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讨论一个新朝代初期和“改革开放”异同之时，我注意到更多的差异。

传统中国社会基本是个农业社会。战乱后一片凋零，但农民还是知道如何种地的。 王朝用不着指挥农民如何种地。明太祖在大杀功臣的同时，禁止官僚深入农村（见黄仁宇明朝十六世纪财政），所以，农民除了忍受各种苛捐杂税劳役外，至少在种地方面有个人自由，当时地价也相对便宜，是能者发财致富的好时光。 后来危害地方最恶的吏役，当时还是征发的百姓，还没有出现。

朱元璋创造了一个相当平等的社会，除了高耸如云的王族，地主都不多。在这个环境下，从科举选拔出来的官员相对了解地气，相对廉洁，相对能干，这对个人发家致富都是利好的条件， 官僚地主阶层并不是王朝初就有的集团，而是军功贵族集团落魄社会演变的结果。

我过去强调的另外一个观点是，奢侈风气犹如传染病，有个扩散的过程。 从战火里面杀出来的皇权，贵族，享受的能力远不如他们的后裔。 后来的官僚也需要时间学会奢侈，这也是朝代初下层百姓勤劳致富的有利条件。

中国过去的三十年情况有所不同。 中国发达起来主要的驱动力不是农业而是现代化工业。 中国需要先进技术，在这个过程里面，官僚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也许唯一利好的条件就是在一段时间里面压制了国企，让合资，外资，私人企业扮演了史无前例的角色。如果前清大佬有这末通达，那就好了。

官僚们放弃当年手中无所不包的权力，是过去三十年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条件，但官僚本性，还是很希望把所有能收回来的权力收回来，也许因此，我们看到近年国进民退。我们看到很多人认为”低三下气“太久了，该是中国昂首阔步纵横世界的时候了，中国对外企，特别真正西方日本企业的态度，大概处于一种非常微妙的状态。

当然，官僚能接触到的世界和愤怒青年大不一样，从过去参考消息起到现在国内企业内部实情，所以我们也看到一种类似精神分裂的状态，一些人极端排外，一些人极端媚外。

同样，奢侈是一种传染病，需要时间扩散。三十年经济大发展，得了奢侈病的人也不成比例的增加，中国人对奢侈病的抵抗能力相对脆弱。

回想毛泽东时代官僚要教老百姓如何种地，要控制种什么，什麽时候种，如何管，如何收，我也不奇怪。 中国秦后郡县制度下，皇帝只是劝农，还没有毛泽东那样的宏图大志。官僚在社会中的角色大不一样。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区别。 这点差别如何影响社会演变，我觉得只能观察。

这算对前一篇博文的一点补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