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1858年4月23日－1947年10月4日），德国物理学家，量子力学的创始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物理学家之一，因发现能量粒子而对物理学的进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並在1918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但这里说的普朗克效应和物理无关，而是普朗克在自传里面的这段话

“新的科学真理，不是靠通过说服反对者并使他们看到光明而获胜；她最后的胜利，主要是因为反对者终于死去，熟悉她的年轻一代成长起来了”。

这段话被后人称为“普朗克效应”。

最能用清楚明白逻辑形式表达的科学尚且如此，更不用说涉及非科学的种种争议。我觉得普朗克效应非常深刻的描写了人性的处境。

那么，为什么呢？

人性第一定律: 个人无法否定自己“存在“的意义，不管“ 存在”在别人眼里多么错误或丑。即使在超越个人的层面，已经证实为错。在这种情况下，或回避事实，或发展出一套理论或心理为之辩护。 因此，我们有众所周知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一病理学概念对历史学的价值就是，它解释了遗老存在的理由。

从国家层面上，广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可以延续多少代。清兵入关，江南为了反抗”剃头令“而奋战，但清末很多人对”满人“的辫子恋恋不舍。 我曾提到，北朝鲜金正恩之后，”金日成遗产“仍旧会延续下去，北朝鲜人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挣脱噩梦。

人性第二定律： 虽然因人而异，但人真能接受新思想的时间窗口相当有限，大体只是青少年到刚刚成年的短暂时期。有些人可以活到老，学到老，但是少数。

人性第三定律： 一旦思想成型，重建思想模型极其困难。重建多少意味要毁掉已经成型的思想，从“头”重新构筑新的思想。当然，“重建”也和原有思想模型有关，有的模型比较灵活柔软，毁掉不至于导致灾难性的结果，有的“刚性”极大。

所以，思想改造常常会导致精神紊乱。激进主义信徒常常从极左到极右，就是无法变得中庸宽容。

我从我经历的辩论学到很多东西。我发现不少情况，参与辩论的化大气力反驳的其实不是真正“对方的观点”，而是脑海里面“对方的观点”。更有意思的是，在一个不习惯区别“个体”和“群体”的社会， 反驳者反驳的经常是他脑海里面“与他对立那个群体的观点”。

最近，有篇报道中国知识分子“伦敦共识”文章提到秦晖教授的一个说法。他说他属于“自由派”知识分子，但他无法代表“自由派”知识分子，他能代表的只是“他 自己”。 我注意到这个说法。 他夫人金雁“倒转红轮”发表后，有采访提到他们夫妻之间的分歧，就是说，他的思想就是他的思想，他代表不了他夫人，他夫人也代表不了他。

但是， 很多中国人还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 “类”比“个人”重要，以致某人对医生A有怨恨，要杀医生B和护士C来释放自己的恨意。也许这正是“阶级斗争”理论部分的心理基础吧！

如果这样，“辩论”没有多大意义。常常，辩论只是为了发泄情绪，而不是探求真理。

现在回到普朗克效应，普朗克效应说得是，任何科学真理的胜利，不是靠说法，而是靠对年轻一代有足够吸引力。老一代人沉浸在自己的成功和理论中，他们也许有权势有名誉，但他们缺少争取年轻人的能力。

普朗克效应谈到是科学真理。科学真理有其绝对性的一面。但对于社会理论（包括革命理论），能争取年轻一代的不一定是“真理”。

一次大战后，大批人，特别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极其失望，所以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赢得了青年。那么，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在非科学的领域，我们有没有一个比较 靠得住的衡量判据来判断新潮流的正义性正当性？ 也许这个判据相当复杂，不是每个人都能运用得得心应手，但存在不存在这种东西呢？

如果不能从绝对意义上做出判断，是否能从几率的角度作出判断呢？ 也许我们将来还会回到普朗克效应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