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拙文《说对话做错事--另类“中国特色”》中，将“说对话做错事”定性为是另类“中国特色”之一。

这绝对不是什么随心所欲的“乱点鸳鸯谱”、而是有足够多的事实根据来“以理服人”的。其具体的事例不胜枚举。小到居委会的“小脚侦辑队”“菜篮子工程”；大到计划生育、房屋政策或人权民主、言论自由…等等；不一而足。真可谓随手拾来比比皆是。而2013年11月15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并得到国内外一致赞赏、却“后果严重”的表现，就是最有说服力的典型之一。

所谓的“劳教”，是劳动教养制度的简称。根据资料介绍，这种制度『从法律形式上亦非刑法规定的刑罚，而是依据国务院劳动教养相关法规的一种行政处罚，公安机关毋须经法庭审讯定罪，即可对疑犯投入劳教场所实行最高期限为四年的限制人身自由、强迫劳动、思想教育等措施』所以可以认为，其初衷就是以劳动、教育和培养相结合后形成一个理应拥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独有的司法制度。是对刑法的一种补充或延伸，以弥补未成年的青少年，在犯有法律规定要入罪的某种行为（如抢劫、盗窃、行凶斗殴或强奸杀人等），却又不能（或不忍）对其实行法律制裁（如劳动改造）时，所采取的一种绝对“人性化”的措施，是对社会“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等现实过失的一种弥补，我们对其完全“无可厚非”（除海内外别有用心者外）。

理论上，根据“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的科学原理。作为人的“毛坯（婴幼儿）”，从出生后（甚至怀胎开始）就要进行文化的加工熏陶，以便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人”，来按“普世价值观”标准，参加以“集体分工合作”为主的社会生活，分享共同创造的物质文明成果。可惜就像任何加工工艺或程序，都不可避免地因受到种种客观因素的干扰、影响，都不可避免地，会出一些残、次甚至废品（嫌疑罪犯）。并要建立相应的处理方式，来避免“一颗老鼠屎坏（社会）一锅粥”的可能，以便尽可能减少或杜绝“害群之马”的出现。这就是法律和司法制度产生的起因。而聪明的中国人更知道，“害群之马”的形成过程，往往是从“害群之小马驹（青少年）”阶段就开始的。所以从“防患于未然”的角度来看，从青少年阶段开始，就对他们中的一些不良行为或习惯，用相对艰苦的生活条件和强迫学习、劳动的方式或手段来纠正，为他们创造将来融入正常社会的条件。因为“劳动”乃是社会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要素，不是惩罚（否则岂不是等于说『所有在勤勤恳恳工作（劳动）的社会良民，都是在接受“惩罚”』了）。这样时间一长，他（她）们就会“习惯成自然”地、养成合格社会人所应有的起码品行或人格。而社会也可以以尽可能小的经济成本，来尽量避免或减少这些少不更事的“小马驹”们，将来成为真正“害群之马”的可能。对事实上已经走出丛林、进入自己人造的“非自然生态环境系统（社会）”且不承认自己是猴子后代的中国人而言，这难道不正是最合乎情理的措施吗？而根据物理学的弹性原理，在实施“劳教”的过程中，适当的“矫枉过正”也是必要的（比如相对艰苦的生活条件、待遇，以及某些有限的“体罚”），就像要把一根已经弯曲的铁条矫直过来、就必须向相反的方向多用一点力一样。关键是一定要把握住恰到好处的“度”，避免产生“物极必反”的结果。

不过，正如俗话所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一个诺大的社会，难免从上到下、从官到民，都会出现一些“害群之马”，做出一些对社会不利甚至伤害社会的事。这在“劳教”政策实行过程中，出现的官员或具体执行者，受到社会不良风气或“潜规则”的影响。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恣意妄为、假公济私、公报私仇或贪污受贿、营私舞弊”等令人屡屡诟病的弊端事实，就是证明。但是只能说明政府在具体执行政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偏差甚至严重错误。我们不能因此要全盘否定甚至废止这种理论上合理、有效的政策，就像我们不能因为确实存在某些“恶法”，就要废除所有法律，实行“无政府主义”一样。

我们不是总是在嚷嚷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吗？这本来应该是绝对正确的方针。我们理应设法找到这些不当行为的“病根”，再予以“对症下药”的根治。虽然“知易行难”，但是并不是做不到的（特别是科学《新理论》）。而我们现在居然因为“劳教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种种偏差甚至严重错误，就要对其加以全盘否定，进而要彻底“废止”（包括连美国都不敢废除的死刑）。其表现的本质，跟“因噎废食”完全一样--愚蠢之极。这种“说对话做错事”的直接后果，就是等同于鼓励出现更多的“李xx”或某“衙内”之类的“害群小马驹”。最后“亲者痛仇者快”地，让已经乱象丛生、法治不彰的社会，形成“恶少日夜可以横行霸道，无辜民众却要时时担惊受怕”的氛围而后患无穷。不信就走着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