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总是有“敌人的”，小学可能有，中学可能有，大学也可能有，家庭，企业，政界当然更可能有。国家，那更不用说了。

不同文化下，人眼里的他人或群体或组织或国家成为”敌人“的理由并不一样，人对待”敌人“态度也不一样。

比如，在秦朝之后皇帝眼里，未表示足够忠心的人就可能是”敌人“，而秦后中国环境，对”敌人“的宽容度很低，如有可能，一般会对”敌人“，甚至”潜在的敌人“斩草除根。 秦后”理想的世界“不应该有”敌人“。

在另外一些社会，君主皇权没有这末大的权力，他们必须学会和大部分”敌人“共同生存。如何共存而又不至于危害自己的生存不仅是门必须的技艺，而且可以是一门艺术。

没有敌人，人自然可以”高枕无忧“，但并不能保证将来不再会出现敌人。 有”已知“的敌人，也有好处。所以，有些政治家，有些社会，有些国家，要不断”创造新的敌人“， 或帮助保留自己的“敌人”。

当然，如何界定”和自己有不同意见的朋友“，如何界定并非自己”盟友“但能持中立态度者和如何界定自己的敌人需要技巧。缺少技巧，缺少智慧，就不必要的增加了”敌人“。

我上面的话可能在某些人眼里是胡话，为什么我们需要”敌人“呢？

因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因为已知的敌人常常遏制未知敌人的兴起；因为”敌人“常常比”朋友“更了解我们的弱点，更能帮助我们前进。等等，等等。

从对待他人的态度而言，我觉得中国传统文化是有缺陷的。 相对而言，中国传统文化，人对人的判断大体非黑即白，缺少微妙的层次。真实的世界，不仅绝对黑和白之间有无数的层次，而且颜色可能随光线而变，有时比真实的黑，有是比真实的白。

当视觉”建立“在”黑白分明的基础上，我们就不得不硬把一些中间颜色硬归结到黑或白的类别中去。或者“不够黑”即为“白”，或者“不够白”即为“黑”。也正是如此，能创造的“艺术”世界就相当单调。

我常想到创造汉朝的刘邦和创造江户幕府的德川家康。 无疑，在创造新朝代上，刘邦远远超过始皇。刘邦分封诸王，看起来是一种倒退，但实际又是一种进步，奠定了汉朝四百年的架构。 但比起德川家康，刘邦又远为逊色。刘邦（吕后）用各种借口杀害逼反异姓诸王，分封毫无功绩的刘姓诸王，开辟了”家天下“的恶例。

德川家康把天下分成德川家，亲藩大名，谱代大名和外样大名。 外样大名是最后投降德川家的藩主，也就是说最后投诚的敌人，未来的“潜在敌人”。在德川幕府时期，外洋大名常常比亲信的谱代大名有更多的土地。 德川如此做，需要相当程度的自律，手下家臣也可能有种种失望，但因此保持了大名之间的竞争和张力。 德川幕府，亲藩和谱代大名无法高枕无忧，外样大名也无法高枕无忧。维持这种局面无疑需要更高的政治技巧，但也许如此，日本才能产生萨摩等藩的维新志士，才能完成“创造性的毁灭”，完成明治维新的革命，而德川家也得善终，至今仍旧是日本的“名门”！

总之，从更高的角度， 我们需要”敌人“， 我们甚至要帮助”敌人“生存下去。 一个敌我共存的世界，胜过一个不断消灭敌人而敌人又不断涌现的世界。

一点胡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