当俘虏，一家人就会挨饿，饿久了就得死。。学生要是不爱书和笔，就没有好的前程，一家人就可能会挨饿，饿久了就得死。因而求生惜命乃是大多数人的追求和本能。

然而小学课本上还忘了一句，‘皇家和官宦爱权力’。

首先，按照毛氏定理，枪杆子里边出政权。皇家和官宦的权利，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们浴血奋战九死一生打出来的。就像东北的农民冒着生命的危险到深山挖到一颗价值连城的老人参，这人参当然是属于他的。由此看来，打江山坐江山似乎是天经地义。不同的是，占有人参的老农虽然取得了个人利益，但是并没有伤害或影响他人，人们无权对他指责批评。然而，打江山坐江山的性质就不同了，皇帝和大臣们要统治整个国家，要全体人民臣服，要剥夺那些和江山关系不大的人民的权利，要占有那些和江山关系不大的人民的财富。于是，我们不得不对这条定理提出怀疑。

第二，按照封建社会的传统，打了江山又坐了江山的那部分人，可以无偿地占有支配国家的土地、资源，和人民的劳动与财富。他们可以拥有酒池肉林，三宫六院，

成群的妻妾，以及金贵的宫殿，甚至坟墓灵堂。不仅如此，他们还要强调血统，让他们的子孙世世代代继承大业，永享荣华。如果说工农兵学爱惜生命只是图个温饱，那么达官显贵们爱惜生命图的是骄奢淫逸，天上人间。因此，他们对权力的推崇有甚于工人的机器和农民的土地。因此，他们需要军队、警察来保卫他们的权力。他们需要报纸、广播来粉饰他们的权力。如果有人跳出来挑战他们的权力，他们会毫不迟疑，把这个人关进监狱或者押赴刑场。

历史的经验告诉了统治者们，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失去权力，就是死亡。试看那些末代皇帝，有的被杀，有的被押，有的悬梁自尽。因此，对他们来说，权力就是天堂，失去权力，就是地狱。如今，政府高官的子孙们大多到了西方的高等学府去读书。很难相信，这些子孙各个资质聪敏，才华过人。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如果没有手中的权力，这些纨绔子弟大概连国内的二流大学也进不去。如今，红二代、红三代们在官场、商界飞扬跋扈，名利双收，靠的就是手中的权力。

毋庸置疑，打江山坐江山是封建制度的延续，这个制度带来的是不公平和不正义。在闭关锁国的时候，我们可以像北朝鲜那样歌颂领袖，夜郎自大，服服帖帖。但是在改革开放后，我们阔大了眼界，知道了天外有天，知道了先进与落后，如果再因循守旧，饱受残缺，就会在世界民族之林矮化。

迄今，几千年来，中国的社会变革都还停留在改朝换代的水平。每次变动，都要流血，让百姓涂炭，民不聊生。短则数年，长则数十年。给国家造成创伤，给人民带来灾难。到了２１世纪，中国面临的不再是改朝换代，而是改制。改制给社会会带来比换代更为深远的变化，面临的困难自然也会大于朝代的更替。而且，需要前所未有的睿智和策略，告别革命就是暴动的野蛮的传统。

从数学的角度，事物的发展变化可分三种情况。第一种呈水平函数
constant，变化的速度是０，比如中国的制度，总体上没多大改变。第二种是阶越函数，向楼梯的台阶一样，变化的速度是无穷大，比如中国５０年代后的方针政策。第三种是缓变函数，代表性的有指数函数。一个国家的变动牵涉到数亿人民的参与和利益，应当采取第三种的指数规律。

众所周知，放射性原子核的衰变遵从的就是指数规律，N=N0
exp( -λt) 。N0是衰变前的母核数，N是衰变后在时间t的母核数，λ是衰变常数，exp表指数。到了一个半衰期T时，N=N0/2;
到了两个半衰期T时，N=N0/４;
到了五个半衰期T时，N=N0/３2。一般来说，到了五个半衰期，基本上差不多都衰变没了。对自然界的放射性核素来说，半衰期可以短到几个微妙，也可以长到一亿年。对社会的变迁来说，半衰期最好能与人的寿命匹配，可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等。

毛泽东过于相信自己，而不大相信科学。因此，他提出了‘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他在一夜之间斗到了地主，他在一夜之间灭掉了资本家，他在一夜之间办起了人民公社，他在一夜之间发动了文化革命。他的继承人又在一夜之间改革开放，在一夜之间变卖工厂，在一夜之间让工人下岗，在一夜之间让子孙们先富。这样的突发式的方针政策的优点是见效快，缺点是给社会造成动荡与不安。中国是个大国，治大国如烹小鲜，来不得急躁。

在改变制度的过程中，损失最大的是当权者。首先，他们担心自己和家人的生命，会不会像齐奥塞斯库同志那样死于非命。其次，他们担心自己和家人的财产利益。为此，他们会以死相拼，毫不退让。因为他们的身后是万丈的悬崖。从人性的角度来说，这是正常的反应。如果让我们设身处地去做抉择，大概也不会轻易地说：‘Ok,
I give up 。’

要想平稳和谐地改变制度，必须先得解除当局者的忧虑。第一，制定法律，在制度过渡的过程中维护当权者和当权者家人的生民安全；第二，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同样受国家保护。第三，愿意效命于国家的可以继续在政府中任职，但取消特权。

制度的改变逐步从消弱党的领导开始，从基层到高层，一步一步取消党的领导机构。一年内取消村党支部，两年内取消乡党委，五年内取消县委，１０年内取消地委，十五年取消省委，二十年解散党中央。在此过程中行政机构保留，并在适当的时候完成对各级行政人员的选举。其间，可以成立新的政党，也可以在没有党派的情况下，地方各界通过代表大会推举侯选人。

为了解决退职后党务干部的出路，制定公侯伯子男五级爵位，现任常委一级的领导享受公爵待遇，政治局享受侯爵，省部子爵，地、市南爵，司局子爵。政府为这些爵士们按级别提供俸禄，按照５０年不变的原则，俸禄沿袭三代。已退休的官员的爵位比在职的压低一等。已死亡的官员的儿子的爵位比在职的压低两等。已过世的官员的孙子的爵位比在职的压低三等。

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级别低没有爵位的干部可以安排工作，自食其力；也可以依靠积蓄，作合法公民；无力自给的干部可以申请困难补贴。愿意到国外定居的爵士家族，政府可以一次性发放１０年俸禄。

这样的改革基本上符合指数衰减规律，在２０到３０年里，和平地完成从专治到民主的过渡。基本思路是退回到戊戌变法的起跑线上。当时的目标是君主立宪，现在皇帝没了，但是党的作用等同于皇帝，皇帝从一姓和单数发展到多姓和复数。可以把原来的君主立宪推广为党主立宪。三代以后，从党主立宪过渡到一个完全的健康的民主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