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说来，“民主转型”可以分成两个类型。

一个是“统治者”逐渐扩大“臣下”的权利，社会逐渐演化为“民主”社会。当然，“统治者”不会无缘无故扩大“臣下”的权利，但谈起了太复杂，不述。通过这种途径进入“民主”社会的国家不多，北欧，中欧的瑞士，英联邦中一些国家可以说属于这种类型。

另外一种类型是社会矛盾重重，激荡不断，但没有一派可以取得压倒性的胜利，最后演化为“民主社会”，这时，”民主“本身并不能提供理想的解决方案，”民主“只不过是收拾”烂摊子“的一种最不坏的解决方案。可以说法国是这种转换的开创者和典型。 自法国大革命到法国社会基本具有民主社会特征变得稳定下来，至少花了几十年之久。现在法国社会依旧左右分明，但至少法国人不必用街垒战来决定国家的命运。

在我看来，历史常常有报应。 一个国家强大的时候，可以利用强权从另外一些国家或种群获得“额外”的好处，而后又 必须偿还历史的“债务”。英国为了英帝国付出高额代价，美国为了黑奴至今还在付代价，最近热议的南非，也还在为种族隔离时期的种种付代价。

其实，南非和美国颇有相同之处。 但南非的问题是五百万白人在剥削四千多万黑人的基础上建立了“种族社会主义”的天堂，而美国南北战争前夕黑人只占人口的二成。从好处讲，南非i白人得到好处更多，谈到“报应”和“还债”的角度，新南非的白人的道路更曲折更漫长。

从被压迫族群的角度，历史也教给我们一课，即政治的解放比精神社会文化的解放容易得多。 美国南北战争到现在已经一百五十来年，美国黑人虽然在“自我解放”道路取得了相当成就，但在另外一方面，仍旧问题重重，还面临漫长道路。
指责曼德拉的人也该明白，作为黑人族群伟人和领袖的曼德拉并没有什么点金之术，现在新南非的乱象其实不过是“旧南非”遗产的一部分。“压迫”越没有“底线”，“反弹也就越无”底线“。

讨论南非问题，不妨先讨论南北战争。 美国南北战争南北方都为之付出高昂的代价，历史学家约翰·赫德尔斯顿估计所有20-45岁北方男性的10%，所有18-40岁南非白人男性的30%在战争中死亡。如果战争爆发前南北双方领袖能预见到南北战争的惨烈后果，也许会认为不管如何不如意的和解是最不坏的解决方案吧！

南北战争北方胜利，胜利后总有个如何处置南方失败者的问题。北方领袖面临多种选择，比如拿破仑失败后的解决方案，一战胜利者的方案，二战胜利者的方案，始皇方案等。除非北方胜利者能杀光南方失败者，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挡南方白人“卧薪尝胆”重新崛起，应该说，美国的民主制度提供了一种最不坏的架构来化解这场“冤仇”。胜利后的北方压制南方尚有”底线“，因此南方的”反弹“也尚有”底线“。

不要小瞧南北战争的后果，即使在美国民主架构下，南北战争依旧影响现在的政治，影响现在人们的记忆，影响现在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小说“飘”和电影“飘”也一自己独特的方式描写了南方白人的记忆。

另外一个例子是一战后的德国，作为胜利者的协约国压制德国甚力，结果反弹也甚力，因此，二战后的胜利者，包括苏联都吸取了教训。

回到南非，如果“旧南非天堂”已经成为过去时，无法继续维持下去，那么到底南非白人期待什么，用武器来捍卫自己的种族主义政权，还是用和解接受不可避免的衰落？

站在曼德拉的立场，即使知道“新南非”将问题重重，只有一少部分黑人新贵可以从中得利，黑人并不一定能管理好“新南非”，是否他能改换他的立场？或告诉南非黑人，你们需要另外一百年时间教育自己，然后才能和解？

何况，政治本身就充满了无数计算和选择，而且往往是不可改换的选择。所谓历史局限性，就是说遍寻当时人判断找不出更高明的可能。所谓历史罪恶，就是说当时明明有其他选择，而一意孤行犯下的后果。我看不出20年前，南非黑人和白人有更好的选择。

我们不必太美化曼德拉，甚至不必太美化林肯，我们更不必过于美化“民主”，但是当某种“威权”或“独裁”制度维持不下去的时候，当“威权”或“独裁”制度留下一个“烂摊子”的时候，“民主制度”应该是最不坏的能收拾残局的制度。
当然，对于偏爱从乱局通过血和火重建“威权”或”专制“体系的人来讲，“民主制度”并非最不坏的制度，尽管我万分遗憾，这也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