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过去稍许触及这个主题，但大多数人看了这个标题后大概还会感到惊讶。下面我试图说明我的想法。

围棋（或者其他棋类）是两个智者的对弈。对弈者投子入盘（围棋）或移动棋子，棋子是没有生命的，不会干扰棋手的思维。

篮球运动（也包括其他集体运动项目）可以看出是两方教练的对弈，也可以看出是两个集体的对弈。在比赛中，每个选手都是活生生的人，都有发挥好或不好的时候。所以，教练需要亲临现场，不断根据比赛情况加以调整。

秦以后，中国贵族和武人功臣逐渐退出政治舞台，中国是文人的世界，所以中国人“诸葛亮情节”极重，诸葛亮这类的谋士，能算无遗策，“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既然能事先就算定，所有将士其实不过是棋盘上的棋子。

以欧洲日本为代表的封建社会，治理基本遵循"篮球运动“模型。 不管教练事前有多少准备多少吩咐，球场上的结果仍旧千变万化，需要教练的亲自参与。 早期君主甚至亲临战场，不仅是个教练，而且是个球员。 在这种模型中，教练随机应变的能力，教练和球员互动的能力都至关重要。

近代现代国家，官僚机构日益成为独立的力量。 官僚机构，基本遵循的是围棋模型， 官员试图用自己的大脑，指挥官僚机构的运转，官僚机构中的种种小人物，越来越成为官僚机器上的小螺丝钉。

大公司大企业也会”官僚化“，而现代管理的一个挑战就是和官僚机构官僚习气的斗争。种种改革，目地不外解除雇员的棋子身份，而将其恢复为活生生的人，以激发他们的主观能动性。

当然，人性本身就很复杂，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边，当官员和雇员从棋子状态解放出来，也许有些人就以此为恶，所以，又需要各种束缚。

不管如何，围棋模型和篮球模型是社会管理的两大模型，历史渊源和环境不同，影响和结果也不同。

我已经发了不少文谈历史上中原王朝和北方外族的战争。 春秋战国，中原各国对峙，燕，秦，赵就和外族接壤，也修有长城。但似乎败少胜多，北方外族基本没有形成多大威胁。秦之后，中原王朝日益文人化，郡县化，而北方”威胁“似乎越来越明显。 如果用上述模型看，外方外族基本采用的是篮球模型，而中原日趋使用围棋模型。依我看，至少对于族与族，国与国的冲突，围棋模型管理很成问题。 ““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既不实际，也不可能。

有人可能说，大家不早说过”中国腐儒误国“，坏事都是坏在文人手里，你说得又有什么新意？ 首先，文人并不代表儒生。 宋代之前，中国虽然是文人治国，但未见得儒家官僚就有能一言九鼎的话语权。 其次，秦之后中国皇帝就日益”文人化“，”女性化“。最后，秦以后社会越来越文人化是国家社会大架构变化的结果。唐玄宗用节度使扩展疆土，最后搞出安史之乱，藩镇割据，五代十国，后来才有宋代。如果选择题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唐代模式，一种是宋代模式，你有做何选择呢？

历史上中国的”灿烂“是大架构变化的结果，中国的”问题“也是大架构变化的结果。

围棋模型比较适合一种静态的世界，百姓是顺民，是百依百顺的棋子，而篮球模型是高度动态的，对统治者有全然不同的要求，其中一个要求就是走出紫禁城，走出深宫。 东晋世家子弟有西晋前车之鉴，但仍旧无法回头，反而越来越”玄学“，越来越”女性“化（甚至见马而惊，视之为虎），可见不光是意愿的问题。

最后，讨论二点小问题。

假设在围棋模型里面，有很小几率，个别棋子会改变状态，在棋子改变状态前，棋手可以觉察，并有权力置换。 这引起两种可能，一种情况，棋手利用这点取胜，一种情况，棋手使用置换的权力，除去”不安分“的棋子，使得棋盘的己方棋子完全可以控制。

中国社会中，身为棋手的皇权或官僚极大可能采取第二种办法。

有意思的是，西方国际象棋和日本将棋都有棋子升级的规则。国际象棋中兵到底线可以升级为后，日本将棋也有升级的规定。这和我上面所说棋子自动随机升级不同，但也是一种打破现存局面的有力手段。

第二，生活中充满了几率事件，即使围棋模型也无法避免。如果我们把围棋手用数量定义，两个同级的选手只能战平，但如果每个选手围绕自己的等级有轻微扰动，则结果是几率事件。

篮球模型和围棋模型的最大区别是，棋子模型中棋子是没有意识没有几率变化的，而篮球模型每个选手都受几率影响。在棋子模型中，选手可以绝对控制棋子，就是说之间没有沟通问题，而篮球模型，教练和选手有沟通问题，而沟通也受或然率的影响。此外，时间对棋类模型的干扰远比篮球模型为小。

我们对历史的讨论将不断回到围棋模型（或棋类模型）和篮球模型上来。

仅是胡侃。欢迎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