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所有這些改革的中心原則應該是互利的,要所有人得利,尤其要讓原來的特權 階級得利,儘量不讓人在改革中吃虧。明治維新成功的根本原因就是要所有人得 利。譬如取消貴族和武士階級的特權,發放一次性俸祿(類似轉業退休金),這 是比今天中國改革激進得多的措施。但關鍵的不同是,明治天皇把這些特權階級 引導去投資做生意,他們中大多數後來都經商致富比以前的日子好過多了,所以 成為改革的既得利益者,而不是阻力。中國農村改革的成功,也是很多幹部子弟 利用特權成了專業戶,發了財,變為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但是城市改革中,這個 問題卻沒有解決。高幹的真實工資收入相對他人而言是降低了(儘管非工資特權 收入很高)。退休加薪等贖買政策並不很有效,因為在位的特權收入占的比重太 大。
中國選擇的機會
如果有人問我:假如中國今天允許民主競選人大代表,而你又有機會參加競選, 你的競選政綱是什麼?我會告訴他,我的政綱第一是控制物價,第二是知識分子 政策等等。當然我心裡想的正好相反,既反對控制物價,也反對政府有任何 “知識 分子政策”;而是應由勞力市場上的供求力量來處理知識分子問題。但中國大多數 人只懂那些對他們不利的泛泛之談,要想當人大代表,當然只能投他們所好。如 果有人問我:假如中國今天有一個拿破崙式的人物,他願意聽聽你的謀略,你願 意向他講什麼呢?那我會告訴他:中國當務之急是要把國營企業拆成股份,把股 份給特權分子,將其特權“私有化”,並讓他們退休經商或吃股息,則他們就會由 改革的阻力變成動力,像明治維新一樣,解決了這個問題,改革就上了正道了。 其他細節,這些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會妥善替你解決的。
如果第三個人問我:你作為一個民主主義者,如果有機會向社會大聲疾呼,你會 說些什麼呢?我就要告訴他,如果我能在電視中向人民大聲疾呼,那我會說:民 主的當務之急,一是設立人身保護法案,取消反革命罪,禁止任何政治迫害。二 是推動修憲運動,取消四個基本堅持。實現政教分離,取消馬列主義、毛澤東思 想作為國教的地位;保證真正的信仰自由。從短期而言,這可能沒有效果,但台 灣和各地民主政治的成功都說明憲法意識是民主政治的基礎,有着極深遠的長期 影響。正像孫中山立國時的憲政思想,使很多中國人從小就知道信仰自由、新聞 自由、三人可組黨,這都是中國遲早要實現的政治原則。而今天台灣的政黨政 治,取消新聞檢查,不都是幾十年憲政思想深入人心的結果嗎?所以作為一個民 主主義者,今天哪怕是對牛談琴,也要提出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設立人身 保護法案這類具長遠影響的問題。
我一直擺脫不了中國知識分子的致命缺陷:過分強烈的使命感,關心國家的命 運,多愁善感(中共產黨“關心國家大事”的毒太深?)。儘管來美國後這種毛病 減輕了一點,我更關心自己在市場中的比較利益和可能賣得出去的產品(我的產 品是知識),但“不在其位,卻謀其政”的毛病還是有一點。因此這次抵抗不住朋 友的鼓勵,又寫了一篇充滿使命感、“不在其位,卻謀其政”的文章。寫完之後, 悲從中來。因為這種過分強烈的使命感,正是中國政治經濟制度不健全,迫使非 職業政治家過分關心不是他專業的事。不管如何,每當中國政治變動發生,我都 會“思潮澎湃”、“聯想翩翩”、“傷感”一番,不是對政治的興趣,而是一種“精 神享受”。試想一個為看中國政治這部戲,付了十年牢獄之災門票的人,怎會不仔 細觀賞這個票價高昂的話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