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3月28日，一群中国留学生在波士顿用英语演出了元末清明剧作家高明（字则诚）的名作《琵琶记》。参加演出的有梁实秋（饰蔡中郎）、谢文秋（饰赵五娘），谢冰心（饰牛丞相之女）、顾一樵（饰牛丞相）等。闻一多、余上沅和赵太侔则在布景、灯光及服装等方面贡献甚多。梁实秋先生曾写《琵琶记的演出》一文，追述当年筹划和排演这出中国古典名剧的盛况。

《琵琶记》的情节，与秦香莲、陈世美故事有相似之处，但以大团圆局面告终。汉代陈留有书生名蔡伯喈（蔡中郎），与赵五娘新婚，家中还有年迈父母。适逢朝廷开科取士，伯喈奉父命入京赶考，高中状元，奉旨与牛丞相之女婚配。伯喈欲辞婚、辞官回乡照顾父母而丞相不允，只得滞留京城。陈留遭灾，赵五娘尽心服侍公婆，让他们吃米，自己则吃糠咽菜。不久公婆相继身亡，五娘一力安葬之，亲绘公婆遗容，携之上京寻夫。一路上，以弹琵琶卖唱乞食为生。伯喈在京思念父母而音信不通，遂于书房弹琵琶作歌，为牛氏所闻，诘之尽得实情。适五娘进京，乞食于弥陀寺，将公婆遗像供于佛前。后伯喈来寺见遗像，遂携之归家，供于书房。五娘寻夫至牛府，得牛氏邀入弹唱，告之以实情。牛氏请五娘于书房内公婆遗像上题诗暗喻。伯喈回府，见诗大惊。牛氏遂引五娘入见，夫妻得以团圆。伯喈哀痛父母双亡，欲辞官回乡守孝，得丞相所允。伯喈遂携二妇回陈留，后全家得皇帝旌表。

梁先生的《琵琶记的演出》所记人物趣事甚多，然最令人莞尔的是一位在麻省理工学院就读的丁绪宝先生。在《琵琶记》演出前，红头涨脸的丁先生找到梁实秋等人，说了下面一番话：

“你们今晚要演出琵琶记，你们知道你们做的是什么事么？蔡伯喈家有贤妻，而负义糟糠，停妻再娶，是一位道地的多妻主义者。你们把他的故事搬上舞台，岂不要遭外人耻笑，误以为我们中国人都是多妻主义者？此事有关国家名誉，我不能坐视，特来警告，赶快罢手，否则我今晚不能不有适当手段对付你们。”

梁实秋等惊愕不已，连忙解释说，英语《琵琶记》是改编自高则诚名作，而高本人并未把蔡中郎当作负心人来描写。梁实秋还特意声明：“我是国家主义者，我的爱国心决不后人。”然而丁先生并不信服，临走时扬言：“我们走着瞧！晚上见！” 丁先生的言论，与当前主张“家丑不可外扬”的爱国愤青毫无二致，可见海外中国愤青之出现，并非自现代始，而是要上溯至少九十年。

然而更令人惊奇的事情还在后面。是晚，《琵琶记》的演出大获成功。剧场座无虚席，落幕时“掌声雷动，几乎把屋顶震塌下来”。散戏后，学生们在一家“杏花楼”餐馆宵夜，忽见丁绪宝红头涨脸地跑上楼来，不禁一怔。丁来到众人面前，勉强一笑说：”你们演得很好，没有伤害国家的名誉，是我误会了，我道歉！“随后握手而退。丁先生既有爱国热情，又敢于担戴、勇于认错，这样的愤青，不是很可爱么？

说完了90年前的愤青，不能不谈谈当代愤青。

1999年    5月8日，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遭到美国为首的北约导弹袭击，三名记者遇难，多人受伤。事件发生后，中国朝野怒不可遏，在美国驻华使领馆前发生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游行。就在此时，一位姓张的“民运”人士在旧金山湾区中文电视节目“话越地平线”中表示：中国的记者经常承担搜集情报的任务。张先生在此时说这样的话很不恰当，激起了当地华人社区的强烈反响。

那时互联网还不像今天这样发达，网上公共论坛极少，人们大多利用email的群发功能表达自己的意见。湾区华人知识分子经常使用的mailing list 叫做“chinatown”，其服务器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张先生的话音刚落，“chinatown”上就炸了锅。很多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异口同声，大骂张先生是“汉奸”、“卖国贼”。更有甚者，有人把张的住址电话贴将出来，扬言要杀掉他。张先生吓得魂飞魄散，立即报警。

当地警方十分重视，立即派人将张宅保护起来，并对“chinatown”进行调查，很快就找到了扬言要杀死张先生的人。人们不知警方究竟是如何处置这位“勇士”的，只是后来看见他在“chinatown”上发了一个声明，大意是：我说那些话只是出于气愤，并不是真要伤害张先生，我愿意看到张先生的安全得到保障。我为此事道歉，请得知张先生地址电话的朋友们删掉这些信息云云。

这位愤青同学在法律的威慑之下道了歉，也算是悬崖勒马。然而90年前的老牌愤青丁绪宝先生，比起当代中国海外愤青来，在品质方面还是高出许多。第一，虽然丁先生不让外人“误以为我们中国人都是多妻主义者”的想法过于幼稚，但他毕竟是以一个普通中国人的真诚，来维护祖国而不是政府的声誉（那时的军阀政府大员，哪一个没有三妻四妾？）。而当代海外愤青，只知维护中国领导人和政府的面子，却很少懂得尊重同胞。他们的愤怒很容易被调动和利用，从而成为对抗普适价值、迫害异见人士的工具。第二，丁先生不是躲在阴暗角落里谩骂梁实秋等人，而是光明磊落地上门讲理，尽管他威胁中国同学的言论不可取。而当代愤青只敢当群氓，他们或是匿名在网上毒汁四溅地骂人，或是以乌合之众围攻他们眼中的“反华分子”，却很少有人敢与对方进行负责任的理性辩论。更有甚者，少数人热衷于搜取反对者的私人信息，对其进行威胁恐吓，这和恐怖分子有什么两样？第三，丁先生一旦发现自己错了，立即认错道歉，仍是好男儿。而当代海外愤青很少有这样敢作敢当的人。只要不被抓住手腕就死不承认，遑论认错道歉？记得几年前，美国某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CSSA）的mailing list 泄露一个女学生的个人信息，使她遭受恐吓和骚扰。后来有关方面调查时，各路愤青好汉一推六二五都不认账，没有一个好男儿。

青年人初出茅庐，出于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理想的追求而当了愤青，是可以谅解的。别的国家也有愤青，但他们多是批评政府的反叛青年，唯独当代中国愤青是政府的卫道士，甚至比政府更激进、更不可理喻。这究竟是为什么？是不是应该从我们漫长的历史中寻找原因？我现在没有答案。唯望年轻的朋友们对历史和现实采取一种开放的态度，多思考，少冲动，把善待同胞作为爱国的首要标准。做愤青不可怕，怕的是一辈子感情被别人操纵。等到变成“愤老”时，就一切都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