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乡二元户口制度对近年中国发展影响极大。 由之而造成的两极分化（城市内部也有两极分化，另述）也造成严重后果。

我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到底有多少种选择， 目前两极分化是否是有意识产业政策的结果？

在过去三十年，中国其实一直面临两难的选择。 从强国的角度出发，需要迅速提高中国产业的生产效率。 从富民的角度，中国需要牺牲部分生产率的增长而尽可能增加就业，把多余的农民转变到第二产业或第三产业。

此外，从国家出口竞争力的角度，应该尽量压低劳动力价格，保持中国的竞争优势， 从均富的角度，应该让工人得到尽可能多的财富， 但代价很可能是高涨的劳动力价格，资本的外流。

从现状看，中国城乡二元户口制度， 国家种种偏袒外资的政策，国企下岗转型，等等，都对压低劳动力价格，吸引外资， 保证国家竞争力起了很大作用。 这套政策的前提是“没有限制”的海外出口市场。 东亚四小龙在自己发展的过程中已经发展出相当市场，当四小龙工业转型，大批私人企业进入中国内地，资本，市场和中国廉价而又颇有水平的劳动力结合在一起，就成为中国腾飞的主要推动力。

请不要忽略选择的重要。 在三十年经济腾飞过程， 如果假定平均增长率为10%，三十年下来总增长就会达到17.45，但如果采取另外的选择，比如保护环境，增加对教育或医疗的投入，增加进城农民工的投入， 年增加降为7%（在世界也属高速），那么三十年总增长只有7.61。 只相当前者的43.6%。 换句话，如果一种选择让中国超越日本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另外一种选择中国可能和日本经济比邻，甚至不如日本。

政治经济中很多选择都有追求的目标，但也有明显的或潜在的代价。 对于中国体制中的领导人，面对强国和富民“两难选择”，会倾向何者呢？ 很多人认为“富民”也可“强国”，但如果开始要付出一些代价，又将如何选择呢？

我这里假定领导全然理性， 这是不正确的。 历史证明，即使”领导“层有廉政的传统，最后也往往被”贪欲之风“所腐蚀。 在我历史模型中，奢侈之风像一种传染病， 从点向面扩展。 一个朝代，也许开始上层是特权，下层主要是腐败，腐败向上蔓延，特权向下蔓延，最后特权和腐败结合，腐败产生更多特权，特权产生更多腐败。 中国缺少宗教的力量，又缺少苦行禁欲的传统， 所以在讨论经济决策，不可能不考虑领导自身利益的诱因。

中国的未来， 面临极大挑战，一个是无法再进一步压制劳工的消费（请考虑刘易斯拐点，群众欲望和群众不满），另外一个是已经临近市场扩展的极限（已经占世界第二产业1/4），第三是尚未表现出世界一流的创新力。

在某种意义，抢占世界市场速度越快，为今后发展留下的发展空间就越小。

从经济角度，中国产能过剩， 近年拼命发展汽车工业和房地产，其实也不过是原有市场已不够庞大，必须开拓新市场的反应。

从长远讲，中国越急于提高技术，提高生产率，变成名副其实的强国，就越有增加国内二元化的分裂结构。 但已经被最近西方金融危机和最近中国凯歌高奏刺激得雄心万丈的上层国民，是否还能返回谦恭的态度，再韬晦一段，再悠着一点呢？ 这是一个形势判断的问题，是一个选择的问题，也是一个有趣的心理问题。

一点胡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