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客制度历史观

中国历史有两大特点，一是周期性的中央集权政府，二就是庞大的食客制度，而这两点的共同之处，是中华文化得以长久传承的物质基础。

中国的悠久文明，是由文人作为载者，文学作为载体，而代代承继。全世界没有一个民族，能像中国这样，把文明融合到政治的发展中而延续无穷。

代表中国文明特点的，是一首旧诗：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儿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有识文人与官僚组成的极大重合，是中央集权制度的运行支柱——国家依靠地主阶级中的新鲜血液，活泼素质，文明修养——制定政策与管理社会。而文官政府，实质上政权通过“学而优则仕”的渠道，豢养食客的制度化之路。使“文化精英”与“政治精英”合二而一，为权所用。

其历史效应是士的社会地位的提高，文明品质的自我提升，民族文化发展和延续。

其历史弱点在于，文明成为政治统治的附庸，永远没有自己的发展空间。中国的“官本位”与文化文明高度统一。它的最大的的副作用，则是“上有所好”，一贯古今的“应试机制”油然而生——文化成为狭隘的“文”化，与科学渐行渐远，与真理的追求永远脱节。文化失去本身的价值，全然由其政治价值取代。

当五四运动时期的人们推崇“德先生，赛先生”时，中国的食客制度的万年缺陷已经暴露的一览无余。

马克思似乎讲过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推动作用，可能别处是社会事实，只有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空谷无音。

所以，中国士人在不无骄傲地宣称“中华民族有X千年文化或者文明”时，同时应该更加深刻地感到羞愧——我们的文明是权力指引下的“应上文明”，或者说“应试文明”，它的本质上封闭落后固步自封的，也就是说，没有生命力的文明，恐龙式的文明。

我们可以骄傲面对的，当时只有东亚，东南亚的更加落后的地区和文明，而一旦他们选择其他的“非亚”文明，就会马上超越中国的狭隘模式，成为真龙而唾弃恐龙。

中国可以不“完全西化”，但是其文明的发展之途必须完全“非中国特色化”——也就是中国文化的“非食客化”。否则，还需要一次鸦片战争来（被迫）打开国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