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未能打赢朝鲜战争，这使美国领导人深感不安。因此，他们在战后２０多年的漫长岁月里，总在想方设法地伤害阻挠美国取胜的红色中国。

其实，中国对美国并不构成威胁，不仅如此，它在东亚追求的国际目标实际上也和美国的一样，即和平、贸易，并与苏联保持距离。然而，由于美国领导人心怀强烈的报复欲望，所以针对中国还是投入了过多的精力。

美国领导人以报复的心态拒不正视上述事实，坚持认为中国意欲征服整个东亚。这些显然与实际不符。可是美国领导人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相信过去对红色中国的指控，当时中国一开始干预朝鲜战争，就被扣上了“侵略”的帽子。然而希望什么就相信什么，因为美国领导人被中国人的行为激得怒不可遏，他们需要有一个“侵略成性的中国”的存在，这样才能证明他们要摧毁中国政权的迫切愿望是正当的——而这个政权曾彻底挫败过美国。

当朝鲜战争最后停火时，美国最高军政领导人向美国人民传达了一个乐观的信息。他们带给人们的印象是：美国实际上赢得了胜利，因为它遏制了共产主义的发展势头。在很长时间内，美国人民整体上接受了这一看法，或者起码认为，这场战争最差也是打了一个平手。不管如何，美国人民对停止流血、战争没有升级为世界性冲突而感到欣慰。

但是在美国高层领导人的心灵深处和私下商讨中，却有一种深深的受挫感，这种情感因无法向公众透露而变得特别强烈。他们明白，本来１９５１年就可取得的和平却延至１９５３年才最后得到。他们知道两年间所受到的一切痛苦、牺牲和损失通通都是无谓的；１９５３年的最终停火线和１９５１年的几乎没有多大差别；１９５３年美国所接受的条件两年前也许就有可能达到。

这且不说，尽管美国公众很少有人了解真实情况，但美国领导人却心中有数，他们曾计划征服北朝鲜，使之与李承晚的南朝鲜合并，而这一计划却被红色中国挫败了。１９５０年９月仁川登陆后，美军又入侵北朝鲜，其惟一原因便在于此。美国领导人知道，遭到失败后进行的战争实质上是一种没有目的的战争，但公众却鲜有人知。

最令人感到沮丧的是，红色中国人用少得可怜的武器和令人发笑的原始补给系统，居然遏制住了拥有大量现代技术、先进工业和尖端武器的世界头号强国美国。

１９５１年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布莱德雷曾经说过一句非常有说服力的话：同红色中国的冲突，将会是一场同“错误的敌人”进行的“错误的战争”———因为美国面临的巨大危险是拥有核武器的苏联。尽管美国领导人承认这一现实，而且事实上也并不准备直接进攻中国，但他们对北京所抱的仇恨，却远比对克里姆林宫的要深得多。这一点有两个事例可以说明。首先，美国对中国进行制裁，实际上是禁止与红色中国开展贸易，竭力阻止中国发展成为工业国。这些制裁比对苏联进行的还要苛刻，即众所周知的“中国差别关税”。华盛顿还迫使其他国家也对中国进行类似制裁。尽管其他国家在６０年代后期放松了制裁，但美国却继续了２０年之久。

美国特别敌视中国的第二个例证，是１９５３年１１月５日即朝鲜战争结束尚不足４个月时国家安全委员会所作的决定。该项决定作为美国一项官方政策，旨在摧毁中国共产党政权，而国家安全委员会对苏联从来都未作过这样的决定。

为了替这种极端的对抗立场寻找根据，美国只得坚持说红色中国人侵略成性，无可救药。美国领导人在心目中为这种侵略臆造了三个证据，即：中国在朝鲜进行干预；北京有意攫取台湾；中国人支持自１９４６年以来一直进行的越盟反法叛乱。

然而这三个证据中没有一个能证明中国的侵略。进入朝鲜的行动从严格意义上说是防卫性的，其目的是为了保留一块历史盾牌，保护北京周围的中心地带。对北京来说，决心拿下台湾乃是内政问题，因为就连蒋介石也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北京对越盟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防范措施，因为中国担心美国会干涉越南，消灭共产党，在中国的南疆建立一个由美国扶植的国家。这与美国支持印度支那的反动势力相比，北京对共产党的支持是不过分的，而且完全是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

然而美国领导人却拒不正视中国人的和平意愿，尤其是误解了中国在东南亚所起的作用。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基本观念是，如果共产党在印度支那争得一席之地，他们就会继续对这一地区的其他自由民族进行侵略。

１９５４年春天，法国一个军在越南西北部奠边府被包围，全军陷于覆灭的边缘。此时东南亚问题已到了危急关头。法国为了从越南抽身，同时又要保留一点“面子”，便策划了一次日内瓦会议，来讨论越南和朝鲜问题。有关朝鲜问题的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但在越南问题上会议提供了显著的证据，证明苏联和中国在这一地区并无侵略意图。而美国由于抱有敌对情绪，却没有看到这一点。

１９５４年９月８日，国务卿杜勒斯诱劝东南亚条约组织中的７个国家支持美国。虽然当时标榜说该组织与大西洋公约组织类似，但它却要脆弱得多，因为并没有条文规定在受到攻击时要成立联合军事司令部。由此可以看出，各缔约国并不相信面临着什么危险。只有美国的几个主要盟国支持美国，即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基斯坦、菲律宾和泰国；而印度、缅甸、锡兰斯里兰卡和印度尼西亚却表示拒绝，这说明他们并不担心共产党的颠覆。

杜勒斯对１９５４年４月发起的一场运动的意义也没有认识到。当时周恩来阐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些原则在以后的２０年中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石。这些原则号召所有国家“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而杜勒斯和其他美国领导人却把五项原则看成是一种宣传，根本不予重视。然而１９５４年４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不结盟外长会议上，北京由于承诺在他国之间的关系中采取这些原则而赢得了众多国家的支持。这就大大减轻了各国对中国意图的担心。

美国对红色中国的敌视在台湾问题以及该问题的处理办法上表现得最为充分。朝鲜战争结束前，美国就曾派遣军事顾问团到台湾，帮助重建国民党的军队。战争结束之后，美国第７舰队又在台湾海峡游弋，阻止共产党夺取这座岛屿。

美国抱定决心保护蒋介石国民党，为制造根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于１９５３年１１月宣布，台湾对美国在远东的防御地位十分重要，美国要继续使该岛“独立于共产主义之外”。

本来在１９４９年时参谋长联席会议就曾判定台湾在战略上并不重要，但现在却又重要起来，这并不是因为台湾的军事重要性提高了，而是因为国民党还占有一小块中国地盘，由此可以引申并保留一种假设，说它仍是整个中国的合法政府。这样就可给美国以口实，阻挡红色中国加入联合国，取得安理会的合法席位，同时也可在外交上否认中国。

美国曾一度想暗中帮助蒋介石重新夺取大陆。这是１９５３年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不久的一种推测。当时总统决定“放开”蒋介石的手脚，不再限制国民党攻击大陆的目标。但这种想法很快就寿终正寝，因为国民党的军力太弱，无法从事这一事业。

国民党反攻大陆的想法在１９５４年５月就破灭了。当时红色中国军队开始采取行动，意欲夺取距离大陆不远的一些岛屿。由于北京此前专心致力于朝鲜半岛，这些岛屿仍在国民党手中。其中最重要的有两座岛屿，一座是金门岛，一座是马祖岛。

蒋介石在这些岛上派驻大量守备部队以防共军。但这些岛屿显然是守不住的，而且在军事上毫无重要性可言，军队应该从中撤出。但是许多美国军政领导人却反对让中国心满意足地得到这一点点土地。时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亚瑟·Ｗ·雷德福海军上将曾派第７舰队的一些舰只去访问这些岛屿，以防发生任何战端。

１９５４年９月４日，中共海防炮兵开始炮击金门。国务卿杜勒斯做出反应，他预言该岛一旦失守，就会危及台湾的国民党人。这本是一派胡言，而且陆军参谋长李奇微也曾说过，失去金门并不会影响台湾的防务，但雷德福上将却主张美国出面干预。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华盛顿官方曾仔细考虑过在金门问题上挑起战端。美国领导人后来之所以取消了这一决定，是因为中共没有采取任何进攻行动，而且艾森豪威尔也曾指出，如果打起来，战火肯定会远远蔓延到台湾海峡之外，甚至会发展成为一场与苏联的核对抗。然而以杜勒斯为首的一帮人，却力主做出反应，而不论会产生什么后果。美国对中国的敌意十分强烈，中共如果试图拿下金门岛，确实会有美国干预的危险。

与此同时，国民党从其他易受攻击，或易受中共空袭的所有其他岛屿上撤了出来。不过在美国的强力支持下，蒋介石决心保留马祖和金门。

１９５５年初，美国将台湾列为“保护国”；５月国会授权艾森豪威尔，可以动用武装力量保护台湾地区；２月９日参议院又批准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这样一来，美国就已正式奉行“两个中国”的政策。英国和美国的其他友好国家反对美国采取这样一种僵硬立场。从那时起，美国不顾大多数联合国成员国的意愿，独家支持国民党呆在联合国。

只是由于北京踌躇不决，才使台湾海峡的重大对抗得以避免。虽然１９５８年８月中国人对金门又进行了规模更大的炮击，但其目的则是为了表明他们不惧怕美国，并不是真要侵犯该岛。尽管这次炮击又在一段时间内引起了红色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局势，但中国并未试图侵占金门。从此以后，金门、马祖问题便渐渐消失了。１９６０年艾森豪威尔总统访台期间，又发生了一次炮击。但自那之后，由于北京认为这两座岛屿被国民党占领并不构成威胁，于是便把它们搁到一边去了。

朝鲜战争之后，北京便全神贯注于全国农民的社会主义化，并致力于创建现代化的工业国家。而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中国仍深怀敌意，毛泽东与周恩来因此便放弃了谋求解决争端的希望。由于美国断绝了同中国的正常国际贸易和援助，红色中国只得指望苏联援助。但因苏联一心致力于从二战中恢复元气，只愿给予有限的援助。

与此同时，中苏之间的一场根本冲突也使昔日的朋友反目成仇。俄国害怕核大战，正寻求与西方和解。但是红色中国却被美国的行动排除在文明国家范围之外，这令人十分怀疑美国的意图。北京担心苏联会以中国为代价与美国结成同盟。

１９５９年６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出尔反尔，撤销了他在两年前达成的帮助中国发展原子弹的协议。中国领导人深信他是在讨好华盛顿。在北京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１０周年之后不久，赫鲁晓夫建议毛泽东接受美国所提出的“两个中国”的方案。这是一项完全不能接受的建议。１９６０年６月赫鲁晓夫将帮助中国发展工业的１４００名技术人员全部撤回，并带走了图纸和技术资料。从此以后，两国间的敌意便公开化了。

１９６１年元月，约翰·肯尼迪当选总统，此时他本有一个绝好的机会，利用中苏之间的分裂与人民共和国达成谅解，从而孤立美国的主要对手——苏联。但肯尼迪却暴露出了对中国的偏见，这一点并不亚于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他不仅不设法与中国解决纠纷，反而同俄国谋求谅解，并于１９６３年７月，建议美俄两国携手发起一场先发制人的进攻，对中国新疆罗布泊的核弹实验基地进行打击。但赫鲁晓夫未为所动。

在肯尼迪执政期间，继续孤立北京已毫无道理，因为中国的动机不再有任何可疑之处。十多年间，中国与各国间的相处十分审慎，越出国界的行动只有一次即在朝鲜，而当时也只是为了保护他们本国的利益。

在台湾问题上，美国领导人陷入了理智的死胡同中。国共两党都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在逻辑上就意味着台湾的地位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美国是无权干涉的。蒋介石当然明白，如果没有美国的保护，他那早已失去人心的政权就会消亡。蒋介石和美国要规避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逻辑推论，只能坚持说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土生土长的分子，而是克里姆林宫指挥下的一个征服世界的阴谋集团的代表。根据中苏分裂、莫斯科努力同西方和解这一情况，认为红色中国是克里姆林宫指挥的阴谋集团的代表这一观念已变得荒谬可笑了。如果美国承认事实，他就根本无权控制台湾。但肯尼迪却不顾事实，继续坚持那套阴谋集团的鬼话。

１９５４年日内瓦会议之后不久，越南内战便死灰复燃，而约翰逊总统对越南内战也越发关注起来。他在印度支那半岛动用了庞大的美国军事力量，又在１９６４年末和１９６５年开始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中国曾对此提出抗议，但却私下传话给华盛顿，只要美国不派遣地面部队入侵越南北方，威胁中国边境，中国便不会对越共给予物力以外的援助。

这样一来，中国当年入朝参战的理由及其在日内瓦会议上所宣布的必要条件，再一次摆在人们面前：中国不会容忍其边境上出现美国军队。约翰逊至少从朝鲜战争中对此有所了解，因而尽管其军事顾问曾力劝他向北越出兵，但他却始终未这样做。

与此同时，中国于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６日爆炸了自己的原子弹，并于１９６７年６月１９日搞出了氢弹，中国从而作为一个大国完全登上了世界舞台。这证明美国孤立中国的政策已变得极端危险，因为如果中国继续受到蔑视，并被拒于联合国大门之外，那么奢谈限制核武器就毫无用处。然而约翰逊得知中国爆炸原子弹后，却做出了恰恰相反的反应，他暗示中国要利用原子弹进行讹诈。而事实上此时周恩来已告诉约翰逊，中国永远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１９６９年元月尼克松成为美国总统之时，很少有人认为他会改变美国对红色中国的既定政策。然而尼克松却成为罗斯福以来第一位对中美关系进行透彻分析的总统，他还同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一起认识到，让这个拥有世界上四分之一人口的大国重返国际社会是绝对必要的。

１９７２年２月，当尼克松及其夫人联袂访问北京时，他们得到了绝大多数公众的支持。这两个伟大国家也终于恢复友好关系。倘若没有朝鲜战争，两国的和解肯定会来得更早。这场痛苦而可悲的冲突就是这样在两国之间投下了一道长长的阴影，并使整整一代人背上了沉重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