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我在Adobe Systems打工时，Adobe的王牌产品Acrobat的一个漏洞被一个俄罗斯黑客[1]泄密，搞得Adobe非常恼火。当这个小伙子居然跑到美国来参加黑客会议时，Adobe要求FBI逮捕了他!这可惹火了这帮安那祺主义倾向的团体，他们从洛杉矶赶到圣何西Adobe总部来抗议。Adobe头头如临大敌，叫我们员工不许接触他们。这倒引起我的好奇，出去见识这些摇旗呐喊的好汉，听到他们的愤怒咆哮：“可耻Adobe!自己产品质量不过关，还要动用国家权力来抓人!” Adobe果然投降，赶紧请FBI放人。这是我第一次见识安那祺主义黑客的政治力量，学到了在美国“no fight, no right”(权利必须争取才能得到)的道理，不过，这也埋下了我在“9/11”后被首当其冲裁员的远因[2]。

　　2004 年我决定结束无国籍难民身份，也给小布什当局一个机会，试一试美国宪法是否灵光。结果证实自己处于无休止、无处申诉的被FBI黑箱操作调查背景的地位，也证实美国宪法确实被无法无天的“反恐战争”冻结了。有一天夜晚，我在圣何西会展中心的旗杆下独自徘徊良久，犹豫要不要在民主党大会期间切断绳索，降下美国国旗为宪法致哀。硅谷的反战运动高昂，我知道如果我“有幸”成为“公共人物”，劳动党、禄党、和平与正义中心、移民权益团体、宗教团体、劳工会议和县/市议会的朋友们会支援我，但我不是小布什“9/12反恐战争”的直接受害者，不能唱主角。

　　正是我们的反战运动帮助奥巴马战胜了克林顿夫人并轻易入主白宫，我2009年也结束了十几年的无国籍难民身份。前不久，奥巴马终于宣布结束“反恐战争”，要让宪法回到指导地位来。但多数美国人对于自己的宪法权利受到侵蚀已经麻木不仁，Edward Snowden斯诺登的出现，正是对美国公众和国际社会的当头棒喝。他没有隐藏自己的身份，因为他知道自己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他钦佩1971年向《纽约时报》泄漏五角大楼秘密文件的丹尼尔·艾尔斯伯格和泄密给维基解密正在受审的一等兵布拉德利·曼宁，同时“细心地挑选了外泄的文件，确保都是关系公共利益的材料。许多材料能造成更大的影响，但我没有泄漏。伤害人不是目的，揭露真相才是”。艾尔斯伯格说斯诺登“为这个民主体制做出了巨大的无法估量的服务”，并说自己等了数十年才看到“这样一位真正准备好以公民身份为他的国家冒生命危险的人，显示出战场上的人们该有的勇气”。

　　长毛同志已经动员香港的民众，欢迎和呼吁当局保护这位当代自由英雄，不要污辱了香港“自由港”的名声。其实，最害怕斯诺登回到美国的正是美国当局。历史上，正是美国司法系统对替天行道的安那祺主义者的迫害(芝加哥8位同志死刑、沙科和万塞提死刑、伯克曼22年徒刑等)唤醒了世界良知和正义，让我们拭目以待香港当局何去何从。

　　今天，谨以此文祝贺这位替天行道的安那祺主义者的30岁生日。

　　[赵京，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2013年6月21日]

　　[1] 安那祺主义的标志颜色是黑色，所以称黑客也不是贬义。

　　[2] 当天，所有公司头头和员工都仓皇离开，只有我一个正式员工坚守在总部大楼，与几个保安工人交换意见。以我对美国外交政策的长期批判，我知道总会有这么 blowback一天的到来。我被裁员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在全公司年度大会上，当所有员工站立为创始人鼓掌时，我不为所动，结果大家都把目光转向那个唯一坐着鼓掌微笑的卑微员工。我并不是富人权势的敌人，但更是贫苦民众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