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刘亚洲的一席讲话”　见　http://blog.creaders.net/dszhang34/user_blog_diary.php?did=145175

　　我不知道这篇是否真是刘亚洲的讲话。　如果是，刘亚洲也算煞费苦心。

　　我觉得这篇批评中国文化“不尊重人的生命也不尊重自然的生命”恐怕一点都不错。　为什么如此呢?　急功近利?　大一统，缺少财产观念?　人口压力?　这还有待分析研究。

　　从各方面看，人本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资源。　但到底国家人口的量更重要还是质更重要呢?　面对这个问题，各种文化有不同的倾向。　中国自先秦起，大概就是主张多子多孙多福的一派占了上风，这和希腊文化传统形成极其鲜明的对比。对人质量的态度，影响资源的分配，影响对自然的态度，影响军队的组织，影响到家族，等等。

　　有些文化有过禁欲主义，但中国，禁欲主义从来就没有占过上风。到底是缺少宗教的缘故，还是是更深层社会原因之果呢?　禁欲主义其实是对资源挑战的一种回应。　当资源短缺现象没有缓和，禁欲主义至少可以缓解社会矛盾的激化。

　　当社会有扩张余地时，一个社会主流是多子多孙可能有相当竞争优势。　战国后期，秦兵未见得单兵或武器的优势，但只要不断靠人口优势硬兑子兑下去，即使一对一的拼下去，对方早晚只有崩溃。

　　为什么这样说的?　我眼里，商鞅的分户令强迫百姓分户，对社会生产率似乎没有任何好处，唯一好处大概就是增加人口增长率，可以提供更多的兵员吧。　从劳动生产率的角度，大型农场当然比小农经济有更大优势。　当人均土地资源日趋紧张，一个社会只有从农牧并重转向纯农业社会，从马力农业到牛力农业，最后到人力农业。

　　我眼里，中国各朝各代，一个朝代初期经常是国力最强的事情。　而朝代末期人口高峰反倒是社会矛盾最深，国家最弱，贫富差距最大的事情。　当我们从战略角度看游牧族和农业民族的冲突，我们常常看到的是游牧族骑兵的机动性。背后呢?　背后是游牧族人均高得多的资源。　某种意义，游牧族有质，农业民族有量。

　　总之，中国落入一个恶性循环，　榨取自然以获得更多资源，有了更多资源后有更多人口，更多人口又迫使从自然榨出更多的资源，虽然两千年中有好几次“农业技术”的大飞跃，但随即又为人口增长抵消。从秦汉到明清，中国人均劳动率增长极小，不足以支持一场工业革命。　正如刘亚洲文内说的，中国毁掉了自己的环境。

　　从单个农户的角度，如果社会处于半无序状态，多子孙可能意味某种竞争优势，至少在使用暴力取得竞争优势上，多子多孙有好处。　缺少子孙的农户只能变成牺牲者。但对个体有好处的事情未见得对国家有好处，这又是另外一个主题了。

　　王朝的角度看出去又大不一样。　天下只有一个皇帝，人口多了十倍自然有相应的好处。　从这点而言，统治者的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不是一回事情，　皇帝和官僚，官僚和地方豪强，地方豪强和小老百姓各有各的短期和长期利益，但在殊死竞争中，任何个人都很难主动做出牺牲或让步，只有死斗到底。　而中国文化似乎从来没有提供社会达成某种共识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