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想写一篇长文。 但因为本人最近诊断得了癌症，所以先草草发出。 欢迎指教，还请各位高明手下留情。

一

中国人对铁腕伟大人物的渴望是中国历史演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即使现在，很多左派渴望回到毛泽东时代，由毛泽东式的伟人解决中国面临的大问题。

抱着这种幻想的人物大概没有意识到“铁腕人物”建立的政体（下面简称专制制度）本身培养不出即将崩真正的”人才“或”铁腕人物“。中国历史上最有才华的人物不是专制制度的产物，多出现于”专制“行不下去的乱世，是血腥淘汰的产物， 因此乱世和天下定于一的“伟人”时代本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 互相依赖。中国的“伟人”时代不容许出现其他“伟人”，“伟人”时代权力高度集中，然后权力逐渐从上到下流失，出现无数仿效者， 无数才能或品性不足但要自充“铁腕”的人物， 最后，面对社会的挑战，最高统治者束手无策，社会进入乱世。

在社会演化过程的中期，对社会演变中种种不公布满的人常常开化美好朝代初年，渴望出现朝代开创者那样的伟人。 明朝中后期，商业繁荣，人欲横流，社会不公，不少儒家官僚忘记朱元璋朱棣时代儒生的悲剧，开始美化朱元璋时代，希望有铁腕人物治国，扭转社会风气回到明初。 现在新毛派不过重复历史人物的幻梦而已。

历史上中国人才之盛，无过战国末年，三国，唐朝，明末等。国共两党的主要人物也都是清末民国初年社会产物，而那个时代可以说是中国最宽松，思想最活跃的一个时代。

毛泽东一统天下，讲求舆论致律，结果万马奇黯。 当人们称”薄熙来“为党内最后一个能人的时代，不过点出一个基本事实，中国共产党的体制不出人才，至少不出头等人才。

我似乎没有贬低中国官僚智力能力的意思。 能在中国官场混得有模有样，需要极高才智，很多讥讽中国官僚的普通人，对官场需要的技巧毫无了解，如果被放到官场上去，大概几天就被吃得连骨头渣子都不剩。但是能在官场纵横的技巧并不代表是真正的人才。

如果我们跳出中国官场，拿世界企业作为参照，我们可以发现世界级别的企业也有繁荣和危机周期。现代社会技术发展如此之快，很多企业每二三十年就面临生死危机，而这种危机经常要靠外来人才来化解，不能化解者亡，能化解者则进入下一发展阶段。 世界大企业雇佣无数高学历高智力的”人才“，但为什么经常不能在内部产生真正能引导自身“革新”的人才呢？ 某种程度，高度上下有序的企业文化不利于创造性。 如果不是这样，百年工业化的结果，世界应该是极少百年垄断企业的天下。

从这个意义，习近平过去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不能割裂的说法是有道理的。 但他希望取两个时代之长而创造新时代的想法多半是个梦想。历史演变有自己的规律，从清末到现在百多年历史，每个时代都为后来创造基础，要想扭转要跳跃，难。 从这点讲，现在的腐败根子在毛泽东时代的廉洁之中。何况，毛本人有极大缺陷：不实际，度量小，女色缺少自律等。与其说毛是个完美政治家，不如说毛是个文学气质极盛的“先知”型领袖。 历史上这种具有相当艺术家气质的领袖，多为国家社会带来深重灾难。 徽宗如此，洪秀全如此，希特勒如此，毛也如此, 一代原因就是他们最后无法区别现实和幻想的界限，说得更深一点，幻想是他们精神动力的来源，也是他们逃避现实的避难所。

二

领袖多少代表“民族”和“社会”精神。 无数人崇拜他们，效法他们， 希望在某种程度重复“奇迹”。“专制”政体矛盾之处在于， “伟人”和其模仿者有极深刻的利害冲突，“伟人”容不得“伟人”。因此，在一个“专制”社会中，会有无数的“小伟人”（小皇帝）。 但因为“大伟人”对他们的制约，这些人往往放大的是”伟人“恶的方面的地方。从”专制“的本性看，每个权势者都把自己看成圣贤，努力把自己管辖下的地区或领域变成一个小小的”专制王国”，但从本性讲，这个社会又是遏制“圣贤”的一面。因此，专制政体中权力流失不太可能避免，权力逐渐从最高层向下流失，“令不出中南海”是“专制”政体后期的普遍特征而非偶然，而各种无法无天如野火一样从底层蔓延上来。

顾炎武等在总结明末教训是特别提到蠹吏。明朝官僚来自科举，具有高度流动性，但吏来自民间，本是征发的百姓，最后演变成为世袭集团。 从表面看，官贵吏贱，但实际吏在相当程度控制了官场的运作。

请记住一个事实，科举出身的官僚也许还多少信奉一些儒家教条，有些还有些“为国为民的”远大志向“，但吏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利益驱动的集团，他们忍辱受气，随时可能变成上面的打手或替罪羊，能让他们生存的主要驱动力就是利益。他们只所以能忍气吞声，因为他们可以把收到的欺辱转移到比他们更低的百姓身上。

很多人在现实中碰到种种“土皇上”，因此盼望能有“明君”或青天大老爷能为他们申冤，创造一个清廉的世界， 请别忘了，在每一个“青天大老爷“后面，有无数做不成青天大老爷或不愿意做”青天大老爷“的官僚，在每个生活在”光圈“中的”明君“后面，都有许多做不成”明君“或不愿意当”明君“的君主。所谓“毛主席是一千年才出现的天才”的另一层含义是，在毛主义最忠实信徒眼里，毛也是不可重复的现象。

三

很多人想回到过去，向往雷锋时代。且不说“雷锋“形象之真伪，就算是真的，那样的社会也不可能稳定。 一个几乎全由雷锋组成的社会对”恶“缺少抵抗力，缺少“免疫力”，

中国的问题表现是物质性的，但根子在缺少一种精神。 当然，不仅中国，世界上不少社会问题背后都在于精神。 就算近两百年蓬蓬勃勃发展的民主社会，背后也需要一种支持的精神，精神没有了，社会也会溃败。 从这点看，南欧，东欧，西欧，北欧，中欧社会不同演化，和背后社会精神大有关系。 就算一个国家，意大利南北演化，瑞士德语区和意大利语区演化，也和精神有关。

所谓社会精神，多少是个比较虚无缥缈的概念。 要说得具体一点，可以说一个社会的道德，说得更具体一点，是一个社会个人意识中得与付出概念的总和。如果一个社会权势者不愿付出，不愿自律，只想夺取，当然社会不能稳定。

当然，一个社会不可避免包括各种各样的人，而社会精神为所有人的总和。 这个社会是否能稳定，能发展，取决总和，取决最有主动性最有积极性个体的创造性。

只要社会出现少数邪恶之徒，即将土崩瓦解。

中国古语说“乱世出英雄”，又说“成则为王，败者为寇”。 英雄是血海里面淘汰出来的。 但是乱世是竞争淘汰选择优秀人才的理想环境吗？ 不是。

中国乱世淘汰的代价不可谓不高。 极端情况，乱世持续数十年，百姓十去八九。 民国大概是代价最小的乱世，从光绪到1949年，虽然战乱不断，但总人口还是递增的。

乱世出英雄有两条道路。 一条，英雄真出身于草莽之中，代表人物是刘邦，朱元璋和毛。 一条，代表人物是外族统治者或原统治集团旁支，代表人物始皇，刘秀，李渊，忽必烈，多尔衮等。 前者掌权后面临传继合法性的问题，所以往往要大开“杀戒”。后者集团内部多少上下有序，即使内斗，范围也多有限制，功臣多能善终。

即使后者，中国“专制”政体也面临种种挑战，从武力取得政权的集团经常不得不让出一部分权力，以交换儒家官僚的协助。 为什么如此，这是一个精神问题，一个“普世法则”的问题。

相对很多古代社会，欧洲罗马帝国覆灭后日耳曼等蛮族建立的国家中萨克森法和一夫一妻制度对王族继承影响极大，进而影响欧洲历史演变。 为什么蛮族继承法能有如下之大影响，为什么欧洲上层有能从松懈婚姻制度或多妻转变为一夫一妻制，从而排除了无数私生子女的继承权，很显然，这是一个精神问题。

中国郡县社会演化，嫡长继承制度最后占了上风，这也是一个精神问题而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能解决的问题。

一个人的眼界很大程度是一个经验的问题。 但经验又有个人经验和继承经验之分。中国虽然是历史古国，但改朝换代过于频繁，历史的经验无法得到承继和发展，许多最有才华的人，依赖的主要还是自己个人的经验。所谓中国人“急功近利“，其实也是中国人过于局限个人一生一世经验的另外说法。

儒家抨击秦后郡县制度“家天下”，非法之法，背后掩藏一个事实，中国秦以后的大朝代是一个缺少“普世精神”的世界。 皇权从来无法建立一种能和臣民分享的“精神”，从这个意义讲，中国缺少“宗教精神”。

四

没有宗教精神是中国社会的一大特点。 当然，宗教统治的社会有宗教的弊病。 一方面而言， 宗教是一种“普世精神”，但另一方面“普世精神”的另一方面就是虚伪，就是对不信仰者的“迫害”。但抛弃宗教或背后的“普世精神“是否能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呢？ 很难。 西方非宗教化，政教分离的另一面是”科学主义“，是用”自由平等博爱“等”普世精神“代替宗教精神的过程，避免了基督教的问题，但也创造了新问题。

如前所述，中国传统社会缺少“普世精神“，领先世界其他国家进入”世俗社会和物质社会“。在秦后的”专制体系“下，物质利益是驱动人的最重要杠杆，辅之以暴力带来的恐惧。 很明显，韩非子式的“专制体系“是高度 不稳定的。 东汉崩溃到北宋重新统一之间的六百年，中国做了各种尝试，最后又回到皇权和儒家官僚相辅相成的体系，多少建立了能持续存在二三百年的体制。鼓吹各种”天才治国“体系的人难道就不能从中吸取某种经验吗？

反过来，除儒家之外，传统中国一直缺少建构“普世精神“等能力，无法建立稳定的王族贵族稳定发展架构，难道不值得探讨？

欧洲已经不是君主体制的社会，但即使在法国这样的共和国内，仍旧有一小伙旧时代的残渣余孽， 自以为是过去辉煌君主时代的合法继承人。波旁王朝如此，拿破仑王朝依旧如此。 我这里不想讨论这些人可笑之处，而想讨论这些人能存在的凝聚之力。就一个小团体讲，能维系如此多年，势必有某种超越个人的“普世精神“，即使这种“普世精神”在他人眼里十分可笑。

如果传统中国皇族或贵族能建立某种超越“个人私利“的”普世精神“或架构，那么现在中国的”宫斗“小说大概就不会成为一种极其吸引读者的流派，至少会有截然不同的法则吧。 中国的“薄熙来”事件以及“薄熙来”审判，其实也是中国精神的产物。不，也许不是纯粹的中国精神的产物，而多少带有西方精神的影响。

毕竟，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哲学建立在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之上。无论好坏，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一种中国社会所缺乏的形而上学的世界观。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