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大宪章61条重点是王室违反协议是男爵和全国人民的反抗权。第39条重点是审判中必须由同等人审判。这是极为重要的原则。

直面而言，国王定男爵们的罪，参加审判的贵族要认可，引申而来，要定自由人之罪，参加审判的自由人要认可。 1354年爱德华三世 關於大憲章的法令：「任何人非經正當法律程序，不得剝奪其土地或住所，不得將其逮捕或監禁，亦不得剝奪其繼承權或將其處死。」   我不能不说，很多人大谈中国秦朝法制其实不懂最基本的道理。

让我们考虑一个虚拟案例好了。 假定国王对某大臣大为不满但一直抓不到把柄， 有次会面发现大臣穿衣略有问题，随即公布一条法律，在国王面前衣冠不整者为重罪。借此除去眼中钉， 诸位觉得是否荒谬呢？ 但是按照中国法制的观点，国王的理由虽然荒谬，但整个过程完全合法。

中国法制以君主意志为法源，可以演化出种种极其荒谬的结果。 不要以为上面说的是笑话， 中国传统社会有“大不敬”这条罪名，”衣冠不整“完全可以附会到“大不敬”罪名， 而“大不敬”可以定为死罪。

乾隆十三年皇后过世，因为理发而丢官充军甚至掉头的官僚很不少。 两江总督尹继善、闽浙总督喀尔吉善、湖广总督塞楞额、漕运总督蕴著、浙江巡抚顾琮、江西巡抚开泰、河南巡抚硕色、安徽巡抚纳敏等五十三名，均在惩处之列。最后，总督尹继善、大学士高斌受到严谴，周学健（另有受贿罪）与塞楞额则被赐令自尽，湖南巡抚杨锡绂、湖北巡抚彭树葵均被革职。

不准理发而理发就是“大不敬”罪名，如果加上“明知故犯”，“居心叵测”， 那就是足以充军掉脑袋的罪名。 这里引高阳小说里面的上谕“本朝定制，国恤百日以内，均不剃头，倘违例私犯，祖制立即处斩，亦如进关时令汉人薙 发，不薙 发者，无不处斩之理”。

又，乾隆皇帝在查看翰林院上奏的孝贤皇后册文，其中满文译“皇妣”为“先太后”，乾隆皇帝认为这是个“大误”，立刻要召见负责翻译的刑部尚书阿克敦，想不到阿克敦没有候旨就已经退出宫殿。乾隆皇帝大怒，下令罢去阿克敦所有官职，下刑部大狱，按照“大不敬”罪名，打算定罪“斩监候”， 刑部定罪“绞监侯”（次斩监侯一等）， 乾隆大怒，痛斥刑部，引申到刑部朋党，把刑部六堂官交户部定罪，最后六人均是“革职留任”。

中国朝代演化到后来，如果让官僚审判官僚，也许“大不敬”还是“大不敬”， 官僚一般要加重定罪，让皇帝有开恩的余地，官僚做“恶人”，皇帝做好人。重要的是，皇权和 国家通过不断扩大定罪范围逐渐剥夺国民的权利。 “大不敬”这种罪名之所以成立而并能成为重罪，本身就是对“传统中国法制”的嘲笑。

英国大宪章39条反对的就是肆无忌惮的权力。当时人已经意识到肆无忌惮的权力可能如何制造法律捏造罪名迫害臣民，所以“未经同等人之合法判决以及国法所允许，不得捉拿，拘囚自由人，不得剥夺产业，放逐...."。 这条不仅对于被控诉的人提供了一种保护，而且对参加审判的同等人也是一种保护。 权力者要想找到一伙同等人为帮凶陷害某人，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在39条保护之下，定任何自由人之罪，这种罪至少在自由人群体之内被认可是一种罪行，并不能侵夺自由人已有的权利。 在理论上，这条对防止国家权力不断扩大对罪行的定义而侵犯自由人以及全体公民权利有极为积极的意义。

如果中国人一开始能顶住皇帝的压力，不把“大不敬”上升到能定为死罪的重罪，上述荒谬情况就根本不会出现。在39条条款下，又有几个人会傻得把“失礼”上升到“大不敬”，把“大不敬”上升到死罪之列呢？

ZT:

第39章中，英國國王約翰做出了以下的承諾：「任何自由人不得被捉拿、拘囚、剝奪產業，放逐或受任何損害。除非受同等人之合法判決及國法所允許，我們亦不 會自己充當軍隊或派軍攻擊他。（No free man shall be taken or imprisoned or disseised of his Freehold, or Liberties, or free Customs, or be outlawed, or exiled, or any other wise destroyed, nor will we go upon him nor send upon him, except by the lawful judgment of his peers or by the law of the l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