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有企業的經營特徵分析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經濟成就。作為經濟發展的主體，中國企業及其經營特徵，自然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關注。與其他市場經濟國家相比，國有企業是中國經濟的最大特點。1978年之前的相當一段歷史時期，國企“一統天下”，控制了中國經濟活動的方方面面。除去國有企業，在中國大陸，找不到任何一種其他所有制形式的企業。即使在中國最偏遠的鄉村，也不例外。因為，所有私人、私有的經濟活動，都被當做“資本主義尾巴”被無情地剷除了。

30年後的今天，中國的經濟規模、經濟結構和經濟發展水平，已經煥然一新。國有企業的數量、規模及其對中國經濟的控制和影響，也與改革之前，有了非常大的不同。但是，不可否認，以國資委直屬的央企為代表，“國家隊”企業，依然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控制閥”，經濟發展的戰略性資源、基礎性產業和高收益行業，仍然被國有企業主導着。大型、超大型國有企業，不僅是經濟領域的明星，也是大學生、研究生就業的首選。

因此，了解中國經濟，必須了解國有企業；了解中國經濟的過去，也必須了解國有企業；了解中國經濟的未來，也必須了解國有企業。換言之，國有企業的發展歷程，也就是中國改革的歷程。了解了國有企業的發展歷程，也就把握了中國經濟改革的關鍵。這也是我們分析國有企業經營特徵的用意所在。

本章，將討論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 政府控制企業的基本理論；

第二， 中國國有企業的基本狀況；

第三， 1978年以來，國有企業的改革歷程；

第四， 中國國有企業的經營特徵分析；

第1節 政府控制企業的基本理論

企業是市場經濟的主體，在任何一個市場經濟國家，企業都是獨立經營、自負盈虧的經濟單位。企業的所有經濟行為，都在企業所有者以及所有者委託的管理者的控制之下，與政府沒有任何關係——除去依法納稅之外。這就是說，“政府控制企業”在市場經濟國家，是一個偽命題。西方經濟學已經證明，政府控制的企業是沒有效率的，沒有效率的企業註定是要破產的。基於此，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政府，在涉及有關企業經營行為時，總是小心翼翼，除非出於經濟安全和社會安定的考慮，政府是不會出面直接經營企業的。

中國的情況，比較特別。這也使得在規範市場經濟國家，政府“所不為”，在中國，恰恰是政府“所為”和“所欲為”。政府對國有企業的控制，即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方面。為什麼被西方國家所拋棄的政府行為，在中國，卻被奉為“靈丹妙藥”。對此，我們不能把問題簡單地描述為“政府不放權”，而要關注中國所面臨的市場環境，有與西方迥異的地方。

1.1 中國的市場環境

中國的市場環境，以20世紀80年代為分界；之前與之後，已經有了非常顯著的變化。與國外相比，也有非常大的不同，具體而言，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向市場經濟的持續轉型

中國的改革，是一個漸進的改革過程，這就意味着，與前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一步跨入市場經濟”相比，中國市場機制的建立，要花費更長的時間。其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改革包括：

1984年—— 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提出

1984年10月20日，中國共產黨十二屆三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會議一致通過《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提出：進一步貫徹執行對內搞活經濟、對外實行開放的方針，加快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是當前我國形勢發展的迫切需要。

1986年—— 全民所有制企業改革啟動

1986年12月5日，國務院作出《關於深化企業改革增強企業活力的若干規定》。《規定》提出全民所有制小型企業可積極試行租賃、承包經營。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業要實行多種形式的經營責任制。各地可以選擇少數有條件的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業進行股份制試點。

1992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確立

1992年10月12日—1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江澤民作《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奪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更大勝利》的報告。報告總結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14年的實踐經驗，決定抓住機遇，加快發展；確定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出用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武裝全黨。大會通過《 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 》，將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和黨的基本路線寫進黨章。黨的歷史上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模式。

1993年——建立現代企業制度

1993年11月11日—14日，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舉行。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全會指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的。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要進一步轉換國有企業經營機制，建立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

第二，向世界的開放

中國的改革，是在兩條戰線上同時進行的。在內部，是向市場經濟的轉型；對外，是擴大開放在這方面，里程碑式的步驟有：

1979——《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企業法》正式頒布

1979年6月18日—7月1日，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舉行。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以此為標誌，外國人和外資在中國的投資，獲得了合法地位。來自港澳台以及世界各地的資本，紛紛進入中國市場。外資的進入，所帶來的不僅僅是技術，也包括國外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理念。

1994——國務院作出《關於進一步深化對外貿易體制改革的決定》

1994年1月11日，國務院作出《關於進一步深化對外貿易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我國對外貿易體制改革的目標是：統一政策、開放經營、平等競爭、自負盈虧、工貿結合、推行代理制，建立適應國際經濟通行規則的運行機制。

2001——中國正式成為世貿組織成員

2001年11月10日，在卡塔爾多哈舉行的世界貿易組織（WTO）第四屆部長級會議通過了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法律文件，它標誌着經過15年的艱苦努力，我國終於成為世貿組織新成員。

進入世界貿易組織，標誌着我國的對外開放，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歷史階段。之後，中國的關稅水平，大幅度下調，貿易額大幅度上升，2008年，中國進出口總額達到了創紀錄的25616.3億美元，超過德國成為世界第二大貿易國。

第三， 規范經濟行為的法律法規的持續制定

在對內搞活和對外開放的同時，如何健全法律和法規，也是中國政府面臨的一個迫切問題。例如“雙軌制”、外貿體制、外匯管理等等，都需要制定相關的法律，以及相應的部門和人員去管理。再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為例， 為了與國際接軌，中國建立了符合世貿組織要求的法律體系，清理了3000多部法律、法規和規章，對貿易體制和政策進行了全面的調整，使中國的對外經貿體系與世貿組織的規則相一致，中國的貿易體制和環境更加穩定，更具可預見性。

第四，各級政府在經濟行為中扮演重要角色

在紀念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時候，著名經濟學家張五常曾經寫過一篇文章，他指出：中國改革三十年的高速增長，地方政府之間的相互競爭，是推動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與西方市場經濟國家，以及印度不同，中國政府迄今依然是經濟活動的主導者，尤其是各級地方政府，他們掌握着經濟發展的各種重要資源，如土地供給、能源配給的權力，利用這些資源，地方政府就可以招商引資，發展地方經濟。

此外，在與中央政府的利益博弈中，地方政府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為了維護本地區的利益，將更多的稅收留在當地用於經濟發展，地方政府可與中央政府“討價還價”，從而獲得更優惠的稅收分成，這就是所謂的“政策優惠”。

第五，地區性差異和發展階段的不同

中國的經濟與社會發展，呈現出極大地不平衡，即：中國的東部、中部和西部，沿海沿江沿邊和內陸地區，以及特大型城市與鄉村之間的經濟發展水平，差距超過了西方發達國家與中國平均水平的差別。以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為代表的經濟發達地區，儼然已經有了西方發達國家的模樣；可是，廣大的西部地區，卻依然沒有擺脫貧困的幽靈。即使在城市，也有一擲千金夜夜銷金的闊少，和每天生活費不足一美元的城市“無產階級”。

這就是中國的經濟版圖——繁華和蕭條、富裕和貧窮交織在一起，不同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和經濟發展結構，是完全不同的。

1.2 政府控制企業的基本理論

了解了中國的市場環境，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之前，中國的企業性質全都是國有企業的話，也就可以理解，在中國，“政府控制企業”是一個歷史問題，是一個轉型經濟——從中央指令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化——當中，普遍存在的問題。前蘇聯和東歐地區，通過各種不同的方式，以適宜於本國政治經濟社會環境的方式，對國有企業實現了徹底私有化，這就是著名的“休克療法”。

“休克療法”，是在一個非常短暫的時期內完成的，是突變；與此對應，中國的轉型，是一個漸變的歷史過程，時至今日，相當多的企業依然是“國字號”企業。在如此漫長的轉型期，政府對國有企業應該採取怎樣的控制模式？控制的程度如何？哪些企業應該掌握在政府手中？哪些企業應該轉讓給私人，都需要一定的理論來支撐和指導。

在此，我們介紹三種不同觀點。

積極觀點——克服外部性，打破壟斷，追求社會效益最大化

私有企業的效率，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另一方面，私有企業的“唯利是圖”和不擇手段，置公共利益於不顧，也是經濟學家和公眾所厭惡的。與此相對，如果企業是政府控制的，企業的經營資本全部、或絕大部分來自公共財政的話，利潤和利益，就不應該是企業追求的唯一目標了。也就是說，必須犧牲掉一部分利益目標，轉而兼顧社會效益和其他目標。例如，公共交通如果是政府投資的話，公交服務就不應該只把是否盈利放在第一位，而要兼顧社會中的弱勢群體，如老人、殘疾人、孕婦和兒童，儘可能地為他們提供安全可靠舒適的服務，顯然，這一目標的實現，與企業的利益追求是不相吻合的，甚至是背反的。

基於對私營企業的“敵意”，學者和公眾願意相信，在經濟轉型時期，政府控制一部分國有企業，雖然會犧牲一部分經濟利益，但對於整個社會的穩定是有益的。這正是中國改革當中所採取的策略。持這種觀點的人，相信政府及其官員，都是“善意”的好人，他們是為公眾謀福利的，政府之手也是“扶住之手”。

消極觀點——政府是腐敗的，政府控制的企業都是壞的。

持消極觀點的人認為，“善意政府”的假設是不成立的，政府這隻手，不是“扶助之手”，而是“掠奪之手”，對此西方經濟學已經證明。政府作為一個特殊利益集團，並不是以民眾的福利最大化為追求的，而是，在其執政過程中，存在兩個相互關聯的目標函數：政府利益和公眾利益，當公眾利益恰好和政府利益一致的時候，政府當然會追求公眾利益；反之，如果公眾利益與政府目標不一致，政府就會置民眾利益於不顧，轉而追求政府自身的利益。

基於這種考慮，人們願意相信，政府控制企業並不天然地比私人企業好，有時，國有企業既沒有效率，也不顧公眾利益，這是我們經常可以觀察到的事實。加之，所有者缺位和無人監管，使得國有企業幾乎是一團糟。

過渡性制度安排

在環境不成熟的情況下，政府控制企業是一種不得已的次優安排，因為，比起市場失靈造成的危害，制度失靈帶來的效率損失更嚴重。例如，我國大多數鄉鎮企業，就是戴着集體企業的“紅帽子”逐步發展起來的。因為，在經濟轉型時期，市場還未完全發育成熟，政府仍擁有對市場資源的絕對影響力。集體企業在這樣的環境下能夠通過企業內政府控制獲取有利於企業發展的資源，保障穩定低廉的生產投入和基礎建設服務，同時，避免其他組織的尋租行為。在這個意義上，政府控制企業在不完善的市場環境下是不可或缺的資源。

即：在民主制度、法律環境不健全的轉軌經濟國家中，國有企業是一種過渡性制度安排，需要進一步探討的問題是：如何由次優制度安排向最優制度安排進化。也就是說，企業私有依然是一種“最優”選擇。

第2節 中國國有企業的基本狀況

我們從國有企業的組織、規模和效率三個方面，來描述中國國有企業的基本情況。應該說，無論哪一個方面，國有企業都處於不間斷的變化過程之中，本文的描述，只能給出一個大致輪廓，而不是全景式的展現。

2.1 中國國有企業的外部組織

中國的國有企業不是一個企業，而是一個企業集團。這是和西方企業的一個最大區別。中國的所有國有企業，都隸屬於一個名為“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的政府部門。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作為國有資產的代表，受國務院的委託，負責經營和管理所有的國有企業。換言之，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是所有國有企業的大股東，也就自然地可以決定所有國有企業的董事長和主要管理者的人事任免。

由於，國有企業數量眾多，由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統管所有國有企業顯然是不可能的。為此，與政府的層級相對應，每一級政府都設立了相應的資產管理部門，省一級資產管理機構也叫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市一級資產管理機構名為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局，每一級資產管理部門都有直屬企業，即中央企業、省級企業和市屬企業等。如項目組訪問的聯通公司（重新調整之前）為中央直屬企業，屬於國有企業中的“國家隊”；另一家大型企業首都鋼鐵公司則是北京市所屬企業，隸屬於北京市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

圖1 中國國有企業外部結構圖

圖1可見，國有企業的組織層次，與政府機構是相對應的。央企是“國家隊”，之下，有“省隊”和“市隊”依次類推。政府的組織層級，有幾級，國有企業也就有幾級。這也就不難理解，中國的國有企業都是有行政級別的，有副部級企業、局級企業和處級企業，企業的管理者，也不是單純的企業家，而是有一定級別的黨的幹部，他們除去按照企業的經營業績享有獎勵之外，也享受相應級別的官員待遇。

2.2 中國國有企業的規模

總體而言，1978年之後，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呈下降趨勢。國有企業固定資產原值和工業總產值呈逐年增長的趨勢， 1952~2007年，國有企業固定資產原值從14818億元增長到158 18717億元，工業總產值從1949年的3618億元增長至2007年的119 68517億元，形成了龐大的國有資產規模。如圖2所示。

在國有經濟規模不斷增加的同時，國有企業數量不斷減少，而資產和工業總產值的增長速度卻保持不變，表明單個國有企業規模不斷壯大。2008年中國企業500強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共有331家，占全部企業總數的66.12%，實現營業收入18.2萬億元，占全部收入的83.1%，實現利潤總額為1.2萬億元，占全部企業利潤總額的86.6%。

經過不斷的改制和重組，國有資本主要向能源、原材料、交通、裝備製造業等行業集中，目前，中央企業資產有80%多集中在石油石化、電力、國防、通信、運輸、冶金、機械等行業，中央企業提供全部的電信和電力服務、絕大部分的石油化工產品，以及90%以上的民航、鐵路等運輸量。

2.3 中國國有企業的效率

國有企業的效率一直困擾着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前蘇聯、東歐以及改革之前的中國國有企業，莫不如此。即使在改革之後，中國國有企業的虧損，也始終是歷屆政府非常棘手的“老大難”。圖3，是從1952年—2007年我國國有企業盈利情況的趨勢圖。

不可否認，國有企業的規模和競爭力，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在世界500強中，也已經有了中國國有企業的身影，而且，其地位相當牢固。但是，在規模急劇膨脹的同時，國有企業的效率，是否也同步增長呢？答案並不樂觀。

圖3可見，從1952年到2007年長達55年的時間內，國有企業每百元固定資產原值利潤、稅金和每百元銷售收入成本，基本處於停滯狀態，甚至有下降的趨向。由此不難看出，國有企業的規模增長，依然是典型的粗放式、外延性的，技術創新對其經營效率的影響，並不明顯。換言之，在與國際500強的較量中，中國的國有企業拼得依然是“體力”，而不是“智力”，並沒有走上內涵式、高效發展的創新之路。

	圖3 1952年-2007年國有企業盈利情況（資料來源，葉琪，新中國成立60年來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的歷程與成效，《經濟研究參考》）

第3節 1978年以來，國有企業的改革歷程

中國的國有企業改革與發展經歷了兩個截然不同的階段，改革開放前，國有企業處於成長與探索階段;改革開放後，國有企業進入了市場化改革階段。改革之前的階段，不在本文探討之列。下面只討論1978年以來國有企業的改革歷程。

3.1 放權讓利，兩權分離（1979~1992年）

1979年年初，國家在北京、天津、上海選擇了8家企業作為擴大自主經營權的試點，拉開了放權讓利的序幕，極大調動了企業的積極性，到1980年，試點企業已經擴大到6000多個。1983年實施“利改稅”政策，明確了國家和企業之間收入與權力的分配。1984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了要全面推進以增強企業活力，特別是增強國有大中型企業活力為中心、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並確立了國有企業改革的目標模式。

為了促進企業更好地轉換經營機制，中共十三大報告肯定了股份制的組織形式，到1988年底，全國共有3800家股份制企業，其中800家由國有企業改制而來，到1990年，第一輪承包製到期的預算內工業企業有3.3萬戶，占承包企業總數的90%。

3.2 建立現代企業制度（1993 ~2002年）

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若干問題的決定》中明確提出了國有企業改革是建立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改革開始走向以制度創新為主。

1997年，黨的十五大提出要把國有企業改革同改組、改造、加強管理結合起來，抓大放小，對國有企業實施戰略性改組，形成企業優勝劣汰的競爭機制。1999年9月22日，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進一步闡明了國有企業改革的基本方向、主要目標和基本方針，明確了國有經濟布局戰略性調整的方向，在該《決定》精神指引下，國有大中型企業開始着力進行規範的公司制和股份制改革，健全企業法人治理結構，推動國有企業上市等。

3.3 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2003年至今）

2002年，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了建立國有資產管理新體制的要求，推動我國國有企業改革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2003年10月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進一步提出，要建立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產權制度。2007年10月，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繼續“加快建設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完善各類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和制度”，建立新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任重而道遠。

2008年10月28日，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通過《企業國有資產法》，為建立起真正有效的國有資產出資人制度，真正實現政企分開和政資分開提供了法律依據，也為國有企業進一步深化改革提供了法律基礎。

以上，是三個主要階段，改革的關鍵點和關鍵文件，如下。

1．1979年5月25日，首都鋼鐵公司等企業被國家經貿委確定為第一批國家經濟體制改革試點單位，實行利潤留成。

2．1981年12月3日，全國第一個生產彩色顯像管的現代化大型企業——山西顯像管廠，經國家驗收批准，正式投產，結束了中國不能配套生產彩色電視機的歷史。

3．1982年1月15日，經國務院批准，國產機械手錶、黑白電視機、半導體收音機和彈力尼等純滌綸四類商品開始陸續降低零售價格。

4．1983年，中國出現“步鑫生熱”，擴大企業自主權、推行廠長負責制、打破“鐵飯碗”和“大鍋飯”等改革理念再次成為時代旋律。

5．1984年3月1日，中共中央下發4號文件，同意將社隊企業名稱改為鄉鎮企業，並提出了發展鄉鎮企業的若干政策，鄉鎮企業在這一年異軍突起。

6．1985年1月5日，國營企業開始工資改革。

7．1985年，作為價格改革的重要一步，副食品價格逐步放開，生產資料價格雙軌制正式推行。

8．1986年9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企業領導體制改革條例，將實現從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到廠長負責制的轉變。

9．1986年12月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試行）》通過。

10．1986年12月5日，全民所有制企業改革進一步深化，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業可實行多種形式的經營責任制，少數有條件的企業可進行股份制試點。

11．1988年8月17日，中共中央北戴河會議決定，放開絕大多數商品價格，變長痛為短痛，闖物價改革關。

12．國務院發出《關於股份制企業試點工作座談會情況的報告》的通知。

13．1998年7月21日，中央決定，軍隊和武警部隊，地方各政法部門對所屬單位辦的各種經營性公司要認真進行清理，今後一律不准再從事經商活動。

14．1999年1月4日，國內首批20家私營生產企業獲得自營進出口權。

15．2001年11月10日，中國正式加入WTO。

第4節 中國國有企業的經營特徵分析

企業行為，是企業所有利益相關者集體博弈的結果，國有企業亦然。國有企業的利益相關者包括：所有者、管理者、員工、客戶、供應商以及社會大眾。其中，最重要的兩個利益相關者，一個是所有者，另一個是管理者。

可是，所有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都面臨着一個共同的問題：所有者缺位，即：作為最終所有者的全民，只是國有企業的虛擬所有者，於是，政府就成為全民所有者的天然代理。國務院直屬的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代理所有中央企業，各級地方政府所屬的國有資產監督管理部門代理地方國有企業。

這就是說，國資委不是國有企業所有者，但是，是全體所有者的法定代理人。國資委的職責要求，對此，有明確的表述。

各級國資委的職責是：

第一， 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等法律和行政法規履行出資人職責，指導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和重組；

第二， 代表國家向部分大型企業派出監事會；

第三， 通過法定程序對企業負責人進行任免、考核並根據其經營業績進行獎懲；

第四， 通過統計、稽核對所管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情況進行監管；

第五， 擬訂國有資產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規和制定規章制度，依法對地方國有資產管理進行指導和監督；

改革之初，日本的經濟學者曾經指出，中國只有工廠沒有企業，對此，中國的企業界很茫然，理論界很反對——眾多的國有企業，難道不是企業嗎？不過，隨着改革的進行，以及理論探討的深入，中國學術界逐漸接受了日本經濟學家的觀點。因為，改革之初的絕大部分中國企業，都是政府的附庸，國有企業生產什麼？生產多少？為誰生產？以什麼方式組織生產，都不是企業自主決定的，都是政府指令性計劃的結果。

以此觀察，現在的國有企業，無論規模多大，它們依然不是經濟學意義上的企業，而是國資委——政府部門——的下屬，企業的經營與管理行為，並不是資本意志的體現，而是官僚機構、甚至官僚個人的意志反映。

具體表現是：

第一，國有企業是有行政級別的，如部級、局級和處級等。企業管理者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企業家，也不是職業經理人，而是官員。對經營者能力、態度和績效的最佳獎勵，不是薪酬、獎金和股票期權，而是職位的升遷。例如，中國海洋石油公司的老總衛留成，因為，經營業績突出，被調任海南省擔任省長和省委書記。

第二，國有企業的管理者，需要接受雙重領導，一是國資委相關部門，二是組織部門。只有經過組織部門的考核和認可，才能擔任國企領導。如果說，國資委的考察，與經營管理能力相關的話，組織部門對國企領導的考察和任用，就完全是政治性的，與經營管理風馬牛不相及。

第三，國有企業的資源和業務是配給的，而不是通過市場競爭得到的。如中石油和中石化的石油資源，是國家配給的；開採一噸原油，兩大石油公司，只向國家上繳10元的資源調節稅，而每一桶原油的價格，按照國際市場價格，最低都在40美元以上。可見，中石油、中石化的經營業績，與企業管理者的能力不能說完全無關，至少也是相關性很低的。

再以電信為例，在英國，3G牌照的發放並不是免費的，電信公司要想獲得3G經營權，必須通過競拍的方式得到，為此，參與競拍的英國電信付出了225億英鎊的資金。這筆錢，進入了政府的口袋，也就為大眾所分享。之後，德國3G牌照拍賣給了6家電信公司，參與聯合競拍的6家電信公司，總共付出了455億美元。

在中國，合併之後的中國電信、聯通以及中國移動，分別獲得了3G經營權，可是，三家公司分文未付，不只是得到了“免費的午餐”，而是“免費的大餐生產線”。正因為國有企業相當重要的資源是免費得到的，才使得他們的經營業績“風光無限”，在與國外同行的比較中，一枝獨秀，而事實上，這些國企的真實水平，也就是中國男子足球隊，一旦走到國際賽場上，就沒有絲毫競爭力，將一敗塗地。

第四，董事會以及經理層的控制權，是不完整的。人事權、財務權、資產經營權等，均不完整。首先說人事權，大型國有企業的董事長、總裁以及企業的另一個重要角色黨委書記，不是由企業董事會決定的，而是由國資委和組織部門聯合任命的。不僅如此，企業的高管以及中級管理人員，只要達到一定級別，比如處級以上，就不再是企業總經理可以單獨任用的，而必須經由黨的幹部管理部門。積極的一面看，組織部門對幹部的考察、監督和任命，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企業最高決策者任人唯親，防止不稱職的幹部擔任重要領導崗位，增加一道對幹部進行“質量檢驗”程序，可是，這種做法，完全違背了管理學的基本準則，使得企業決策者無法對其下屬進行有效的控制和約束。另一方面，如果企業的最高決策者，沒有完整的人事權，其經營理念就無法貫徹，既如此，國資委對其考察也就無從談起。試想，如果一個球隊的主教練，沒有權利決定誰上場，誰打什麼位置，又如何評價主教練之優劣呢？國企的所有董事長，都是這樣一個人事權力不完整的“主教練”，“主教練”受到各種因素之掣肘，企業的經營績效，就可想而知了。

簡言之，“人財物”乃企業所有資源之和。國有企業的人事權不完整，財務權同樣也不完整。以汶川地震社會捐款為例，毋庸諱言，相當多的國有企業，表現出了“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和人道主義的精神，這是值得稱讚的。可是，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不看到，國有企業在捐款方面的“整齊劃一”——數額和發布時間上的一致性——也表明，國有企業的捐款決定並不是企業自主決定的，而是由上級主管部門拍板的。顯然，國有企業的財務權並不完整。

下面，是來自網絡的一則關於汶川地震捐款的報道。

2008年5月15日，山西省國資委組織了汶川地震捐款活動，短短半天時間，國資委機關和直屬單位以及34戶省屬國有企業共向災區捐款7540萬元。 捐款儀式由陳川平副省長主持，省國資委黨委書記、主任張崇慧宣讀捐款企業名單，省委書記張寶順作重要講話，省委常委、秘書長申聯彬等領導參加捐款儀式。

省委書記張寶順充分肯定省屬國有企業勇於為國分憂，承擔社會責任的風尚，勉勵各企業在保證安全的前提下全力抓好生產經營，以實際行動支援汶川抗災救災活動，並隨時準備赴災區開展救援工作。

附：山西省屬國有企業向四川地震災區捐款明細

企業名稱 金額（萬元）

太原鋼鐵（集團）有限公司 500.00
山西焦煤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500.00
大同煤礦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500.00
陽泉煤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500.00
山西潞安礦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500.00
山西晉城無煙煤礦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500.00
山西省煤炭運銷總公司 500.00
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500.00
山西省煤炭進出口集團有限公司 500.00
山西國際電力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300.00
太原重型機械集團有限公司 300.00
格盟國際能源有限公司 300.00
山西省焦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300.00
山西鄉鎮煤炭運銷集團有限公司 300.00
太原煤炭氣化（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300.00
山西省經濟建設投資公司 200.00
太原化學工業（集團）有限公司 100.00
山西中條山有色金屬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100.00
山西能源產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100.00
山西天脊煤化工投資有限公司 100.00
山西地方鐵路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100.00
山西省經貿資產經營有限責任公司 100.00
山西省有色金屬工業總公司 100.00
山西省煤炭資產經營有限責任公司 100.00
山西建築工程（集團）總公司 50.00
山西省農業資產經營有限責任公司 30.00
山西金通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30.00
山西省科技基金髮展總公司 30.00
山西省國有資產經營公司 30.00
山西汽車運輸集團有限公司 20.00
山西省國有資產經營有限責任公司 10.00
山西省物資產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10.00
山西省醫藥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10.00
山西省環境保護基金有限公司 10.00
國資委機關及事業單位 10.00

合計金額（人民幣，萬元） 7540.00

資產經營是指企業的資產併購、業務重組等非生產性的經營行為，與生產性經營相比，資產經營具有更大的戰略意義，在獲得巨大收益的同時，也蘊涵着更高的風險。例如，惠普與康柏電腦公司之合併，不僅於兩家企業具有決定性影響，於整個個人計算機市場，也有重新洗牌之重大影響。所以，資產經營權對於企業生存與發展至關重要。

可是，對國有企業而言，資產經營權也並不完全掌握在企業手中，而是部分掌握在國資委，甚至國務院和地方政府部門手中。以央企為例，其數量從最初的149家，縮減至142、136之後逐步下降到125，更有消息稱，2010年央企的數量將會大幅度縮減至100以內，如果，目標實現的話，央企的總數就將削減30%以上。顯然，央企數量減少，並不是國有企業自身的資本意志，也不是國有企業領導人的意志，而是政府部門的總體安排。

與生產經營不同，每一次資產經營，都是一次“驚險的跳躍”，如果失敗，對企業的影響將是致命的，所影響的，就不只是企業的發展，而是關乎到企業是否能夠生存下去了。因此，作為一個獨立經營的企業，必須將資產經營權牢牢控制在企業手中。可是，正因為資產經營權太重要了，上級主管部門放棄了這項權利，就失去了對國有企業的有效控制。所以，國有企業是沒有資產經營權的，而沒有資產經營權的企業，也就不可能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企業，更不是什麼現代企業。

附錄：中國聯通進出口有限公司訪談紀要

2007年12月14日下午，2：00-4:00。北京工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趙曉霞、劉雲楓兩位老師，與中國聯通採購管理辦公室的幾位人員，就人力資源方面的問題進行了座談和問卷調查。聯通方面出席的人員有6位。其中，部門經理2位，來自採購2處和商務處；業務主管2位，來自綜合管理處；業務主辦2位。還有一位因為有招投標的會議，填寫了問卷就提前退場了。

1． 聯通公司基本情況

中國聯通是中國政府為打破電信行業的壟斷，於1994年7月19日成立的電信企業。聯通的成立與發展，是中國電信體制改革的重大舉措，對中國電信業打破壟斷、引入競爭、改善服務、促進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中國聯通是國家控股的有限責任公司，實行一級法人體制，國家股比例為79.72%。目前，中國聯通是我國僅有的一家綜合電信運營企業，在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以及澳門特別行政區設立了分支機構。

聯通公司主要經營範圍包括移動通信（GSM和CDMA）業務；電信增值業務；國內國際長途電話業務（接入號193）；批准範圍的本地電話業務（天津、四川、重慶）；數據通信業務、互聯網業務（接入號165）；IP電話業務（接入號17910/17911）；衛星通信業務（不含衛星空間段）；國家批準的其它業務。

中國聯通還是我國目前唯一一家同時在紐約、香港、上海三地上市的電信運營企業。2000年6月，公司在香港、紐約成功上市，籌資56.5億美元，成為香港資本市場有史以來最大的股票首次公開發行，並進入全球首次公開發行史上的前十名。2002年10月，聯通A股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成功上市，融資115億元，成為第一家進入國內A股市場的基礎電信運營企業。2003年7月，聯通A股公司入選上證180指數。2002年12月和2003年12月，公司又先後兩次完成向上市公司注資，基本實現了核心業務的整體上市。

2006年，中國聯合通信有限公司累計淨增移動電話用戶1489萬戶，用戶總數達到1.44億戶，其中，GSM用戶達到1.07億戶，CDMA用戶達到3730萬戶。主營業務收入穩定增長，全年完成主營業務收入821億元，同比增長5.7％。實現剩潤超過41億元。

2． 中國聯通進出口子公司的基本情況

中國聯通進出口有限公司的身份是雙重的，對內，是中國聯通採購採購管理辦公室；對外，則是中國聯通進出口有限公司，擁有獨立的外貿經營權。於1995年8月9日在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註冊成立，註冊資金5000萬人民幣，總資產4.26億元人民幣。

其主要業務是為聯通採購技術先進、價格低廉的電信設備、計算機設備以及相關產品。1999年以來，聯通進出口有限公司為中國聯通通信網絡的建設採購了大量設備，同國際上幾十個國家和地區的300多個企業建立了貿易和技術合作關係，簽定內、外貿合同4000多個，合同總金額900多億元人民幣。

在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頒布的2000年、2001年中國進出口額最大500家企業中，聯通進出口公司分別列第96位和115位；進出口額分別為4.7億、4.3億美元。

近年來，隨着國內電信設備製造商的異軍突起，中國聯通進出口有限公司的業務也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進出口業務所占的比例大幅度下降，國內採購成為最主要的業務。2007年合同金額在100億元人民幣左右，進口設備的金額約為1000萬美元。按照1：7.8的匯率計算，不到1億元人民幣，也就是不足總採購額的1%。

公司現有員工47人，其中大專以上43人，具有中、高級職稱的38人。公司現有8個處室，分別是：綜合處、商務處、物資管理處、採購一處、採購二處、採購三處、合同管理處和財務部。其組織結構如下：

3. 中國聯通進出口有限公司的人力資源管理狀況

3.1 人員聘用和辭退

自聯通進出口有限公司成立以來，公司內部的人員保持着相對穩定性，7、8年內，離職員工的總數只有7，8個人，平均每年不到1個人。離職員工的去向大多數是出國，或者有了更高的職位，比如擔任私有企業的副總經理等。

與離職率較低相對應的是，新人員的招聘也基本處於“停滯”狀態。原因主要有三：第一，聯通總部控制進出口有限公司的人員編制，編制不擴大，公司就不可能招聘新的人員。即使僱傭，也不是正式員工。第二，戶籍制度。應聘人員須有北京市戶口，而解決戶口需要牽涉方方面面的關係。第三，離職率低。沒有人員離開，就沒有崗位空缺，也就不可能招聘新的員工。

其中，第一個原因是最主要的，即總公司從降低成本的角度考慮，控制員工數量，這造成了該公司的人員招聘有相當的難度。

根據訪談人員的介紹，離職率低的主要原因是：第一，該公司的待遇良好；第二，公司處於電信行業，而這一行業在整個中國經濟中屬於高速成長的行業，增長前景看好。第三，該公司具有寬鬆和諧的工作氛圍。

3.2 崗位分工和激勵機制

公司內部的分工是非常明確的，每一個員工都有固定的業務以及明確的目標，這與公司的業務性質是分不開的。因為，公司的採購是服務於聯通的業務需求的，如果採購的硬件設備，不能按時到位將影響聯通的業務發展，因此，每一個崗位的職責是十分明確的。為了保證業務的正常進行，每一個崗位會安排A、B兩個角色，A為主，B為輔助，當 A 角色因故不能繼續工作的時候，B角色可以及時補缺，保證工作的延續性。

此外，在公司內部還有輪崗制度，輪崗的主要目的，一方面是鍛煉每一個員工的能力，另一方面，是為了“廉政建設”，避免貪污和腐敗。輪崗制度不僅在本企業內部，在整個聯通的分公司之間，幹部的調動是定期的，也是比較頻繁的。

由於採購的性質以及公司自身的業務不具有開拓性，每一個人的工作大多數“按計劃辦事”，不容易區分業績的優劣，因此，雖然存在考評，但“吃大鍋飯”的現象是比較嚴重的，一般說來，一個部門內的員工的獎金基本上是一致的。差別只是因為崗位不同，同一崗位上的員工的獎金基本上沒有差異。

3.3職位升遷

員工實行全員聘用制，一般合同期為3年。理論上，可以辭退員工，不過，由於企業的性質仍然是國有的，辭退一名員工有很大的阻力和障礙，因此，該公司成立之後，並沒有辭退過員工。

該公司中級以下崗位設置分為三個等級，即業務主辦、業務主管和業務經理。主辦是入門級的職位，每一個新員工都可以擔當主辦；主管是高一級的職位，大學畢業2年之後，如果沒有特別的工作失誤，也都可以晉升為主管。業務經理的升遷，則需要經過公司內部的公開競聘和選拔。

具體步驟是：

l 公司內部面向全體員工發布招聘公告。

l 符合條件的員工參與報名。

l 組成人才選拔招聘委員會，成員包括公司領導、中層幹部和一般員工。

l 召開競聘大會，由每一個應聘者發表自己的競聘計劃並回答評委們的問題。

l 擇優錄用，並在公司內部進行公示。

3.4 教育和培訓

公司比較重視員工的培訓和教育工作。因為，公司處於電信行業，而電信是一個技術密集型的運營企業，業務發展和技術發展速度比較快，因此，員工和企業必須不斷地充實知識、增強能力才能適應業務發展的需要。

員工的教育和培訓有具體的費用安排，每年有一個固定的額度。培訓計劃包括兩方面：培訓內容和人員由綜合部決定，而財務預算由財務部安排。

公司的教育和培訓模式也經歷了一定的變化。最初，是由員工自己安排學習計劃，發生的費用由公司報銷。但是，在實施過程中，發生了一些問題，如有些員工沒有參加培訓，卻報銷了費用；或者參加的培訓內容和公司的業務要求不太符合。為此，公司將分散、自主的培訓模式改變為集中統一的培訓方式。

但是，由於每一個員工的培訓需求不一致，綜合部的人手少，集中統一的培訓方式也存在着課程不對口、缺乏計劃、“臨時抱佛腳”的情況。

3.5 薪酬和福利待遇

員工的學歷在大專以上，新招聘人員都是本科以上學歷。就新員工來說，本科生實習期的工資是800元，為期3個月。正是錄用之後，按照崗位不同有不同的工資等級，通常固定工資為2000元左右，另外，有1000元上下的崗位工資。其中，固定工資是所有員工相同的，而1000元上下的崗位工資，會因為崗位的差異而有所不同。

本科生工作3年以後，工資收入能增長到5000元；5年工齡的員工，工資收入在10—12萬元上下浮動，有可能進入北京市地稅局重點監控的高收入人群當中，需要自行申報個人所得稅。由此來看，該公司的員工起薪並不高，但增長較為穩定，速度也較快，這一點是很有吸引力的。

員工工資的主要決定因素是崗位，在什麼崗位享受什麼樣的工資待遇，和工齡的關係不大。除去工資收入之外，另外一部分收入就是獎金，即績效工資。2002年以來，公司開始推行360度考核法，由員工的上級、同事和下級對員工的工作情況進行全方位的考評。

在考評中，業務量考核有70%的權重，上級考評有20%的權重，同事之間的考核占10%的權重。考評結果對全體員工公開，連續2年考核優秀的員工可向上長一級工資。由於該公司的業務特性，該公司服務於聯通業務需求，是聯通的成本中心，沒有直接的業務和利潤指標，因此，員工的業務差距並不明顯，也難以判斷是員工自身能力和努力引起的，或是業務本身的引起的。

考評和激勵之間並沒有直接的利益關係，但對員工有很大的促進。員工都力爭考核優秀，以獲得領導和同事的認可。

4． 存在的問題

訪談持續了2個小時，作為訪談，時間不短了，但對於了解一個公司來說，是遠遠不夠的，只能形成比較模糊的“第一印象”。應該說，“第一印象”是相當不錯的——環境乾淨整潔，員工年輕有朝氣，思維敏捷，邏輯清晰，有激情。與老國企懶散的樣子形成了非常大的反差。

根據我的理解，有幾個問題作為參考。

l 流動性太低——員工的流動比率太高，或者太低都不好。根據我們的經驗，該公司的流動比率太低了。從積極的一面看，是企業自身待遇好，有很強的凝聚力，可是，如果長時間沒有“新鮮血液”的補充，是不利於組織的更新特別是思維方式的變革的，也不利於企業的創新。當然，這個問題的根源可能不在該公司，而在其上級公司——因為，上級公司控制着該企業的用人編制。這是大多數國有企業共同的問題，上級企業控制着下級企業的用人權。企業自身沒有辦法進人，只能在企業內部解決，優化內部人員配置。

l 工作量逐年加大而工資處於停滯狀態——隨着電信業務的高速發展，公司的採購量逐年增大（不是採購額增大，是業務量增大），可是，員工的數量卻沒有相應增加，這就導致每一個員工的工作量逐年增加。另一方面，由於國家嚴格控制和監管壟斷行業員工工資，近年來，聯通的工資水平沒有相應增加，反倒有停滯或降低的趨勢，這就不能激發員工的工作熱情。

l 存在“大鍋飯”以及考評和激勵不直接的情況——這個問題在前面已有敘述。

l 執行力不夠——聯通是一個新公司，成立時間不長，員工年輕，富有朝氣和創新精神。可是，很多起於聯通的新設想，最後沒有得到落實，卻在其競爭對手，如移動公司“開花結果”了。這表明聯通公司有創新的環境，但在具體執行上欠缺持續性。

2010年8月15日星期日，17: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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