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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帝國的征服和中國的責任
送交者: 佚名 2004年11月16日15:50:53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無論對於中國還是美日來說,未來的台海戰爭將是一場不以雙方意志為轉移的必然之戰,透過中、美、日、台目前各種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活動的種種跡象,我們已經聽到了那隱隱的戰鼓之聲。 作為未來戰爭中相對較弱小的一方,中國必須要放眼於台海之外,從全球國際戰略的高度來認識這場戰爭,必需要把台灣問題放在世界大國角逐尤其是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來考慮,尤其是要認識到正在崛起的中國不管是否情願都要和正在成形的美國帝國的國際戰略迎頭相撞,否則,就會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錯誤,就會在戰爭出現出乎我們意料的變化——如:戰爭範圍擴大、戰爭規模升級、參戰國增多、戰爭時間延長、國際譴責制裁強度增加等——之時,戰爭意志不堅定,猶豫不定,決心不足,考慮不周,屆時驚惶失措,應對錯誤,從而導致輸掉整場戰爭。

台灣地處西太平洋戰略樞紐中心,其影響輻射周邊所有國家和地區,牽一髮而動全局,台海一戰,中國不僅要考慮與美日的關係,還要考慮與印度、東盟各國、韓國、朝鮮、俄羅斯、中東中亞各國乃至全球的利益關係。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台海戰爭絕對是一場影響世界範圍的“准世界大戰”。戰爭之後,亞洲乃至世界格局將完全為之改變。

第一節 不管中國是否情願,都必然要和正在成形的美國帝國迎頭相撞

正如古羅馬人所言,想要得到和平,就必須拿起短劍,我們研究戰爭、準備戰爭,目的就是為了防止戰爭。我們消滅美國航母的把握越大,美國捲入戰爭的可能性就越小,我們解決台灣問題(包括和平統一)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從而,我們為世界爭取和平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一、美國正在形成真正的世界帝國。 “9·11”事件不僅沒有阻礙美國的霸權夢想,反而成為美國實現其戰略的一個絕佳契機。縱觀1999到2003的國際風雲,我們可以發現一條美國逐步實現控制中亞和西亞建立超級帝國的戰略主線:1999年,通過科索沃戰爭,對巴爾幹半島實現軍事占領;2001年,以反恐為名,推翻阿富汗塔利班政權,扶持親美政府上台,實現了在中亞的軍事存在;2003年,以消滅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為藉口,推翻伊拉克薩達姆政權,取得在中東地區主導地位,取得了巨大的經濟、軍事利益,隨後迫使利比亞政府屈服,整個中東就只剩下了敘利亞和伊朗兩個不順從者;2004年,將關島建設成類似於夏威夷的軍事重地,配置最先進的戰略武器(航母、核潛艇、B-52戰略轟炸機和AGM-86C空射巡航導彈等),並在韓國建隱形戰鬥轟炸機F-117基地,以實現對中國、日本和俄羅斯的多重遏制;結合目前在全世界的幾百個軍事基地,一個龐大的帝國實際上已經隱然成形,現出了一個極為分明的猙獰的輪廓。

“這是美國一個普通的早晨,學生們開始上學,農民們開始耕種,送奶的工人開始分發牛奶,而我們的總統開始計劃轟炸另一個國家。”這是美國左派導演邁克爾·摩爾的影片《科拜恩保齡》的開頭,它描繪了一個帝國未來“幸福和平”的生活場景。

“美國帝國的興起並不是偶然的,它與美國歷史發展軌跡及現實密切相關,美國的歷史本來就是一部對外擴張的歷史。 1776年美國建國時僅由東海岸的13個英國殖民地組成,當時版圖的形狀是一個小長條。現在美國的版圖橫跨美洲大陸,東到大西洋,西至太平洋,南瀕加勒比海,北臨北冰洋;美國的軍事、政治及經濟影響力遍及全球,冷戰後成了世界上惟一的超級大國,西方學者將美國稱為‘全球性帝國’。在200多年的時間裡,美國從一塊小殖民地成為今日惟一超級大國,除了國內政治持續相對穩定、科技和經濟飛速發展外,不斷對外擴張是重要原因,擴張是貫穿美國對外政策的一條主線。美國外交史學家威廉斯把美國依靠強權政治,建立‘帝國’的行徑稱為美國的‘生活之道’。當歐洲移民剛踏上美洲‘新大陸’時無立錐之地,新移民在‘新大陸’的第一個任務就是從其登陸的東海岸向西拓進。這種本能反應與美國特有的商業擴展精神相結合,成為美國對外擴張的理論基礎和根本特徵。

美國的擴張歷史大體分為四個階段:大陸擴張;海外擴張;全球爭霸;全球獨霸。從美國立國到美西戰爭前是第一階段,其主要特徵是領土擴張。到19世紀末,美國的領土已經從大西洋擴展到了太平洋,在版圖上成為國際社會的龐然大物。第二階段是從美西戰爭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美西戰爭使美國的勢力範圍超出了加勒比海地區和中美洲,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美國把拉美地區變成了自己的‘後院’。這一時期,美國的勢力迅速從北美大陸擴張到太平洋地區、東亞和整個拉美。美國成了當時世界上幾個主要資本主義大國之一,並開始與其他殖民者爭奪殖民地。從1946年到1991年是全球爭霸階段,也就是人們通常說的冷戰時期。二戰結束後,美國全力擴展自己的勢力範圍,通過馬歇爾計劃對歐洲進行經濟援助,使歐洲在經濟上依賴於美國;通過建立北約,駐軍歐洲,使歐洲變成了美國的‘小夥伴’。在亞太地區,美國與澳大利亞、日本、新西蘭、韓國、菲律賓等國建立了軍事同盟關係。隨後對中東和非洲進行爭奪和擴展。但由於其競爭對手蘇聯的存在,美國還難以獨占這些地區,只能與蘇聯競爭。冷戰結束到現在是第四階段。蘇聯的解體使美國成了惟一的超級大國,與其抗衡的大國消失,美國越來越隨心所欲。

除了第一階段是傳統的領土擴張外,其餘階段全部是以經濟、軍事和文化影響力的拓展為主。每個擴張階段的完成都給美國帶來了巨大的利益。美西戰爭期間,著名鐵路大王希爾曾說過這樣的話:‘誰控制了東方貿易,誰就掌握了全球財富。’美國獨立後繼承了這種商業精神,保護美國商業的壟斷或優勢地位成了美國對外擴張的首要目標。為此,商業拓展精神貫穿四個擴張階段。 從歷史上看,美國每經歷一次大的戰爭都獲得一次更大的發展機遇。除20世紀60-70年代的越南戰爭外,戰爭帶給美國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使美國脫穎而出,成為列強新貴;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成了一個經濟巨無霸;近半個世紀的冷戰,美國不僅沒有被拖垮,反而贏得了冷戰的勝利,這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美國成為世界惟一超級大國、建立‘新帝國’的基礎。1991年的海灣戰爭,因中東國家和盟國對軍費的分擔增加了美國自己的經濟所得;在對科索沃戰爭中,通過持續的戰爭行動,不僅沉重打擊了歐元,使其對美元的匯率下跌10%,還使道·瓊斯指數直線上升,在短短的時間內創下11000點的歷史記錄,使世界上其他地區的財富流向美國。整個20世紀90年代的發展表明,美國進入國力新一輪的擴張期,這與俄羅斯的衰落、歐洲和日本的狀況形成鮮明對比。因此,美國已經形成了一種戰爭能帶來好處的心理預期和思維慣性。

從海灣戰爭到科索沃戰爭以及阿富汗戰爭,美國都依靠其無與倫比的軍事實力取得了勝利,美國人相信,憑藉其高科技武器和超強的軍事能力,在未來戰爭中可以實現‘零傷亡’,因此,新帝國戰略提出用武力解決美國面臨的威脅和問題,新帝國戰略也就成了‘9·11’事件後美國極力推行的一種大戰略,主張利用實力優勢,用美國的價值觀改造世界,建立一種美國統治下的世界秩序。 這一戰略主要有三大要點,第一是源於美國的民族主義——‘美國例外論’的單邊主義。單邊主義就是要保持美國的絕對自由,突出美國不受限制的領導權力和行動自由,同時也更強調美國的利益至上。美國對多邊機構、多邊行動的效率低下的抱怨已非一日,早就對聯合國不滿,在加利擔任聯合國秘書長時對聯合國的改革提出了許多要求,甚至以拖欠會費為要挾。布什政府更是把聯合國看作為其服務的一個工具。布什曾公開發表談話說,聯合國必須幫助他對付薩達姆,不然將‘以一個無能的、不重要的辯論社團的形象逐漸在歷史上消失’。

第二是先發制人。布熱津斯基在其《大棋局》一書中提出了非常著名的地緣政治觀,就是‘誰控制歐亞,誰就控制了整個世界’。布什政府上台後把這一思想理念推到了頂峰。布什在西點軍校發表講話時明確指出,我們面臨一個前所未有的威脅,冷戰時期的威懾和遏制戰略均難以奏效,新的威脅需要新的思維來應付,如果必要,為了維護我們的自由,保護我們的生命安全,應準備好隨時先發制人。2002年布什在他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將‘先發制人’確定為21世紀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它的出台基本拉開了美國主導世界秩序的前奏,樹立美國在全球的絕對領導地位。為了達到能夠控制歐亞大陸、建立全球新帝國的目的,布什採取了強硬的外交政策。布什在其2002年‘國情咨文’中明確提出伊拉克、伊朗、朝鮮是‘邪惡軸心’。布什政府之所以‘先發制人’打擊伊拉克,一方面是確信對伊拉克發動戰爭完全能夠以導彈降服薩達姆,進行其實施新戰略的一次實踐,另一方面通過打擊伊拉克徹底清除俄羅斯等大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力,強化美國在全球的一極地位。

第三是改變政權。在世界推進自由民主人權一直是美國外交的一個理想和傳統,改變政權與美國的安全利益密切相關。美國認為,核武器雖然可怕,但最可怕的是核武器的掌握者是獨裁者,其行為難以判斷,美國對這些國家的憂慮在‘9·11’事件後更加強化。美國國務卿鮑威爾說,‘對伊拉克戰爭能夠重整中東秩序,使之符合美國的利益。’美國國防部副部長保羅·沃爾福威茨說得更露骨:伊拉克戰爭是為了實現政權改變,一個自由民主的伊拉克將為中東國家的人民樹立一種典型,伊朗、敘利亞人民將從中得到啟示,此外,沙特等國也會為其政權形式而不安,從而實行改革,持續不斷的阿以爭端也可以最終得到解決。二戰後,美國成功地將納粹德國和軍國主義的日本改造成為和平的民主國家,這一歷史經驗使得新帝國戰略的支持者對未來充滿信心,一種全新的中東秩序似乎就在眼前。 另外,還值得特別一提的是,美國共和黨歷來有崇尚實力的現實主義外交傳統,認為國際關係是‘無秩序的’,強調實力在對外關係中的作用。布什政府的外交班子中右翼居優勢地位,副總統切尼、國家安全事務顧問賴斯、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等,都曾是前共和黨總統福特、里根和老布什的老臣。他們的政治哲學是‘美國優先’和單邊主義,強烈批評克林頓的民主黨政府冷戰後8年的外交政策是‘失敗的’,這就使布什政府的單邊主義色彩更濃。在軍控領域,布什不顧國際社會反對,宣布退出《反彈道導彈條約》,國際戰略基石受到嚴重衝擊。美國能源和環境協會與核政策律師委員會在一份研究報告中說,美國正在越來越嚴重地違反和破壞主要國際安全條約,從法治向‘霸權統治’轉變。美國不再把國際條約視為全球安全的根本因素,而轉向只對自身有利時才遵守條約的‘機會主義立場’。

在‘9·11’事件後一片愛國主義情緒和傳媒的渲染之下,美國國內輿論出現一邊倒局面,民意急劇向強硬方向轉變,不僅不反對採取軍事行動,而且對於美國士兵傷亡的容忍度也增加了,這使美國國內的右翼勢力有了較高的民意基礎,其行動所受的制約也大為降低。還有,共和黨右翼與美國軍工集團和大企業有着深厚的聯繫,他們是美國戰爭經濟的重要驅動力之一,這無疑會在相當程度上影響共和黨政府的對外政策,這也使美國要實現帝國夢進一步膨脹”(摘自2003年4月6日《今日世界·美國進攻伊拉克想要實現“新帝國”夢 》,作者:安國章)。

對我們這個脆弱而多樣性的地球村來說,美國“帝國恐龍”的出現,絕對不是一件好事。 二十世紀後半葉,資本主義在人權、民主方面的巨大進步,實際上離不開當時“共產主義運動”的反作用力,而今天,失去“共運”的砥礪作用,就像“權利失去制約就必然走向腐敗”一樣,美國處於“一超獨大”的優勢地位,而且正在竭力違背和擺脫各種各種條約(如《反導條約》、《京都議定書》和禁止使用、生產地雷的《渥太華公約》)的制約,所以美國必然會“腐敗”而走向其反面,落入到“盛極而衰”的歷史軌道中去。

黑格爾說,任何成熟的歷史形態都會走向衰落。 當年羅馬帝國在與迦太基、埃及征戰的時候,國內民主發展得極為成熟,而從愷撒征服了亞非歐所有敵人的那一刻起,羅馬帝國就開始成為自己的敵人。今天的美國,就像羅馬帝國一樣,國內高度的民主自由卻開始讓自己腐爛變質,慢慢開始出現專制的趨勢,而帝國對外的殘忍征戰和貪婪掠奪,又為自己培養着越來越多的對手和敵人。當年,面臨秦帝國的“合縱”,諸侯的出路只有“連橫”,即使秦國自峙武力兼併六國,也不過轉瞬即逝,狀若曇花一顯。 今天的美國的實際上正在喪失昔日的民主表率作用,正在慢慢帝國化,正在成為“對外的法西斯主義”,這一點,已經成為中外學者包括美國學者的共識(美國軍隊對四個美國人在費盧傑被殺的報複方式,與希姆來在其副手在捷克遇刺後的報複方式何其相似)。

2002年9月,1997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美國人朱迪-威廉姆斯將布什政府稱為“美國有史以來最可怕的政府”,她認為美國現在把多邊主義重新界定為“你得聽我的”;而另一個可怕的事實是“9.11”事件使人們不敢表達自己的意見。沒有人敢站出來說:我們美國是不是出於自己的軍事、政治和經濟目的,正在威脅世界和平?”她強調,白宮現在宣稱要在海外為“自由而戰”,而美國內部的自由卻“受到了限制”。 美國正在蛻變,正在變成未來世界不祥的陰雲,正在變成未來人類自我毀滅的“魔域”。在這個時候,人們需要的不是對美國的盲目追隨,而是需要對美國蛻變的警惕。

二、不管是否情願,正在崛起的中國都要和正在成形的美國帝國迎頭相撞。 對美國來說,今天的中國是一種利益,還是一種威脅? 如果不好掂量,那我們就反過來思考。 假若今天中國不是一個強大統一(除台灣以外)的主權國家,而是若幹個依附性極強的小國,那麼美國的軍事實力、經濟實力和文化影響,必然會象洪水一樣淹沒歐亞大陸的一半,東起朝鮮半島(沒有了中國,也就沒有了朝鮮),覆蓋原中國大陸、蒙古、印度????、東南亞、南亞(除印度)、中亞、中東、東歐,西端直至巴爾幹半島,擁有如此廣闊的勢力範圍,在這個比成吉思汗還要強大無數倍的霸主面前,還有誰是他的挑戰者?

在很早以前美國戰略家就意識到了:控制了中亞,也就控制了歐亞大陸;控制了歐亞大陸,也就控制了世界。 無論俄羅斯,法國,德國,日本,印度,伊斯蘭世界,誰還敢與之爭鋒? 面對獨霸地球的美妙前景,美國人目前欠缺的只是更強的實力和最好的時機,美國人並不缺少動機。 在沒有絕對把握打敗中國以前,中國對美國來說是利益大於威脅,而當美國具有打敗中國的絕對把握之後,中國對美國則是威脅大於利益,消滅了這個威脅,剩下的自然全部就是利益。 從外在條件來看,美國不可能擁有打敗中國的絕對把握,但是美國人也不是沒有一點機會,而今天美國人就是在尋找和等待這個機會,並運用一切手段,促使各種因素來最後造就這個機會。

這個機會就是中國的內亂。 這裡有兩種內亂,一是執政黨本身錯誤造成的內亂,二是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以後社會轉型時處理不好而造成的內亂。後一個可能出現的內亂,日本很早就過了這個難關或者陣痛,韓國在美國人的保護下也過去了,俄羅斯也很幸運的過去了。

就象人在跨台階時最容易失去平衡一樣,處於轉型期的社會也最容易爆發危機,抵禦能力是最差的。世界上應該最早進入早期資本主義的是中國北宋,當時發達的科技和先進的生產技術,帶來經濟和文化的持續繁榮,而在這種繁榮的背後則是生產力對封建皇權的隱形衝擊,這種衝擊破壞了統治者的執政基礎,所以,繁榮強大的宋朝竟先後敗亡於落後的北方女真人和蒙古人。

亨廷頓認為,發展中國家的政治不穩定源於“政治參與爆炸”。在這類社會中,社會經濟的發展將不可避免地導致政治參與要求的急劇膨脹,但是政治發展落後卻使得社會無法提供足夠的制度化渠道滿足參與要求,這種需求與供給之間的“差距”將導致政治不穩定(塞繆爾•亨廷頓《第三波——20世紀後期民主化浪潮》)。

目前,中國人均GDP已經跨過1000美元的門檻,南美和亞洲許多國家的經驗證明,人均GDP跨入1000-3000美元的階段,社會就進入了一個高風險的不穩定期。隨着經濟的發展,生產力對現行政治體制的衝擊將越來越大,中國將象所有經歷過這一階段的國家一樣,必然要經歷一個“消費層次升級、社會階層(或集團)利益衝突加劇、參政意識增強、對民主公平的要求增高”的過程,而在這個過程中,各各方面矛盾處理不好,很容易引發社會動盪,從而導致大規模內亂,如上世紀80年代的韓國、90年代的菲律賓、印尼、阿根廷、巴西等國。 中國呢,過得去這道坎嗎?

“9·11”以後,美國集中力量對付伊斯蘭激進主義勢力,我們原以為爭取到了10到15年的戰略發展良機,但是消滅薩達姆、擺平卡扎菲以後,美國已經從阿拉伯泥潭裡拔出了一隻腳,而且把這隻腳踩進了西太平洋,這個戰略機會的時間已經大大縮短了。儘管目前本·拉登還在阿富汗山洞裡逍遙,儘管還有恐怖分子在到處爆炸,儘管還有敘利亞、伊朗問題象定時炸彈一樣擺在在後面,但美國人已經可以騰出一隻手來處理東亞的事務,大幅度增加軍費預算,構築NMD反導系統,匯集7大航母搞“夏季脈動”軍事演習,將關島構築成夏威夷以外的第二大軍事基地,透過這許許多多信號,我們應當聞到那越來越濃的硝煙味道。

中國當前的國家戰略是“韜光養晦”和“和平崛起”,作為戰略高手的美國,並非看不到中國克制、委屈求全和隱忍不發背後的能量蓄積,只要準備充分,時機成熟,美國自然會主動逼上來,迫使中國亮出底牌。 中美兩大地理板塊遲早會迎頭相撞,這個完全不以中國人的意志為轉移,別無選擇,這是中國的不幸,也是中國的幸運。

中國的不幸,是在身板還未養得非常結實的時候,就被美國這一超強霸主當作了靶子。如果稍不小心,就有可能被這個“巨無霸”蓄意扼殺。 而中國的幸運,則是實際上充當了阻止美國霸權泛濫的第一道防波堤,實際上抗起了全人類抵禦霸權、反抗征服的正義大旗,這是中國在為全世界的和平與公平承擔重擔,是當今世界格局自然而然的選擇,真正是“天之降大任於斯人”,儘管現在全世界也還有很多人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中國代表的實際上正是世界的未來。

不管我們情不情願當這個頭,不管我們公不公開承認,不管我們使用何種韜晦之計,但中國實際上已經別無選擇,中華民族的生存努力阻擋了美利堅帝國稱霸的道路,匹夫無罪,懷壁其罪,美國人的槍口已經不可改變的鎖定了我們。 所以,應付未來潛在的戰爭,不僅是我們目前工作的一個重點,而是越來越緊迫的頭等大事,我們必須用戰爭來提醒和教育人民,尤其是要象俄羅斯那樣,把“在迫不得已條件下使用核武器”的觀念宣揚給全世界,也同時宣傳給美國和台灣,爭取用戰爭準備來抑制戰爭和自我拯救。 在近30年的總體和平生活之後,中國多風多雨的時候快要到來了。

三、識破美國人的戰略欺騙 長期以來,在某種程度上,美國人有意無意的利用台灣問題和朝核問題來對中國進行戰略欺騙和有意誤導,藉以掩蓋美國對華的全面戰略,即使這一意圖在過去是有意無意之舉,在2003年下半年開始,就絕對是有意而為的謀略了。

前美國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布萊爾在卸任前,曾在美國眾議院說:“太平洋美軍的責任就是確保台灣有足夠的防禦能力”。在關島部署核動力攻擊潛艇,“可接近解放軍導彈部署點”,以便在台海發生衝突時“及時”協助台灣“自衛”。美國軍事專家理查德·哈洛倫認為,五角大樓將軍艦和潛艇開進關島,克服了“距離上的障礙”,使美軍戰略核潛艇抵達台灣海峽的時間縮短了5天。 但是,美國太平洋司令部空軍司令伯格特上將的話更真實,他就曾公開說,關島美軍在“關注中國大陸的軍力及其成長”。

2003年7月中旬,美軍的7個航母戰鬥群將齊聚西太平洋水域,進行水面聯合作戰、反潛戰與潛艇戰、海空聯合作戰、港口訪問等為內容的共同演習。此次演習,美軍投入50多艘戰艦、600多架戰機和來自陸、海、空三軍及海軍陸戰隊的15萬官兵,堪稱是美國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軍演。 英國簡氏防務集團軍事專家弗蘭克斯表示,美國海軍的“夏季脈動2004”演習顯然是為太平洋地區,特別是東北亞可能發生的應急情況做準備。美軍自稱這次演習類似“年度戰備系統檢測”。按照美國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凱利的說法,這個目標(亞太戰略目標)“甚至在過去的兩個世紀都明顯一致”,即“和平與安全,獲得該地區的商業准入,航行自由,以及防止任何霸權力量或聯盟的崛起”。 引申凱利的話來說,如果出現了“崛起”了那種“力量”,美軍的任務便是打壓、遏制乃至消滅這個“力量”。

支持兩岸保持不獨不統的現狀,是美國暗中支持台灣獨立的第一層煙霧,而故意模糊對待“台獨”的立場,又是美國全面遏制中國的第二層煙霧。 這才是美國最真實的戰略意圖。

第二節 美國正在蛻變,“新冷戰”正在形成

一、美國正在蛻變 在世界政治上,美國是所有地球人視線的中心,自“二戰”以來六十年的時間裡,美國是批判與讚美、討伐和擁護、杜絕與嚮往、鄙棄與模仿的爭論焦點,也是邪惡與善良、黑暗與光明、暴力與文明、狹隘與寬容的相互交錯混亂的價值標準體系。 然而,美國就是美國。

非常簡單,作為一個國家,美國與生俱來的責任就是讓自己的日子過得安全舒坦,威風暢快。從建國300多年的歷史來看,美國是一個自私的國家,他只想作自己利益的“婊子”,享受自己的快感,他生來既不是為了討全世界挺美派的歡心,而作全人類的民主“牌坊”,也不是為了故意作反美派的世襲仇人,而在全球無緣無故殺人防火。為了掩飾自己只會享受作“婊子”的各種實際樂趣的短處(連邁克爾·摩爾這樣的美國人都覺得都很齷齪),同時也是一種戰略欺騙,美國人故意給外人大樹特樹民主“牌坊”,然後再進一步從牌坊的崇拜者中得到快感和利益。從這一點來說,美國人只是徹頭徹尾的利己主義者,不是特別好,也不是特別壞,是一個“好也好不透、壞也壞不夠”的錯綜複雜的綜合體。

而在與美國無干的中國,偏偏有那麼兩幫不明事理的好事者,一天到晚為此吵的不可開交。挺美派只看到美國人的“牌坊”閃閃發光,堅決否認美國人是“婊子”,甚至連美國人有時非常坦率地承認自己是“婊子”,挺美派也一廂情願的為美國人大抱委屈,然後大義滅親地迅速轉回頭反咬別的評論者;而反美派又振振有辭地批評美國為什麼要作“婊子”而不去為民主“牌坊”守節。 人類歷史上,小到鄰居為一隻雞一頭牛吵嘴打架,大到國家為了領土而爆發戰爭,實質都是為了爭奪自己的利益。在西雙版納的原始熱帶雨林里,藤蔓植物為了防止傍邊的望天樹吸收土壤中的養分,會用心險惡地伸出藤蔓去絞殺對方的軀幹,而望天樹為了長得更高,也會用樹葉去遮蓋藤蔓的陽光,最終使藤蔓變成自己儲存養分的腐植土。存在就是合理的,應該說,這沒什麼害羞,達爾文早就把西方文明的精髓點撥得明明白白:“物競天擇”。人本身就是有機體,有機體的生存需要空間和資源,而空間和資源有限,眾多有機體之間必然要展開你死我活的競爭。

這個世界上,其實人人都希望享受快感,而快感並不是人人都能享受到,也並不是時時都能享受到,世界上能為你提供快感的機會不多,所以享受快感的行為註定是排他性的,是要用爪子和牙齒來爭奪的,為了掩飾這種爭奪的殘忍,所以出現了牌坊,而立牌坊本身不是目的,立牌坊的目的實際上就是要更好更多地攫取和享受快感。 所以,美國就是美國。

但是,美國又與眾不同。 美國是這個世界上綜合勢力最強大的霸主,僅擁有世界人口的5%,卻擁有全球GDP總量的43%、高科技產品的40%和的研發支出50%。其產值占全世界總產值的近二分之一,相當於緊隨其後的3個國家日本、德國和英國的經濟總量之和,美國打一個噴嚏,全世界經濟都要感冒,這絕不是誇張之言;從國家實力來看,美國的國防開支相當於全球其他所有191個國家的國防開支總和,但美國為此僅僅花費了其國內生產總值的4%,美國還擁有毀滅世界上百次的核戰爭能力,上萬枚核武器既是保護自己的盾牌,也是進攻對方的利器;美國也是世界上意識形態色彩最為濃烈的國家,其文化產品對外族文明潛移默化的瓦解作用有時遠遠勝過“戰斧”導彈。而且,冷戰後的十幾年,美國與世界其他主要國家的差距不僅沒有在縮小,而且有拉大的趨勢。

本來,美國應該作這個世界正面的積極的表率和模範,引導人類文明向健康的未來發展,實際上美國已經具備了這個資格和能力,而且正坐在這個位置上。 然而,由於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先天不足,由於加速競爭和加速發展而形成的不能自已的慣性,失去了外來制約和勢力平衡的美國,卻開始了令天地宇宙變色的恐怖的蛻變,使全人類陷入了自人類產生以來最危險的境地之中,其危險程度已經超過了相互制約的美蘇對峙時期。

二、美國背後的黑手正在推動美國國內民主的蛻變 美國曾經是、現在也是世界上一個真正徹底的民主國家,然而,今後呢? 美國的民主只為自己的公民牟利,美國只是美國人自己的天堂,正如尼采所說,“他人就是地獄”,對美國以外的國家和民族來說,美國則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地獄。在貪慾烈焰的烤炙下,美國引以為自豪的民主制度正象冰山一樣融化垮塌,美國正在走羅馬帝國的老路,民主也正走向其反面。 2000年,共和黨人喬治·布什以極具爭議的方式擊敗了民主黨候選人戈爾,成為美國第43任(54屆)總統。小布什與戈爾之爭,最後以最高法院來裁定誰是總統,這在美國歷史上應該具有劃時代的意義。1967年,肯尼迪在達拉斯遇刺,反映了在“三權分立”下的美國民主政治體制與強大利益集團之間的劇烈的衝突和制衡,而21世紀初,小布什神秘的上台方式,則標誌着在能源、“軍事—工業綜合體”巨頭操縱下美國民主政治的實質性結束。

在過去幾十年中,當年高舉廢奴主義大旗的林肯總統的共和黨,已經演變成以南方奴隸主後代白人為核心的政黨,布什雄厚的競選資金,大量就來自於特殊利益集團。 如果說,能力超群、手腕活絡並且魅力四射的克林頓是美國最後一任真正意義上的民選總統,那麼,能力平庸、頭腦簡單而又一味逞強的小布什,則是歷史上第一位被操縱出來的“傀儡”總統——他與20年前兩黨的平衡總統卡特絕對不是同一種人物,因為只有這種沒有“強人”氣魄的總統,才符合其背後操縱者的要求。

《基督山伯爵》裡面有個目光如炬的法利雅長老,他在伊夫堡黑暗的地牢裡有句睿智的名言,可以幫助我們看清許多歷史和生活的謎團。 “如果你被人陷害,但又不知兇手是誰,那你就想一想,這對誰會有好處?” 如果說在2000年美國總統大選及“9·11”之後,我們還看不清美國政局的真相,但隨後的幾年裡,從美國在全世界範圍內的一系列並不完全符合其國家根本利益的政治軍事行為來看,我們就大致猜得出了都是“對誰有好處”。 而2004年3月,台灣“政壇”又來了個與美國四年前總統大選幾乎是一摸一樣的翻版,只是那神秘的“槍擊事件”過於拙劣和明顯,旁觀者一眼就可以看出那些亂七八糟的表演“對誰有好處”了。

有分析家指出,在2000年總統大選中,布什和戈爾基本打成平手,各得48%左右的選票,但是布什的成功幾乎全靠白人選民,在拉美裔中,布什只得到35%的選票,在黑人選民中他只得到區區9%,在亞裔中,戈爾領先布什14個百分點,在其餘族裔中,戈爾領先16個百分點。 近十年來,直至未來幾十年中,美國人口發展的最重要兩大趨勢,便是少數族裔人數急增和人口加速老化,而這兩大趨勢,都對共和黨非常不利。

根據美國最新人口普查結果,從1990年到2000年,美國白人人口增加不到5%,但是黑人人口增加了18.3%,拉美裔更激增46%!亞裔增加的比例也極其巨大。聯繫去年總統大選結果,這一人口趨向對共和黨的威脅十分明顯。美國社會另一重要趨勢,便是二戰後出生率高峰人口開始進入退休年齡。這裡的一個簡單事實,是老年人口是社會上相對的“弱者”,需要依靠政府主辦的社會安全退休基金和老人醫療保險計劃(Medicare),所以他們對主張削弱“大政府”的共和黨,顯然不會太過熱心,他們同時又是美國投票率最高的一群。 在過去幾十年中,當年高舉廢奴主義大旗的林肯總統的共和黨,已經演變成以南方奴隸主後代白人為核心的政黨,布什當年雄厚的競選資金,大量就來自於特殊利益集團。

自從布什以“溫和共和黨人”面目競選上台以來,推行的是“形中實右”的政策路線,而美國人口卻正在經歷一種“左傾化”的長遠趨勢,不少共和黨戰略家因此指出:2000年大選結果,很可能代表共和黨“盛極而衰”的頂點,所以,面對普通美國民眾,布什所領導的共和黨面臨着一項威脅其政治前途的潛在危機。 而在執政能力上,共和黨又有另外一番風光。 “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美國經濟繁榮,社會穩定,於是政治上日漸保守,人心日漸自大。民主黨中那些觀點激烈的人士越來越不受歡迎,淪為大學校園中光說不練的自由知識分子,而那些跋涉仕途的人士則為了迎合選民變得越來越中庸,逐漸失去了特有的取信於中下層民眾的政治特點。除了當年民主黨人克林頓總統個人的風光之外,民主黨的整體表現乏善可陳。而共和黨方面,既能說會道,又善於實際操作的基層幹部越來越多。如果伊拉克戰事不是如此狼狽,民主黨人幾乎沒有登台唱戲的機會了。

在民主黨人眼裡,共和黨問題越來越多,而民主黨力量卻越來越弱。而這二者互為因果:正是民主黨的虛弱導致共和黨的囂張,又正是共和黨不遵守民眾政治規則,比如不惜撒謊以籠絡人心,導致了民主黨的虛弱。 大選當前,布什總統一改其愚頑、強硬的面孔,也開始討好新聞媒體了,也開始奔走於鄉間田野了,也開始尋求國際合作了。但是這些並不能讓美國的有識之士放心。在他們看來,無論布什總統如何善於採納不同意見,也無論他怎樣信誓旦旦,只要政治平衡力量被打破,權力失去了監督,所有的許諾都可能是謊言,所有的改良都可能是假相。 因此,最近的美國媒體和文科校園幾乎變成了另外一種‘一黨專制’,齊聲怒吼,痛斥共和當局,支持民主黨人。他們的目的很明顯,就是要重建政治平衡,保持權力制約。而全世界的有識之士都關注他們的這種努力”(2004年6月6日《外灘畫報 ·背後的美國政治版圖 》,作者:長平)。

2004年是美國的大選年,所以,這一年裡美國的許多政治、經濟、軍事行為很大程度上都是為選舉服務。從某種意義上說,美國國內政治鬥爭激烈、複雜和神秘莫測的程度在關鍵時候可能會高於國際政治。 7月中旬,美國國土安全部披露說,基於“基地”組織計劃對美國發動襲擊、以破壞美國大選,已就推遲投票的提議進行了討論。然而,值得尋味的是,國土安全部同時也承認“眼下並沒有獲得'基地'對11月2日大選發動襲擊的明確情報”。 對於國土安全部長里奇提出的“基地”計劃破壞美國選舉一說,美國一些民主黨國會議員“非常不以為然”,認為這是共和黨在大選年施展的“恐怖”政治。民主黨暗地裡一直擔心,隨着選舉的日益臨近,白宮試圖讓美國人處於高度緊張狀態,然後利用美國人希望維持現狀和求穩怕亂的心理來獲得更多支持。

布什政府提議的“推遲選舉”的“真正動機”遭到了來自於各方面的質疑。 參議院情報委員會成員、民主黨人黛安·法因斯坦說,推遲選舉在美國歷史上屬於破天荒之舉,她認為沒有理由。 美國的一位戰略分析人士表示,共和黨人計劃“以擔心恐怖襲擊為由推遲選舉”是荒唐的,何況現在並沒有確切情報證實11月2日基地組織將發動襲擊。該分析人士進一步分析說,就算有情報證實“基地”將在11月2日發動襲擊,那麼,美國選舉應該如何推遲呢?是後推一天還是一個月、或者是一年?再就是,如果根據一個情報後推之後,又有了一個情報證明說基地又將發動襲擊,美國再怎麼辦?還後推嗎?如果是這樣,美國的選舉還選嗎?

民主黨人認為,要是美國本土真的遭受恐怖襲擊,民主黨將在政治上被徹底摧垮。此間多數政治分析家們也認為,如果“基地”在大選前幾天真的對美國本土發動大規模襲擊,其本意是想讓布什下台,但襲擊的結果將使布什“因禍得福”,因為這將幫助美國選民支持布什連任。因此,布什政府提議的“推遲選舉一說”的“真正動機”值得懷疑。最終,面對質疑,布什的國務卿賴斯出面澄清說,“我們曾在戰時舉行選舉,甚至在內戰時也一樣。我們應該如期舉行選舉。”  

應該說,民主黨與共和黨相互功訐、爾虞我詐,以此互相牽制,從而達到政壇力量的平衡和全民利益分配的相對公平,這已經是美國政治300多年來獨特的優秀傳統了,但是,從以克林頓的“光輝形象”大張旗鼓的毀於“拉鏈門”為信號開始,然後是高等法院來“裁決總統”,而隨後便是一系列符合某種集團利益但並不一定符合美國國家根本利益或者人類共同利益的戰爭行為,從這個走向上,人們至少是不是覺得共和黨已經在逾越一個以往誰也不敢觸及的“門坎”呢?

2004年的美國總統選舉,我們可以看成是美國民主政治在歷史最關鍵轉折點上的試金石,如果民主黨候選人克里當選,說明美國的民主政治體制對美國的蛻變還有一定的遏制力,而這種遏制力到底還能堅持多久,我們不能去猜測——但即使美國國內的政治局勢變化對美國帝國戰略的走向有一定範圍的調整,但也不會有根本性的改變。如果仍然是小布什連任(不管以什麼方式連任),則意味着美國的確是在走向一定意義上的共和黨“一黨專制”,美國在利益集團控制下的政治版圖走向保守甚至獨裁的趨勢越來越明顯,美國戰車征服全球的速度將越來越快。 對於未來,我們將拭目以待。

三、“新戰冷”陰雲再降世界和中華文明的未來 世界文明生生不息的競爭不斷地產生着勝利者和失敗者,許多不適應競爭的文明在象“風一樣逝去”(湯因比語)的同時,極少數優秀者則幸運的成為世界民族之林中超強的佼佼者,而領先者與落後者過大的差距又刺激了領先者人性中“惡”的膨脹,從而導致人類世界墮落成和動物世界沒有本質區別的弱肉強食的叢林,整個人類文明史就在在帝國的誕生和滅亡中悲劇性的循環。 就目前國際局勢來看,人們已經不能來討論美國會不會或者能不能成為帝國的問題,而是應該如何來阻止美國成為帝國、毀滅人類文明的問題。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當希特勒“第三帝國”和日本“軍國帝國”的陰霾即將籠罩全世界的那一刻,正因為蘇聯和美國為首的反法西斯聯盟的存在,這個世界才存有希望; 20世紀冷戰期間,當兩大“邪惡帝國”的幾萬枚核武器威脅着整個全人類的那一刻,正因為中國、“不結盟運動”及全世界所有和平與正義力量的存在,這個世界才有一些光明; 但是今天和不久的未來,當具有毀滅地球能力的美國的帝國魔雲又在開始籠罩全人類的時候,我們的希望和光明又在哪裡? 難道在具有高度發達的現代文明以後,人類又要開始重複“中世紀”的黑暗輪迴了嗎?

在“舊冷戰”過去了十年左右的時間之後,美國如法炮製,又想把中國拖進了新的一輪“冷戰”,希望以此圍堵中國、拖垮中國,最後在全球的征服戰爭中再次“不戰而勝”。 “新冷戰”,是中國與美國必然對抗的必然之路。 在未來的幾十年裡,如果中國能保持長期穩定,中國的發展勢頭必然要遭到美國的全力打壓,實際上中美兩國目前已經在為全面對抗作準備,不管再動聽的言詞和戰略煙霧,都掩蓋不了這個不以雙方意志為轉移的事實。在五角大樓戰略家的作戰計劃里,中國早已取代蘇聯而成為美國的首敵,這一點我們自己不能抱任何僥倖心理,否則只能欺騙自己,而不可能絲毫欺騙敵人。

然而,中國雖然在美國的戰略棋盤上取代了蘇聯,但並不等於中國就要步蘇聯覆滅的後塵,也許最後失敗的還不是中國。 第一,中國沒有蘇聯那樣的全球野心,也就沒有蘇聯那樣咄咄逼人的全球攻勢,自然不會遭到全世界人民的痛恨和抵制,只要中國保持目前穩定和發展的勢頭,自然就立於不敗之地。在“新冷戰”中,中國是戰略成本比較低的防守方,戰略預期目標比較容易達到,而美國是進攻者,對抗的成本和規模都必需要遠遠大於中國,而失敗的幾率也就遠遠高於中國;

第二,前蘇聯以一國之力承擔整個“華約組織”的經濟壓力,領導階層嚴重腐敗變質,完全背離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其政權已經喪失了合理的存在基礎,加之戰略目光短淺,戰略水平低下,四面出擊,八方樹敵,到處為自己培養掘墓人,並且還把最重要的盟友中國推到自己的對立面,大大增加了“北約組織”的勝算;

第三、蘇聯和美國展開大規模軍事競賽,軍工完全沒有和經濟掛鈎,軍工成了拖垮經濟的巨大黑洞,而中國吸取了蘇聯的教訓,全力發展經濟,既不會被美國拖進軍備競賽的陷阱,而軍工還成了經濟的推動力,軍備與經濟二者的關係逐漸往良性循環方向發展;

第四,冷戰時期,整個北約在對付蘇聯時是鐵板一塊,即使法國特立獨行,但也沒有站到蘇聯的隊列去,而今天美國壓制中國,卻再也不能打着“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正義大旗,儘管今天美國對中國的優勢遠大於冷戰時期對蘇聯的優勢,但美國開往中國的戰車後面卻也只剩下了日本和台灣,連英國這樣的鐵杆奴僕也不會輕易跟隨。而相反,中國在與美國的對抗中漸漸顯示出反霸權的正義性和對世界和平的重要性,逐漸會得到越來越多的支持(包括來自歐洲和俄羅斯的支持)。

為對付未來的“新冷戰”,中國必須作到以下幾點: 1、首先必須收服台灣這個極為重要的戰略樞紐點,占領太平洋西岸的這個兵家必爭的“上甘嶺”,打破“第一島鏈”的封鎖,為在遠離大陸500-1500公里的範圍內開創出一片有縱深價值的海洋戰場,既牽制美國相當規模的戰略力量,又威懾周邊地區特別是日本,防止這些周邊力量全部倒向美國,並且全力經營這個對我有利的主戰場,在“新冷戰”的關鍵處爭取誘殲美國部分海軍主力,緩解中國所承受的部分壓力; 2、立足自身,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即使沒有盟友也能保持不敗,在此保障的基礎上,再來建立儘可能廣泛的聯合陣線甚至聯盟; 3、國內力量必須高度統一,內部絕對不能自亂陣腳; 4、在核威懾等少數領域內儘量與美國保持相對平衡,不能讓美國形成絕對優勢,否則,在美國絕對優勢形成之時,就是中國滅亡之日; 5、必須使用一切手段(包括核手段)保障主要資源來源(如石油等)的安全,不管是中東石油的運輸線路還是中亞石油的運輸線路,都不能被美國掐斷; 6、減少對美國經濟的依賴程度,減少對外貿的依賴程度,建立起完備的預防和反擊金融攻擊的機制,儘可能依靠國內需求來拉動經濟穩定而高質量地發展。

作到以上幾點,中國作為防守一方,必將不敗而勝;而美國作為進攻一方,在動員所有資源和國力後,如不能達到戰勝中國的最後戰略目的,必將不勝而敗。 在相當長時間的抗衡與相持之後,美國的潰退就是以中國為首的反霸權聯盟的勝利,屆時,賦予了人文素質和民主規範等現代化內容的東方文化,將以其“仁義”、“中庸”的溫和、寬厚、平等的精神成為世界文化的主流,從而推動人類文明到達一個新的高峰。

同樣是冷戰,“新冷戰”的模式不會在“舊冷戰”的基礎上簡單重複。 前蘇聯垮台的直接原因是源於對阿富汗的侵略戰爭,但是中國沒有對外擴張的欲望和行動,那麼,怎麼來製造一個完全反對中國的環境並且迫使中國不斷消耗國力呢? 辦法有的是。在中國國內挑起意識形態的分裂和各種矛盾的對立,而在中國國外又製造出一個“阿富汗”來,這對“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國際陰謀的高手美國來講,既是其僥倖贏得“美蘇冷戰”的拿手好戲,也是用來對付中國巨龍的不二法寶。

為中國製造“阿富汗”大餐的素材很多。首選就是台灣,然後還有釣魚島,還有南沙群島,還有新疆,還有西藏等中國固有領土(海),另外,中國周邊的俄羅斯、朝鮮、日本、越南、印度、阿富汗等國,都是美國炒作“反華大餐”、打代理人戰爭的潛在的豐富“作料”。 但是,“作料”終歸是“作料”,只要中國抱定以“防守反擊”為主的戰略方針,不受干擾,不受誘惑,不怕威脅,眼亮心明,巋然不動,不去主動燒那把大火,美國的“反華大餐”就沒辦法端上桌。同時,為了避免一味後退而最後形成沒有迴旋餘地的僵局,中國也必須在適當的限度內燒點類似於“保衛珍寶島”和“對越自衛反擊戰”那樣懲戒性的小火,有限反彈,動作迅速,見好就收,目的就是不要讓小火燒成無法控制的大火。

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裡,我們不可能根本解決中美關係的問題,這個主動權在美國人手裡,我們只有用努力來迫使美國放棄或部分放棄其主動權。在台灣問題上,我們正是有讓美國人妥協退讓的實力和將這種實力付諸於行動的可能。 只要收復了台灣,在未來美國掀起的“新冷戰”中,中國就基本上立於了不敗之地。

第三節 誰來制約美國

面對美國一系列咄咄逼人的帝國之戰,有的人已經在開始選擇了,是順從?還是抗拒?

香港《信報》6月下旬發表了美國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金融經濟學教授陳志武的一篇名為《全球化下中國“單極”與“多極”秩序的選擇》文章,文中認為國際秩序的多極化阻礙國際貿易發展,舉例說在大英帝國當道時期,發展中國家擁有比現在更大的發展空間,文章由此得出“單極秩序有利於中國經濟發展”的結論,文中宣揚說:“如果我們認為秦始皇的統一是他給中華民族的最大貢獻,那麼那麼以某種人們能接受的‘世界政府’權利中心來‘統一世界’,有朝一日拿也是可行的,並且能最直接地形成一體化的世界市場。隨着通信技術和交通運輸的進一步發達,這種‘世界政府’應該是愈來愈可行,那時最理想的單極世界。” 文章還赤裸裸的暗示說:“擺在我們面前的現實趨勢仍是以美國主導的單極世界。當今中國面臨着選擇,我們是否應考慮選擇某種單極國際秩序?單極,不一定是以美國為核心的單極,也可以是以某種‘世界政府’為中心的單極,但在真正的‘世界政府’到來前,我們不妨更現實地重新思考美國主導的秩序。”

這明明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一篇瓦解中國民族主義精神的“勸降書”,作者最後居然還用中國人的口氣,語重心長的來威脅道:“我們不要因為民族情結而破壞這來之不易的大秩序而去追求‘多極世界’,那樣做只會使社會就業問題遭到重創,後果將是災難性的。” 以上那位姓陳的美國教授,其文章只能視為一種替美國人招降納叛的陰謀,我們不予理睬,而下面這段文章則反映了有的人面對帝國征服的無可奈何的“投降主義”心情,應該說這是人們在災難來臨前本能的迷茫和擔憂。 “美國的帝國戰略必將會實現,這並不以人們的意志而改變,在通往帝國的道路上美國實際上已經沒有真正的外來挑戰者。而事實上,任何一個大國的興衰的根源是其國內製度和政策,而不是其對外政策如何。

面對當今的這種國際格局,人們常常會想起與帝國的形成緊密相關的一個問題:誰將成為美國的挑戰者?自從現代國家體繫於16世紀開始出現以來,國際政治一直重複着一個永久的規律:弱國組建聯盟以抗衡強國,從而保持均勢局面。擁有巨大的軍事和經濟力量的國家必然引起其他國家的恐懼和懷疑,其它國家因而就聯合起來對付它,阻止它的霸權夢想。這一規律在17世紀的哈布斯堡帝國、18世紀晚期和19世紀早期的法國、20世紀前期的德國、20世紀後期的蘇聯的身上都得以應驗。但這種規律卻沒有在美國身上得以驗證。至少到目前為止,世界並沒有出現這種聯合反美的國際格局,甚至連出現這種可能的跡象都沒有,而且在可能的挑戰國中也沒有任何一個具有挑戰能力和挑戰意願。

目前的美國仍然擁有充滿活力的政治和經濟制度,仍然擁有足以吸引世界上最優秀人才的環境和政策,仍然擁有足以對付任何一個可能的挑戰國的資本與實力。在這種情況下,美國的衰落只能還是理論上論述的事情,而沒有任何現實意義。國際政治的現實告訴我們,全球化不僅改變了人們的現實生活,也改變了人們的政治思維:帝國並不必然伴隨挑戰國而存在;各國思考的問題不是如何挑戰帝國,而是怎樣與帝國安然相處。基於這種情況,美國思考的問題必然是如何避免重蹈歷史上的帝國衰落的覆轍;而我們思考的問題也許應該是為什麼美國會取得今天的帝國地位。”

這裡,有三個頗具代表性的問題: 一、世界各國能和帝國“安然相處”嗎? 美國國內的政治平衡力量,只能使美國的政治儘可能作到在國界以內的公平和民主,但並不能制約美國帝國對全人類的征服欲望,全世界絕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帝國國內政黨的相互平衡從而體現出對整個人類的公平與民主上,就象奴隸永遠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奴隸主的良心發現上一樣。美國是一罐醇濃的蜜糖,只有美國人自己才有享用的資格,在美國之外的絕大多數人既不要指望擠進那個小小圈子去分享蜜糖,也不要指望這罐蜜糖會稀釋到大海里去供生物圈內所有的動物來品嘗。

一個先進的文明之所以發展失控成為帝國,是因為他在征服中得到了無窮的利益與樂趣,帝國的天性就是征服和掠奪。在幾千年的人類征戰史中,除了相對溫和寬厚的中華帝國以外,還有哪個帝國會與他的弱小鄰邦“安然相處”,任憑他們去分享這個世界本來就為數不多的資源與財富?從全世界動物甚至植物的生存方式來看,帝國的形成就是沒有因為制約,沒有制約必然是惟我獨尊,惟我獨尊必然會形成獨裁,獨裁自然會帶來壓迫與征伐,所以,弱小力量永遠不可能和帝國“安然相處”。這是歷史的法則,即使是內部民主的帝國(如羅馬帝國)也不可能例外。 美國同樣如此。 人類未來的的選擇,應該如加納共和國總統克瓦米·恩克魯瑪所言: “我們寧要帶有危險的自治,也不要平靜的奴役。”

二、世界上會不會出現聯合反美的國際格局? 對各個國家來說,只要這個世界上有絕對霸權出現,就必然會有制約霸權的聯盟產生。從“六國連橫”到“孫劉聯合”,從反對哈布斯堡王朝的“新教”與“舊教”聯盟到對付拿破崙的五次“反法聯盟”,從“二戰”時的反法西斯陣線到冷戰時中美對付“紅色新沙皇”的“結盟”,絕對霸權從來都不能毫無顧忌、為所欲為,這是不以霸權者和反霸權者的意志為轉移的社會發展必然趨勢。 實際上,從2003年伊拉克戰爭開始,一個世界範圍的鬆散的反美陣線萌芽已經初現輪廓,只是目前由於美國的全球帝國戰略包裝得相當巧妙,在“反恐”的大旗下具有極大的欺騙性和“民主”、“自由”的正義威懾力,所以,這個反美陣線目前還只是停留在一種“各掃自家門前雪”的原始狀態,具有以下一些特點:

1、“反美陣線”成員數量少,目前態度較為明確的只有法國、德國、比利時、俄羅斯、中國、伊朗、敘利亞、古巴、委內瑞拉、朝鮮等國; 2、由於懼怕處於絕對優勢地位的美國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圍堵孤立,“反美陣線”的主要成員都竭力掩飾對美國的警惕和對抗態度,而且在公開場合還有意順應美國的意志,所以造成這個陣線的政治立場並不鮮明,沒有全球範圍內的政治影響; 3、成員反美決心不夠堅決,遇到實際利益就馬上改變立場,彼此之間還存在很多利益衝突,有的成員還里外投機,首鼠兩端,為着自己的小利益故意置別的成員於不利地位。如前不久俄羅斯故意作出邀請美國軍隊入駐本國的姿態,目的就是向美國表明不對抗甚至恭順的態度,從而把中國推到反美的第一線,自己躲在後面揀小便宜;而歐洲諸國出於對俄羅斯大帝國傳統性的歷史性恐懼,堅持要擠壓俄羅斯的生存空間,把北約的邊界一直要擴展到俄羅斯的中亞腹地; 4、彼此之間立場、觀念和利益不同,整個陣線統一性不強,成員之間缺乏支援和響應,孤軍奮戰,極容易被美國各個擊破。法國和德國曾經是美國堅定的走卒,朝鮮是“斯大林極權主義”的化石般的典型,伊朗與“基地組織”和伊拉克反美武裝或許有着瓜田李下的曖昧關係,俄羅斯千方百計要遮蓋與“民主”越來越遠的沙皇皇冠,而中國和古巴則是老牌的“社會主義國家”,如今,這許多國家要統一到一個“陣線”中來,難度比我們預料的可能還大的多,即使大家站進了一條戰壕,但貌合神離也是在所難免,這就給美國的挑撥和離間提供了楔子,也給“恐怖主義”和利用“恐怖主義”來分裂“陣線”的勢力造成了機會。

但是,隨着以後美國帝國戰略的漸趨明朗,以上諸國感受到美國越來越大的壓力,便自然會走得更近,聯盟的公開和成立最終是自然而然的進程,原來許多搖擺不定的中間力量也會慢慢向這個聯盟靠近。並且最後,即使如日本、英國等一些緊跟美國步伐的國家,出於對形成龐大帝國後自身安全的擔憂和恐懼,也會立場擺動和懷疑觀望,屆時,美國帝國的城堡里,鐵心的追隨者並不會太多,絕大多數的國家已經站到了美國的對面或者中間地帶。 21世紀,又將是一個爆發世界大戰的世紀,由於對立雙方都手拿人類的終極武器,所以這場世界大戰仍有可能象美蘇冷戰那樣看不見大規模的硝煙——但在外圍地帶,必然會有頻繁的小範圍代理人戰爭,但由於全世界的主要國家都捲入了對立的陣營,所以,未來的這場大戰將會更加殘酷無情,更加驚心動魄。

三、美國能否“避免重蹈歷史上的帝國衰落的覆轍”? 今天的世界上帝國重現,這是自詡高度發達的現代文明的悲劇。現代科學技術使美國強大無比,但卻又使其脆弱無比。和歷史上以往所有的帝國不同,美國的霸業建立在整個地球上,從太陽系的角度來看,美國實際上和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都處於同一命運之中,所以,美國的脆弱在於整個地球生態系統的脆弱。

在冷兵器時代,一個腰圓膀闊的彪形大漢可以隨意欺凌一個弱小的孩童,而孩童沒有任何反抗的機會。進入近代社會,這個孩童手拿槍支,在近距離內,他與同樣手持槍支的大漢勝利的機會基本均等,而到了現代社會,面對核武器的威懾,超強獨霸的美國對一個小小的朝鮮卻也無可奈何。 公元前146年,第三次布匿戰爭結束,迦太基城被攻破,按元老委員會的命令,羅馬將軍西庇阿率領軍團將整座迦太基城夷為平地,用犁將耕地翻了一遍,撒上鹽,使其永遠成為荒蕪的和被詛咒的土地,另外,五十萬人口僅剩餘的五萬人全部賣為奴隸,從此,地中海南岸繁華富庶的海上強國迦太基便煙消雲散,成為羅馬戰史上的榮耀與功勳。 迦太基就象一個孩童那樣,沒有任何還手餘地,任憑羅馬壯漢宰割,最後國破族亡,然而今天,就象強悍的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層出不窮的自殺襲擊無可奈何一樣,更為強大無比的美國卻會被幾個小小的恐怖分子搞得損失慘重,舉世慌張,帝國容顏黯然失色,這在過去所有的帝國歷史上是絕對不可能出現的。歷史上,幾個刺客可能會刺殺一個帝王,卻消滅不了一個帝國,而今天,一幫恐怖分子卻可以摧毀一個帝國。

美國的脆弱在於全球一體化後經濟和人類共同生存環境的脆弱,而恐怖分子的強大則又在乎警示人心的強大。 但不知美國人自己能不能認識到這一點。

實際上,在類似於核武器這樣的現代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相互威脅制衡的時代,不管是經濟的全球性質,還是文明理性的反省和節制,不管是全球政治的平衡趨勢,還是地球——宇宙生態環境的惡化和挑戰,人類社會已經不再有適合帝國生存的土壤了。當人類充分認識到自身的有限和家園的脆弱之後,抱着帝國的夢想無異於希望恐龍再現人間,帝國的追求將是不合時宜的、愚蠢和反動的,征服者和被征服者都生活在一條極為狹小脆弱的小船上,赫赫武功的超大帝國實際上是在為包括自己在內的全人類挖掘墳墓。

帝國,只是唐吉訶德追求的輝煌。歷史上今後出現的任何帝國都是註定要失敗的,失敗的原因來自於外界的激烈反抗,也來自於內部的理性與清醒。即使是碩大無比的恐龍從白堊紀的岩層中重新站起來回到世上,其命運的結局也只不過是動物園裡多了幾隻象獅子鯊魚那樣的兇猛動物,供給人類的兒童來觀賞和接受教育。

但是,天生存在技術主義缺陷的美國,只看得見眼前的道路而看不見頭頂的天空,堅持認為其超強的科學技術和沒有阻擋的軍事力量可以幫助自己實現唐吉訶德的夢想,所以美國認為,只要用“TMD”和“NMD”擋住所有飛往美國本土的導彈,只要堵住天空、海洋和陸地上所有“恐怖分子”襲擊美國的暗道,只要監視、調查、了解和防範所有敵對力量的詳細動態,總而言之,只要美國是在絕對安全的前提下,美國就可以對全世界任意進攻,大打出手,用核武器也好,用選擇性的基因武器也好,目的就是建立一個以20%%的“精英人口”來統治80%“垃圾人口”的“魔域王國”。

“我認為我們是世界上最優等的種族,我們在世界上占據的地區越多,對人類越有利。”這是西方殖民文化的一句經典“名言”,其“發明人”英國殖民者西賽爾·羅得斯的名字,還在1891年被強行作為非洲國家津巴布韋的國名(津巴布韋在20世紀60年代以前曾名為羅得西亞),而今天的美國人卻還在繼承着這種罪惡的觀念與行為。 只具備技術主義思維而最後淪入絕對主義、種族主義和霸權主義魔道的美國,才會如此偏狹和自私,才會如此極端而瘋狂。 一直叫囂“讓超人降生,消滅這些群畜”、“必須剷除衰退的種族”的瘋狂尼采,也用一句話為自己和所有的瘋狂者指明了方向:“上帝要毀滅一個人,必先使他瘋狂。” 這是上帝對美國的偏愛還是上帝對美國的懲罰?

18世紀,英國工業革命給人類生產力的解放提供了動力。 19世紀,法國大革命為人類的自由平等和免受壓迫奠定了理論基礎; 20世紀,蘇聯“十月革命”為人類歷史迎來了一個最公平最有理想的偉大時代,不管其結局如何,但正因為“共產主義運動”有着極端理想化的號召和砥礪,人類本質中最光明的潛質才會象聖徒一般激發出來;

然而,21世紀卻是人類歷史上一個弱肉強食的倒退的世紀。 “我們有無數科學家卻沒有什麼宗教家。我們掌握了原子的奧密,但卻屏棄了耶穌的訓喻。人類一邊在精神的黑暗中盲目地蹣跚而行,一邊卻在玩弄着生命和死亡的危險的秘密。這個世界有光輝而無智慧,有強權而無良知。我們的世界是核子巨人、道德侏儒的世界。我們精通戰爭遠甚於和平,熟諳殺戮遠甚於生存。”1918年11月10日,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布雷德利(Q·Bradley)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停戰紀念日上的演講,就象在告誡今天的美國人。

愛因斯坦早在1916年5月的公眾演講中就曾這樣說過:“原子釋放出來的能量已改變除我們思維方式之外的一切事物,因此,我們將日漸走向空前未有的大災難。”愛因斯坦在晚年還這樣寫道:“光有知識和技能並不能使人類過上幸福而優裕的生活,人類有充分理由把對高尚的道德準則和價值觀念的讚美置於對客觀真理的發現之上。人類從象佛陀、摩西以及耶穌這樣的偉人身上得到的教益,就我來說要比所有的研究成果以及建設性的見解更為重要。”

21世紀雖然是一個悲劇性的陰暗寒冷的世紀,是一個孕育着毀滅大戰的世紀,是一個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文明盛極而衰的世紀,但正因為有道德至上的中華文化的號召和影響,21世紀才顯得有些許光明。 雅斯貝爾斯認為,在公元前500年前後,世界不同的地區同時出現了許多偉大的思想家,如古希臘的蘇格拉底、柏拉圖,中國的孔子、老子,印度的釋迦牟尼,以色列的先知摩西等等,而每一次文明的飛躍都要回到起點,文藝復興要回到古希臘,宋明理學要回到孔孟,中華文化也在吸收了印度佛教的精華後形成了中華禪,不僅回到了自己的根,而且一花開五葉,越來越枝繁葉茂。這就是英國歷史哲學巨匠湯因比將未來世界的楷模寄希望於中華文明的緣由。湯因比指出,中華文明的個性是其生命力的基礎,是其整個文明形態進化的根基,歷史上數千種文明樣式的沒落與消逝,反襯着中華文明的勃勃生機和持久的生命力。

但願在東方文明的佛光中,未來的人類能夠得到最終的救贖與解放,其中,也包括我們中國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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