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俞先生博发文”关于49年后中国没有出现学术大师的解释“，俞先生在最后一段说”结论是，如果一个民族无法出伟大的科学家或思想家，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人民的道德水平低下，人民的人文素养差。反之，如果一个国家经常出大科学家或思想家，他们的人民的道德水平一定高“。我不太同意俞先生的看法。

从历史角度看，过去几百年，北欧和中欧的瑞士社会比较平稳。如果我们硬要用道德衡量，这些国家人民平均道德水平比较高，这些国家的确也出现了一些大家。但是，过去几百年，科学技术和人文科学等诸领域主要动力来自其他国家。一个因素也可能是人口，但人口又不能解释犹太人在学术上的成就。

所以，如果笼统来说，出现学术大师的条件比较复杂。

我个人把学术创造看出沙漠里面的绿洲，很罕见，很脆弱。 能不能开出更丰盛的结果取决很多因素，一个条件就是有多少人来到绿洲，而又带着希望离开。换句话重要因素就是承继。在现代社会，要想离开前人的工作自己独立创作而成为学术大师的可能几乎等于零，要离开西方过去几百年传统而另外搞出一套的可能也近乎为零。

当然，西方传统并非宇宙中科学技术发展唯一道路，别的星球有别的道路。但是在地球上，西方传统是千万人几百年努力搞出来的一个体系。 离开西方传统，要在古老而灿烂的阿拉伯文化或中国传统文化再搞出一套体系，进而演化出另外一个科学技术体系的可能，我觉得也很微小。 不要说大的，如果有人立志在中国古代数学基础上推导出一种新数学，那也不是短期能成功的事情。

当然，说离不开西方传统并不等于被框在西方文化中。 从源头讲，西方文化就比其他大文化包括更多源头，而现代西方文化吸收印度文化，非洲文化，阿拉伯文化的能力也相当出色。 反过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完全可能，至少在非科学技术领域。 在科学技术领域，我暂时还看不到非西方传统新体系出现的可能。

说到这里，如果读者承认完全离开前人工作而另创一套的可能几乎等于零，如果承认离开西方过去几百年传统另搞一套的可能极其微小，那么中国为什么尚未出学术大师的原因就比较清楚。

原因是，1949年后，中国在学术上和中国传统文化以及西方文化脱钩，中国希望依赖海归和苏联留学生那点知识，在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发展出另外一套超越西方的体系，未免有点太不知天高地厚。

49年后前三十年，在学术上中国成就甚微，不要说比不上尚在迅速演化的西方，就是和前苏联也有相当差距。

现在要回答的是为什么改革开放后仍旧没有出学术大师的原因？

上面提到学术需要传承，现在要谈学术的另外一个条件，即交流和争论。中国传统思想崇拜“圣贤”式的“智者”，这种人通天彻地，无所不能，交流和争论不是他们成长的必要条件。

但是西方传统，交流和辩论是学术发展的两个不可缺少的条件。在古代社会，辩论成为一种“鉴别”真理的工具。近代则“实验”成为更重要验证真伪的工具。

过去三十年，如果说中国学术有所成就，大部分归结于“改革开放”，中国学者能走出去，外国学者能走进了，有所交流，有一些争论，也有一些“实验”。

但是中国仍旧到处是“禁区”，只要有“禁区”的地方，就不可能有“自由”，就不可能有“大师”。

俞先生似乎认为“

我想应该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社会尚有研究和交流的条件，但研究的成功未见得能自由发表，一种是根本不让学者接触某些领域，违法者会被严惩。 这里谬误点是，所谓欧洲的专制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文化专制主义根本就是两回事情。要挑战权威首先得有挑战权威的真才实学，而之前必须有独立的生活来源。真正的专制，无论是文化专制还是政治专制，本质都是要控制人的精神，扼杀任何可能长出大树的幼芽。至今为止的中国社会，做一个经济上不受政府影响的独立学者实在太难。 如果财政无法独立，事事要接受官员审查，很难出现“学术大师”。

中国政府现在有争夺诺贝尔奖金的雄心。 中国政府对科学的思路和体育相仿，都是大量投入，精中选精。可能不可能成功呢？可能。特别是海归的那些本来在海外已经有相当学术成就的学者，的确可能能为“学术大师”。这种办法比较适用于“科学技术”，不太适用人文学科。从本质而言，中国政府解决不了的是种子发芽的问题，采用的是从海外花房把名种花草移植到自己花房的办法。过去三十年就是中国输出种子，借外国的环境让它们发芽生长的阶段，也因此，到现在为主，中国本土尚未出现自己培养的“学术大师”。

未来，中国是否会出现自己培养的“学术大师”呢？ 中国这末大，人口这末多，要说一个都不能出，那也太过分了一点。但是，只要承继问题没有解决，中国即无中国传统学术环境，又老要和西方文化传统切断关系，交流和争论都受限制，教育系统以灌输为主，中国大批出现自己的“学术大师”的可能仍旧遥不可及。

至于从海外移植回来的“学术大师”，那就是另外一回事情。只要全球化趋势还没有反转，只要中国拿出足够多钱，还是有可能创造一批“国家学术大师”，这和“道德良心”没有半点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