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生时代--在无知和潜移默化的质变中快乐着

送交者: 潘一丁 2013年07月14日17:30:53 于 [天下论坛] 发送悄悄话

我出生於1937年、在中国大陆的一个算得上公职人员家庭。我的父亲是在结婚的蜜月途中就不幸染病（败血症）去世，偏偏还来得及造就出了我。好像这就是他来到人世的唯一目的，并且能以自身短暂而不幸的爱情，让当时正值双十年华、有大学学历和佼好外貌的母亲，竟然愿意为了这个对她来说是很残酷的现实--因为发现已经怀上客观对她而言，理应“诅咒”、甚至采取终止妊娠手段的我，决定生下并坚持终身守寡，而牺牲了自己一辈子的幸福。尽管父亲临终前坚决要把“结婚戒指”退还给她。而父亲死后，明理、宽容的家族成员，也完全没有施加要她“守寡”的压力。现在每当这个“最不该出生”的自己，想起他们这段“凄美绝伦的爱情”，就会热泪盈眶，一种哀伤的悲痛跟莫名的不平和遗憾，参杂着疑问、由然而生：是“命运”对他们太不公平、还是有意安排的“使命”？因为接下来的我，以他们授予自己的肉体和创造的条件，走过了一段截然不同、却足以告慰他们的人生。 我的小学生涯，是在抗日战争中度过的。由于不断“逃难”的原因，从离开上海到最后又回到上海期间。可以说是一堆颠沛流离的碎片，已经拼凑不出一个完整的记忆来。因为我好像从来没有在一个地方的一间学校，上满过一个学年。现在回想起来，只有不断变化的方言和依稀保留的有限情景。也许正是这样的经历，让我躲开了必需接受社会和家庭、由习惯势力来养成的“规矩”。反而形成了自己另类的方圆--具有逻辑的“模糊思维”能力，并积累了足够多的“模糊记忆”数据，获得了可以客观而不受固定模式约束地观察、认识、甚至批评社会现象的条件（本来有“记日记”的习惯，可惜在“反右运动”开始时，因害怕而烧掉了）和绝对“独立思考”的思维方法。唯一产生的不良“副作用”，就是因为始终没有能获得接受严格而带有强迫性质的“书法训练”条件（如天天要在九宫格习字本上，一笔一划地照字帖写大字），以至于落下只能写一笔烂字的“后遗症”。如果不是电脑和汉字软件的及时出现、替我解了围的话，我现在恐怕连写“乞讨告示”来博得同情的要饭（包括要一官半职）的本事都没有。更遑论像秦侩、汪精卫、胡长清等众多贪腐官员那样，可以靠一笔令人赞叹的好字，作为当汉奸或贪官的资本了。但是，我却因此逃过了“临摹（字帖）”对自己创造力的必然扼杀。更以自己所有行为表现总是被人视为“异端邪说”的切身体会，得出一个毋庸置疑的结论，那就是：痛感这是扼杀中国人“创造性”、并形成普遍“甘当跟屁虫（其表现的本质上，就是一种临摹的行为）”共性，像科学院院士“钱学森（或李约瑟）之问”那样，从而产生不出除低端书法艺术以外、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大师（如古代老子、孔子或西方的爱因斯坦）”的，一个重要（但不是唯一）原因。 49年我在大伯父那里迎来了重庆解放。一年后就被始终同情、尊重、关爱、怜惜母亲不幸遭遇的伯父（他的儿子跟我父亲同龄），托人带回上海，回到母亲身边。在一个经济条件并不宽裕却相对稳定的生活环境中，开始在快乐而似乎又浑浑噩噩的“无忧无虑”氛围中（现在回想起来，总是会跟宠物小猫小狗，或猛禽幼狮幼虎的眼神或行为表现，产生类似的联想），度过了令自己至今回味无穷、终生难忘的快乐学生时代。 回沪后接着读的小学六年级（好像是留了一级），是在家附近的一间学费比较贵的私立小学读的。所以毕业后，母亲当然希望我去考一间公立中学。但是自己似乎从来没有考试之“才”--逢考必败。母亲只好把我送去附近一家私立中学（光华大学附中）。不过幸运的是，这个私立的光华大学，很快就被国家接手，改为“华东师范大学”，我们这个附中，当然也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低收费的公立“师大附中”了。大概是“天可怜见”我母亲吧，我就这样“滥竽充数”般，混过了第一次丛林法则般的“择优录取”。而且还获得了一个额外收获，那就是师大附中很快就搬家，搬到了离一个旧货市场很近的虬江路。从此每天午饭后到下午上课前，到虬江路“掏旧货”，就成了自己的“课外嗜好”。其收获就是，从形形色色的废旧物品中，不断积累了自己“见多识广”的经验；而且让我得以用极为有限的零用钱（好像每月只有三元人民币），添置了尽可能多的工具和电器零件。初步奠定了自己实验室的物质基础。后来正是在这个“实验室”中，形成了自己的动手能力和技术风格，并决定了我后来的人生轨迹。 那时的母亲，由于感受到社会氛围在解放前后的明显对比差距，而对生活充满信心和希望，并将身心和精力全部投入的工作之中，并没有对我的学习或生活有过多的干预。我在初中时的表现，好像也乏善可陈，有一门英语不及格（后来因为又改学俄语，才算把成绩补回来）。印象中，不但没有什么异于常人的“秉性”，表现绝对平平，只是从成绩报告单上来看，自己的考试成绩还是在没有人监督的情况下，在不知不觉中与时俱进的。而且那个时期享受到的快乐，更是终身难忘。包括放学后在弄堂里踢小橡皮足球、单脚蹬着旱冰鞋打“冰球”、跳高（现在想起来，在水泥地上其实很危险）抖空竹、弹玻璃球、甩陀螺，呼喊并敲打着脸盆、跟着大人“除四害”，无知而兴高采烈地、眼看天上飞着的麻雀自己一只只掉下来……。尤其到了暑假，先争取尽快把暑期作业写好，接下来就可以从事自己对电器的爱好和尽兴玩了。我们会用面粉洗成粘度很高的面筋，固定在竹竿上，到树上粘许多知了（蝉）；还到郊区野外捉蟋蟀回来斗；也到车行租用自来水管焊成的自行车（比较结实、经摔）回来学；用糖精、香精和小苏打、柠檬酸，来配成“汽水”喝；或者到冰店里花三、五分钱，买一大块不卫生的冷藏用冰、回来放在茶缸或碗里，兑上醋和白糖，就成为很好喝的冷饮；总之，在没有电脑、游戏机、雪糕、冰激凌、可乐等参照物对比的条件下，现在回想起当时的感觉，又有谁能说生活得“不快乐”呢？ 初中毕业，在升学考试中、我又一次失去进人本校高中的资格。却又莫名其妙、歪打正着地，以七或八选一的比例、考入附近一间素质小有名气、学费也不便宜的私立中学高中部，开始了最后一段的学生生涯。不过不可思议的是，我（或者应该说是母亲）又再一次得到老天的眷顾，在还没有交第一次学费之前，学校就被宣布一律“姓公（学费只要6元）”了。 这时，母亲正在一所郊区中学任教，每星期才回家一次，而那时尚处于“公用传呼电话时代”，她是担负不起用电话来遥感或遥控我的成本的。所以我实际上等于处在一个“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野”的氛围中。现在回想起来，不能不庆幸自己是生活在一个尚未开始受到政治或经济污染的清新时代，得以孕育并保存了一颗始终不泯的“童心”。自己就是在这个“黄金时代”的熏陶中，形成了全部的人格品质，掌握了“学习知识的知识”，和能为社会提供“正能量”的真功夫。 正是这种没有约束（但是必须承认，自己已经由于家族的家庭环境、和母亲为人的身教影响，加上学校形成的良好环境。已经生成最基本的道德“方圆”）的环境氛围中，让我得到了最适合自己成长的条件。 三年的高中生涯，我在自己逐步创造、完善的实验条件下，继续强化着对“无线电的爱好”。为了争取尽可能多的“课余时间”，养成了“不带书包回家”的习惯。也就是在上课时就要弄懂该节课的内容，背下所有新的外语单词，并在回家之前，完成所有的家庭作业，虽然没有刻意追求，但还是能将考试成绩保持在中上游的水平。我就是在这种“学习、爱好两不误”的情况下，用书本型巧克力糖合，制造出一个“电子管再生式收音机”，甚至拿到课堂上去偷偷听，以示对某些老师授课方式的不满（还记得当时写过的一首打油歪诗“老和尚念经小和尚听，老和尚念得六根净，小和尚听的是糊涂经”）。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行为虽然有点荒唐不羁，但是有一条，那就是始终把上课学习放在第一位，从来没有想过要旷课、逃学。更从来没有越过道德的底线。也就是始终以抄袭、作弊为耻。可以为解一道几何或三角的思考作业题，去想上几个小时，直到解出来为止，决不去问别人。也许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就是这么训练出来的。以至于后来到了文化大革命中，也始终保持着没有当过“（哪怕是毛泽东的）跟屁虫”的记录！ 可以肯定，接下来的高中生活，是自己一生中最快乐的黄金时代。那时生活的主旋律、除了上课学习外，就是沉浸在和谐跟友谊的氛围中了。记忆中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大的对立或打架事件。班上一些气味相投的男女同学，有时在星期天会到一个条件较好的同学家里聚会包饺子。放“春假”时还会结伴一起到郊区去春游。但是却绝对属于青春期的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乱七八糟的事。这只要看看我们班的五十多位男女同学，最后没有一对结成夫妻的事实，就可以证明了。现在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五十多年，相互之间的友情却并未褪色。目前留在上海的老同学，尽管都已退休，但仍然在老班支书和几位热心同学的张罗下，保持着联系。只要有外地同学回沪，就一定会有一个欢迎的聚会。每每回忆起这段高中生活，都能从中感受到“友谊日久天长”的温馨。值得教育工作者总结、检讨、思考，从而发现今天教育之片面和不足。 高中毕业，在填报考志愿时，心气既狂又高，宁缺毋滥，更没有将其当成一锤定音的“独木桥”。好像只填了几个有限的专业和学校。竟然完全不考虑自己的实际“斤两”以及不利的复杂社会关系，还有那很可能“致命”的一笔烂字。结果当然可想而知--再一次名落孙山。也居然没有受到母亲的责怪，反而为我准备了次年再考的条件。不过，对已经修成“阶段性正果”的我来说，我已经快乐地享受过属于我的全部学生时光，另一扇机遇之门，又打开了。 58年，我不顾母亲要我“再考一次（大学）”的劝阻，坚持去到外地一家机械厂当学徒工，正式跨进了社会的门槛。以自己学生时代积累的知识和能力，开始了一段真正“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怎么形容都不过分的成功实践。而这一切均得益于那个时代的潜移默化，并且有迹可循。 现在回想起来，对比今日学子的学习负担和身心压力，在公交车上每每看到戴着眼镜、像苦力般背着一大堆书本的中小学生，一种“同情心”由然而生。不由得生出一个疑问：尽管他们享受到的物质条件跟当年的我们有天差地别，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他们真的快乐吗？他们的所谓“快乐”，是不是一种『吸了社会之“毒（品）”后，追求刺激的反应』呢？ 值此又一个暑假来到之际，触景生情。追忆一下那个曾经度过、并受益终身的、绝对的快乐时光，顺便跟老同学们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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