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被国内诗歌界评论誉为“被遗忘的大诗写作”的廖亦武，在个体生命经历一番庞大体制从精神到肉体不断挤压的历练之后，通过《中国底层访谈录》系列、《证词》、以及新近出版的《洞洞舞女和川菜厨子》展现了一幅后极权时代底层生活图景，再走入公众视界。廖亦武以特有底层视角为我们再现了碎尸犯卢人标、逃犯崔志雄、死刑犯牟大路、人贩子钱贵宝以及法轮功练习者曾氏等一系列底层人物群像。不仅如此，在法兰克福的圣保罗教堂，接受德国图书和平奖的廖亦武上台发表演讲，称中国 “这个帝国必须分裂！”
追寻廖亦武诗歌精神脉络，“这个帝国必须分裂”的思想因子其实早已植入其诗歌王国的内核。上个世纪80年代初，“讚咏土地、祖先与血脉”的廖亦武早期作品，在新时期启蒙思潮勃兴的时代背景下，为他带来了普遍赞誉，得到20多个官方文学奖。可这仅仅是与“帝国”短暂的蜜月。80年代中后期，他虽然受命主编新创的官方杂志《巴国文风》，同时秘密编印四川地下诗歌刊物，但自由主义的先风之气与廖亦武生命中不安分的天性，注定了他与这个体制终将割裂的宿命。“......浮桥一截截断开，沉没，我小心地趴下，抱住最后一块桥板——它是女的。它说它是上帝”（《渊》）。1986年至1989年，他创作和发表了“三城”（《死城》、《黄城》、《幻城》）系列诗作，以及长篇诗作《偶像》等，毫无顾忌地宣示自己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意识形态倾向。在对那个年代的诗歌评论，廖亦武是少有几位被公认具有“宽广悲悯与苦难意识的诗人情怀，以及大诗写作对当代诗学建构的能力”的诗人。1989，政治风向激变，一切似乎都在解构与重构中。四年监禁生活，最终让原本似图远离政治，一心追求自由和诗歌生命本体意义的诗人成为“帝国必须分裂！”宣喻者。
当今世界，已经是互联网时代，虽然“防火墙”之类的技术手段企图阻止“不良信息”对帝国体制的浸湿，但显而易见，“帝国必须分裂！”犹如巫师的魔咒通过各类“翻墙”软件，浸入似乎密不透风的“帝国”体制，成为悬在其头顶的“达摩克斯之剑”。
如果把“帝国必须分裂！”作为诗歌语句投射廖亦武诗歌语境中去，“先知自居的阿拉法威”形象自然凸然出来。廖亦武被赋予现代启示录意味的早期作品“三城”系列《死城》、《黄城》、《幻城》塑造了阿拉法威这一灾难时代的英雄。“公元６８９１年，一头巨牛绕过棕色盆地，巴人村先知阿拉法威在临终时指着脚下说：‘这个城市将围困你们。不管上帝是死是活。’”（《死城》）。借阿拉发威之口诗人发出对世界末日般的灾难发出预言性的呼喚。以先知自居的阿拉发威，与“三城”系列写作年代活跃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阿拉发特中文发音仅一字之差；更象是上海话谐音， “我发威”玩酷而已。阿拉发威，上个世纪80年代的“先知者”，以几近于中国相隔数万里远的政治人物或大都市小人物混杂起来的形象出现在世纪末的汉语诗王国，其形象更有一种“反讽”的意味。
历史的撕裂之于个体生命的痛苦，在悠悠的时间长河中，并不是每个有心人都得到这一足以彪炳千古的馈赠。不知是不是一定要有上苍的眷顾。这一名单上，我们可以读出林昭，可以读出张志新，可以读出遇罗克，可以读出顾准┅┅当与北京城相隔数千里的诗人，悲愤地吟诵出《大屠杀》，用粗壮的喉咙喊出这片大地上希有之声；当诗人绝然选择监狱，与死亡、苦难为伍若干年之后，还能为这个时代贡献出《中国底层访谈录》系列、《证词》等作品，我以为，诗人离上苍的馈赠不远了。
诗人承受非一般人所能承受的苦难，一定得具备非一般人所有的躯体。与庞大体制对抗并没有压跨诗人的躯体。即便是随时受人监视，生活艰难的环境中，廖亦武依然坚持5公里长跑。在被体制的强大压力下，坚守一个时代观察者，历史记录者的角色。正是在这种观察和记录中，廖亦武改变了传统知识分子孱弱的形象，并成为观察者和记录者“老威”。
此时，历史打开了另外一页，21世纪来了，由互联网打开的话语广场，充满了众声喧哗。眼球经济， “语不惊人死不休”，每个人都在争当这个时代的“先知者”。也正是这个当口，老威再次用他先知般的声音在世界媒体聚焦的镁光灯下喊出了：“中国必须分裂！”此时的“中国必须分裂！”似乎消减了诗的意味，多了历史的证词，现实的可能等阐释。并在一个全球化的传播空间迅速蔓延开来。
将“中国必须分裂！”放在一个诗之思的语境理解比放在政治学、社会学上理解更有阐释学的意义。 “一些人像刽子手，一些人像待决的囚犯，/而你，身兼双重的角色。”（《黄城》）到“中国必须分裂！”，诗之思的所指能指全然重叠的，然时间跨度上却是20多年，场景转换更是沟壑万里。一个是启蒙思潮激情澎湃的岁月，对刚刚觉醒的个体生命对庞大体制的拷问，没有半点迟疑；一个是理想主义退潮，眼球经济泛滥，伪个人主义大行其道的日子。一边是集权势力环视，承受数千年磨难的土地；一边是西方自由主义的发源地。说出“中国必须分裂！”的老威变成了诗人，变成了“阿拉发威”。
也许，如廖亦武所说，“艺术是一种安慰”，无论是“反讽”，还是“隐喻”，先知般的诗意表达仅仅是孱弱的躯体面对庞大体制得以残喘的一种安慰吧！但总是有人不仅仅执着于此，总以为由启蒙时代开户的诗之思，应当为这个民族承载更多东西。
廖亦武曾经说“伟大的诗歌都是裤裆起火时创作的。”，如若伟大的预言尚是如此的话，不知是华夏民族的悲哀，还是诗人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