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期徒刑，本是意料之中。按造反罪判的，不算过。右派也没什么可庆的，唱红打黑都没敢提，连常开申都不如。如此阴毒，必遭天谴。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不定哪天提着血滴子报仇的就来了。左派也没什么可怨的，薄干了这么大的事，把天都捅破了。李贽说“任事者必任怨，虽杀身可也”。小人有小人的去处，英雄有英雄的轨迹。如果上帝让我选择，能风流潇洒轰轰烈烈的快意恩仇几年或几十年，到六十四岁后再身陷囹圄，我还说不定愿意去呢，起码看病的医药费免了。

不过，由薄熙来案联想到了两件事。都是在理想情况下处理贪腐案的思路。

第一件，肯定不是我先想到的，经济案能用钱赎罪。这在古代是很常见的。无非是赎金多少的问题。比如说雷震富，也不想唱红打黑，就想受点贿去付仙人跳的债。事发了，官当然没的当了，但如果他借到了一大笔钱把受贿的钱还了，回去当老百姓总行了吧？

有人说判刑是惩罚，以儆效尤。我觉得只要罚金够高，警戒的作用会比判刑还好。因为你贪腐不光彩，除了父母，亲朋好友不会帮你还钱的，只要罚得你倾家荡产，对贪钱的人来说，这不是比关起来还难受吗？

假如你要仅仅是一个大贪腐集团链条上的一环，抓起来链条就断了。让你两倍三倍地还钱，你一定会想方设法跟真正的老板去要，这样也有利于破大案。

有人说那我贪了先藏起来，如果不被发现，就拿出来花，否则就留着顶罪。可你如果拿着不花，对社会也就没危害。像这样的计较胆小之辈，如果被发现，赔三倍，再加上通货膨胀，货币贬值，他还愿意吗？

最大的好处是那些对百姓，对社会曾立有大功的人。比如说李冰父子修了都江堰，受惠千年万代；又比如岳飞父子收复失地，拯救千家万户，如此大功大德。如果有小人告发，说曾经贿赂五十两银子，依律当斩，本人又毫无印象，说不清楚。这时候公道自在人心，自然有众人一两二两，一钱二钱的，加起来把他赎回来。岂不是对好官的鼓励？

再一件是允许经济罪犯上网。现在能不能上？我不知道。他如果是贪腐，对党其实是热爱的。好多贪官在临刑前都说自己是真的爱党的。他们说的是真话，要不是党的改革开放的好政策，他们敢贪吗？贪了敢花吗？这样的人应该在服刑之余，让他们上网，他们一定比中宣部都更加热情地宣传党的好政策，还省了五毛。这不是更体现了普世价值了吗？

更进一步，一个政治犯也应该让他上网。如果将来抓了茅于轼，袁腾飞之流，就不妨让它们继续说毛主席睡了他老婆或奶奶的事儿，只不过网名必须用实名并加上“北京某监狱罪犯某某号”让大家能认出来就行了。

这样有一个反面教材的作用，过去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就是发下来给所有人看到，对不对让群众自己去判断。

文革的时候都敢的事，为什么改开春天后就不敢了呢？沙老太太不是说过吗：“你有理，敢当着百姓们讲？纵然把我千刀万剐也妨，沙家浜总有一天会解放，且看你们这些走狗汉奸---好下场！”

又：以前写过一篇《论吴起》内有曰词：

《眼儿媚》

丈夫投笔揽吴钩，

为斩霸王头。

扬威击秦，

慷慨死楚，

名著金瓯。

岂恋红颜与貂裘，

污诟何曾休？

叹男儿志，

不遇高帝，

枉付东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