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三思”新解

“三思”出自《论语》，“三思而后行”。一般人把“三思”理解成小心谨慎，凡事，都想在前面，想好了，再下决心去干。吴稼祥老师提升了“三思”的价值。他这样解释“三思”。

一个人在半路上，当头挨了一棒。他顿时头晕目眩，眼冒金星。这个人的第一反应是“疼”——这是本能，也是一种动物性的反应。但任何一个人的认识都不止于此，第二个层次的反应是感性认识，第三也是最高一个层次是理性认识。由本能、感性认识直到理性认识，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学习过程。

吴老师妙手生春，这么一处理，“三思”的“附加值”大大提高了，从“初级产品”升级为产成品。

我对“三思”另有解释。第一次，肯定；第二次，否定；第三次，否定之否定。或者反过来，第一次否定，第二次肯定，第三次，肯定之否定。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都要作两次“求反”运算，使人的认识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比方说，你和一位美丽的女人邂逅，一见钟情。这是“一思”——你对她都是正面和肯定的看法，就算你认真仔细，也挑不出她一点不好。她穿着“秋菊式”的花棉裤，都掩饰不住她的磅礴的光彩，她无处不美。这是肯定，但是基础不扎实，因为，没有经历过“风雨”。

之后，你们渐渐相熟了，恋爱结婚，有了孩子，纯净的爱情里混合了柴米油盐的滋味，有时，甚至她的发梢上都是油烟。这是“二思”，也可能就是常说的“七年之痒”。两个人都有一些厌倦，觉得是不是当初自己看走了眼。这是否定，相互的神秘感渐渐淡化，她的每一个眼神你都一清二楚。也许有更糟糕的问题出现，你们的婚姻走到了尽头。

不过，对比之后，你发现你忽视了对方的很多长处，是其他女人不具备的，也是无可比拟的——不是她不再美丽，而是你对美丽习以为常。你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当然，对方也作了恰当的调整，你们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和谐发展”的新阶段。

“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这是我对“三思”的重新解读。本来，《论语》没有这层意思，是我后加上去的。我认为不是“狗尾续貂”，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发展和加深了“三思”的内涵。

2，“三思”历程

第一次听到孔子，及其学说，是1972年。那时，我上小学一年级，在太行山一所比较有规模的小学——附近八个村子的孩子都要步行到我们村，才能上学。就在这么一间破小学，“批林批孔”运动也开展得一丝不苟，有模有样。漫画、标语、大喇叭，各种形式，应有尽有。

孔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古人，生活在距今2500多年之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为了维护腐朽没落的奴隶制统治，他带着自己的弟子像丧家狗一样在各个诸侯国之间转悠，推销“克己复礼”的反动思想。好的时候，能在某一个小国多住些日子；要是惹毛了哪一个国家的公侯，马上就要卷铺盖走人，和现在的农民扛着行李卷流浪一样。

这是我对孔子的“第一印象”，坦率地说，孔子留给我的“第一印象”实在不怎么样。虽然，在我的评判中有相当的成分是被“灌输”的，可我也有自己的“独立见解”。我不赞成“复古”，不赞成“倒行逆施”，对“克己复礼”也忧心忡忡——因为，“礼”在乡土中国是非常顽固的，“礼失求诸野”，在大都市、沿海等现代文明昌盛的地方，旧的东西有所“收敛”，可在偏远的乡村，“礼”、“礼教”、“礼制”是根深蒂固的

我认为，我奶奶心地最善良，持家最勤俭，待人最友好，处事最公道，道德最高尚。凡事，应该由她做主。可我爷爷去世早，奶奶是一个“妇道人家”，她对很多家庭问题以及邻里关系问题是没有发言权和决定权的。“说话算数”的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族长，而族长在泼妇的无赖和巧妇的舌头面前，欺软怕硬，主持不了公道。这样的“礼”，我认为是最不讲理的。所以，我反对“礼”，反对“礼制”，反对“族长”，当然，也反对“克己复礼”的提倡者孔子。加上“搞复辟”和“开历史倒车”，我就更加憎恶孔夫子了。

“小拳头，举过头，谁要搞复辟，砸烂他的头”——这是我的一位小学同学朗诵的诗歌，至今记忆犹深。这首诗，显然幼稚，可他说出了我的心声。

重新认识孔子的价值是在90年代初。如果说，对孔子的“第一印象”是受了别人“蛊惑”的话，这一次是我个人的“独立发现”；如果说，对孔子的“一思”，基本上是否定的话，“二思”，则发现了儒学的纯朴古拙和温文尔雅——“宽恕仁厚、知礼达观、中庸乐世、讲信修睦”，其言谆谆，其乐融融。要是每一个人都能“三省吾身”，“修身律己”，则人人都能成为彬彬有礼的谦谦君子；每一个帝王都能“内圣外王”，“仁德博爱”，则普天之下尽为“乐土”。

我对“孔孟之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大大下了一番功夫。“学而不思则罔”，有了根基之后，我也开始了思考。为什么“礼仪之邦”，却“斯文掉渣”？为什么“圣主”和“明君”总不出现，昏君和“枭雄”却层出不穷？为什么人民愚昧有余而财富不足？为什么“大同世界”的设想总像一场白日梦？为什么“泱泱中华”被蛮夷小邦打得落花流水？

追问下去，会有更多问题。而所有问题的答案，却是唯一的——2000余年来，主宰中国人文化天空的儒学，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注入了一种“病毒性基因”，这种“基因”具有疯狂的复制能力和毒害性。它在每一代中国人的肌体内扩散和蔓延，腐蚀了中国人初生的年轻活泼和开拓精神，将中国人引入专制、愚昧、守旧和自私的泥潭，并难以自拔。

这就是我对儒学的“三思”。

写出来这个过程，是想说明：对儒学这么一个庞杂的系统，我也不是“一目了然”，仅凭直觉就断定它不是什么好东西的，而是有一个长期的经历。1972年迄今，已有35年的时间。其间，由“反”到“正”，再由“正”回“反”，终于结成“正果”——这个“正果”就是，作为一种制度性文化，儒家学说和人类文明是背道而驰的，但也不否认有某些闪光点和合理成分，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像一所房子基础沉陷、梁柱腐朽，彻底倒塌了，有些钢筋、砖瓦和木材可以检出来以作它用一样。儒家就是一间彻底坍塌的破房子。我们不能因为房子塌了，就铲平它，并抛弃其中的有用之材，那是“败家子”。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老房子里有少量“财产”，就躲在里面自我欺骗、自我陶醉，要是那样，房子倒塌的时候，整个中华民族将面临“灭顶之灾”。显然，后一种危险更大，当下的“儒学复兴”，正是想回到我们曾经离开的摇摇欲坠的旧房子。

3，并非戏说

儒学价值的评判，暂且不论。这里单说孔子。“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孔夫子也被从圣殿“扫地出门”，可是，历史是非常顽固的，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逆流”和“回潮”。孔夫子的地位，也随着岁月的潮流而起伏不定。现在，“孔圣人”的光环虽然不再刺眼了，可其身上依然裹着一层层坚硬的“保护膜”，耐久不落。

第一层保护膜，是“礼”。中国是“礼仪之邦”，自然不能否定“礼”的价值。否则，“礼仪之邦”就徒有其名了。实际上，“礼”的内在精神是不平等，外在表现是繁琐的程序性仪式，另外一个关键是，“礼”是儒家主导的，是儒家的“饭碗”。

胡适考证，最早的儒以及儒家是一个职业，他们是“商人”（不是现在的商人，而是商朝人）的后人。商朝是一个非常迷信的朝代，凡事，都要占卜，以测吉凶祸福。主持占卜的，都是“知识分子”，他们以此为业、为生。商灭，儒生流落各国，形成了后来的儒家。

知识和学问，一旦和饭碗链接，没有不出毛病的。儒家信徒，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最理性的做法是，把“礼”搞得细致入微、头头是道，别人稀里糊涂，自己“浑水摸鱼”。孔子几次精彩的表现，都和其他人“逾礼”有关。一次祭祀，子路为了省事和节约，想少用一只羊。孔子不同意，并教训子路：“尔爱其羊，吾爱其礼”。

再有，诸侯集会时，演奏的音乐是边远小国，也许是少数民族的音乐，孔子说是“靡靡之音”，并坚持要演奏自己修订的“雅乐”。音乐之雅俗，由此分水。孔子在今天，肯定是反对“精神污染”的先锋。对其他国家、民族的文化，没有宽容并蓄的态度，必欲置之死地；而对自己喜欢的音乐，大肆吹牛，说什么“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太夸张了。

再就是丧礼，既要厚葬，又要守墓。厚葬的恶俗，遗毒至今。守墓的习俗，则和孔子自己的逻辑相违背。学生问孔子死亡的问题，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既然不知道死亡之后的事情，何必去墓地株守犯傻呢。还有“席不正不坐，食不正不割”之类的“礼节”，纯粹是摆架子拿官腔的臭毛病。对这种人，最好的办法，就是“不伺候”。孔子之所以在列国碰壁，不就是放不下自己“指指点点”的臭架子吗？结果是，没有人买他的账，四处漂泊。

第二层保护膜是教育家。孔子是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教育家，我曾经在《我对万世师表的疑惑》一文中，有过论述。本文说的是“有教无类”，在孔子的学生中，既有富商巨贾，也有像颜回一样一贫如洗的穷人。据此，学者们认为，孔子是平民教育的首创者。

可是，在我看来，“有教无类”，只是一种“扩招”的手段，无他。孔子的前半生，是在诸侯国之间漫游中度过的，既没有固定的职位，也没有丰厚的收入，只有一个虚名。50岁之后，年老体衰，不能走动了，不得已开办了学校。《论语》中，载明了其所收的学费是“十束修”。据考证，就是十条牛肉干。有人说，孔子的“学费”十分低廉，穷人也上得起学。

这种看法十分轻率。首先，“条”这个计量单位的数量级不确定；其次，古代人吃肉的机会并不多，或者说，动物性蛋白除了祭祀之外，平民百姓经常是“三月不知肉味”，何以见得呢？

孟子见梁惠王，和梁惠王坐而论道。梁惠王请教孟子，如何实行“王道”，让百姓过上“小康”生活，孟子回答：“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五亩宅地，多种桑树，五十岁的人就能穿上丝棉袄了；一百亩的田地，不要错过农时，几口人的家庭就可以不饿肚子了。鸡、猪和狗一类家畜不错过它们的繁殖时节，七十岁的人就能吃上肉了；搞好学校教育，不断向年轻人灌输孝顺父母、敬爱兄长的道理，头发花白的老人就不必肩扛头顶着东西赶路了。七十岁的人穿上丝棉袄，吃上肉，百姓不挨冻受饿，做到这样却不能统一天下的，是绝不会有的”。

哪些人、什么时候能吃上肉呢？“鸡、猪和狗一类家畜不错过它们的繁殖时节，七十岁的人就能吃上肉了”。一个实行“王道”的国家，人们安居乐业，到了70岁，才能吃上肉。要是连年战乱，“礼崩乐坏”，70岁恐怕也只能是幻想了。孟子在孔子之后，生活水平应该有所提高，即便如此，孟子的规划也不过是70岁以上才能“开荤”，可见，孔子时代肉之稀缺了。由此，孔子的学费并不是低廉，而是十分昂贵的。所谓的平民教育，纯属扯淡。倒是“扩招”和“高收费、乱收费”，给1999年的大学扩招提供了历史依据。

但是，孔子是一个知识渊博的人，这得益于他的长寿和经历。在他那个时代，能活到73岁，是很少见的。在没有纸，没有书籍，“口口相传”的古代，老人就是“知识分子”，孔子堪称“高级知识分子”。再有，孔子周游各国，遍访名师，“道听途说”，各地的风土人情、山川地理，孔子了然于心。这两点，没有其他人可以相比，也成就了孔子一代学者的崇高地位，可要是凭知识渊博称其为伟大的教育家，就勉为其难了。因为，Google是迄今世界上知识最渊博的，可没有人叫Google老师——Google只告诉了我们答案，却没有教给我们找到答案的方法。孔子也是如此，他不是教育家，只是一个2500年前的“活Google”。

2008年2月6日，21：30

农历除夕，石家庄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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