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解放前”来到”天上人间”，也说公平

万湖小舟

      研究所给我们课题组配了一位不惑之年的汽车司机李师傅。为实验方便，他给组里拉器材，设备和人员。那时改革开放刚开始。一天工作之余，大家闲聊。我说了句，现在农村改革，打破了”大锅饭”，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真好。谁知李师傅极不满意地噎了一句。”什么大锅饭? 那是毛主席给我们饭吃。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原来李师傅家在农村，妻子带着两个小孩子在家务农。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妻子既要带孩子，又要承包责任田，家里明显劳力不足。过去在生产队里，大家互助，还能过得去。现在各搞各，李师傅的家在农村就属于弱势群体了，像过去的”贫农”。李师傅怎么不抱怨又回到了”解放前”。我才明白改革开放的政策并不是给所有的人都带来了好处。

      三十年过去了。一次去上海拜访一位老同事得知，李师傅现在和老伴也在上海，住着自己的新房，含饴弄孙，好不快活。原来李师傅的儿子和女儿乘改革开放的东风，去上海打下了一片天地，创了业，置了房，把父母都接到上海同住。我为李师傅感到高兴。如果见到他，我一定要和他开个玩笑: 用三十年从”解放前”走到了”天上人间”。李师傅现在一定会感谢改革开放的政策，不然他的一对儿女还在农村务农，他和老伴哪能在上海儿孙绕膝，欢度晚年。

      所以再好的政策也会使一些人的利益暂时受损。重要的是社会要有一个公平竞争的机制。在这个机制下，利益受损者，或弱势者可以后来居上，从底层迈向高层。反过来百万富翁在这个机制下也可能从峰尖走入峰谷。都取决于天时，地利和人和。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造就了很多的由下而上的胜利者，也淘汰了不少从上到下的失败者。报”怨”或报”恩”，规则就在那里。规则是不是可以更完善，更公平一些？显然还有很大的改革空间。

      说实话”红二代”，”官二代”和百姓的二代没有什么不同。只要在公平竞争的机制下上位，对谁都不应该有非议。有人总说某某人的公子行事低调，好像是个美德。其实如靠自己的本事打下一片天下，高调又有何妨?

俗话说”穷不过三代”，”富也富不过三代”，是针对公平社会而言的。没有了公平，对弱势者岂止才穷三代，对富有者又哪能仅仅富三代。但是就算建立了公平竞争的机制，由于人与人在智力上，体力上和机遇上有不同，也还会有弱势群体，有贫富差别。对一个现代社会来说，如果让人三代才能脱贫，太长了，不公平。如何帮助社会的弱势群体，缩小贫富差别，尽量做到公平一些?一些发达国家的政策和措施值得国内参考。

      加拿大地方政府征收的房产税在西方国家中是很高的，还年年上涨。政府告诉你上涨是由于要更多的投入教育，要更新公共设施等等。凡没有购买自己房子的人不用交这个税。却有权享受教育和公共设施的社会福利。这好像有些不公平。

       又如德国人不实行全民公费医疗，要买医疗保险。对普通的医保，很多保险公司，如科技人员保险公司(TK)，都实行医疗保险的费用取决于受保人的收入。收入低的，保费底，收入高的，保费高。但不论所交的保费多少，在同一个医保项目下，受保人和他/她的家庭成员都享受相同的医疗待遇。这好像也不公平?

目前国内的医保一般是按保险项目收费。交保费高的，能报销的医疗费用就高，交保费低的，能报销的医疗费用就底。这看起来比那些发达国家的政策和规定公平。上述发达国家的那些政策和规定是不是有”劫富济贫”之嫌呢?

      按”付出少，少得，付出多，多得”的道理中国的医保算公平。可那是浅层次的，表面上的。如果得的病相同，为何富人可以占有更多的医疗资源，而穷人只能拥有少量的医疗资源?这显然不公平。如果按”向社会索取多，就应回馈社会多”的道理，上述发达国家的法规不仅不是”劫富济贫”，而是深层次的和实质性的一种公平。

       很多先富起来了的人，道德高尚，愿意帮助弱势群体，捐了很多善款，积极参与公益事业。无疑对促进社会公平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怜悯不是公平，道德不是法规。举房产税为例，西方过去是没有房产税的。一些百万富翁买了豪宅，总想做些善事，给地方政府捐些善款，成为一种时尚。但政府并不领情，将做“善事”制度化和法规化，这才有了房产税。房子越大，房产税越高，这对缩小贫富差距，寻求社会公平是一种有力的措施。国内的房产税雷声大，雨点小，还没有有效地解决一些人拥有N套房，更多的人买不起房的不公平现象。

德国人有一句谚语”Leben und Leben lassen”，大意是“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在这一点上重庆做了积极地探索和实践，其经验值得总结，完善和推广。

       当然中国的改革开放才走过了三十年，而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走过了上百年。中国完全可以在不断完善政策，法规和制度后建立一个更为个人心情舒畅的公平社会。但到时一定还会有人鸣不平，那是天生的批评家。只好说”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