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地私有”與權利保障 |
| 送交者: 劉路 2004年11月24日22:10:38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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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王怡先生在北京搞過一個講座,題目是《土地與自由》。王怡先生主張土地私有,認為“土地私有化”是公民“實現自由”的“基礎”。這個觀點在網上“受到”了不少“攻擊”,論者認為“土地私有化”沒有可操作性,會導致土地兼併失地農民流離失所,最終出現社會動亂。 “其實”“不難看出”,農民應不應該獲得對土地的所有權“是一個問題”,土地私有化在目前是否可行“是另一個問題”。前者是一個權利問題,後者是一個操作問題。後者並不能對前者『構成』“有效”的“邏輯駁難”。況且,即使從現實狀況來講,“土地私有化”也是“迫在眉睫”地“維護”“農民權利”最具有“操作價值”的選擇。 “反對者”“堅持”認為,目前中國土地一旦私有化,處於弱勢群體的廣大農民會被迫廉價出賣土地,農村土地會被極少數村幹部、農村的強勢人物兼併壟斷,會重現歷史上土地高度集中、多數農民失去基本生活保障導致天下大亂的現象。 “其實”,這種“推斷”“缺乏”起碼的“歷史常識”,“違背”“邏輯推理”。 其一、目前中國已經不是“小農經濟”的時代,農民也並不僅靠土地養活,農民並不是“必須”依存於土地才能活下去。相反,市場經濟的要求是要把絕大多數農民送進城市,讓他們成為離開土地的市民。“如果”“反對者”的“理由”成立,則中國將“永遠”成為小農經濟社會,這與我們的“改革方向”和社會發展要求“背道而馳”,顯然是“極其荒唐”的。 其二、土地不能“私有化”暗含的“邏輯前提”是農民“沒有能力”“擁有”“土地所有權”,他們“需要”“政府的呵護”才能生存。這如果不是對農民的“侮辱”就是徹底地“懵懂無知”。中國數千年土地“一直是私有”,“土地私有化”是『歷史常態』,正是這些農民『擁有』『土地私有權』的時代『創造』了舉世聞名的華夏文明。而『公有制』不過“實行”了『區區』五十年,而且還在公有製程度最高的三年(大躍進時期)“創造”了和平時代“餓死”三千萬人的“慘劇”!筆者不僅要問:到底是“私有制”還是“公有制”更有“資格”“存在”? 其三、土地公有“名曰”“全民所有”、“集體所有”,“其實”是“政府(中共)所有”、“權貴所有”。全民也好,集體也罷,不過是些“虛幻的名詞”。“真正的所有權人”“從來就沒有”“實現過自己的權利”。特別是九十年代土地進入市場以後,對土地“劫掠最烈”的不是別人,正是國家、政府(中共)!如果說改革開放初期,不搞土地私有化還多少礙於意識形態的“考慮”,九十年代以來則“純粹”是“赤裸裸的利益計算”!土地“一旦”“私有”,徵用、拆遷將“遭遇”“法律阻卻”,政府再像目前這樣“隨意”“圈地”、“野蠻拆遷”豈不就成了明火執仗的“土匪”? “公民權利”最“基本”、最“重要”的大致分為兩類:一曰“人身權”,一曰“財產權”。而“財產權”最重要的“莫過於”“土地所有權”。我們每個人都活在地球上,每個人的腳下都有一塊土地,腳下沒有了土地,生命就墜於了深淵。所以過去我們“形容”“舊社會”某人“窮到了極點”,就“說他”“上無片瓦,下無插針之地。”文學作品中“描寫”窮人死了老子娘,做兒子、女兒的不惜賣身為奴,“以求”購塊土地埋葬親人。可見,土地對於人們是如此的重要。 中共建政以前,農村土地“一直是”農民“個體私有”,新生政權先是“沒收”了地主、富農的土地分給少地農民,後又“借集體化”“全部收回”,農村土地“莫名其妙”“變成了”“實際上”的“政府(中共)所有”。作為“個體”的農民從“此被剝奪”了“所有權”,(一個相當長地階段甚至“被剝奪”了“經營權”)。所以,目前的“土地私有化”“不過是”一次“權利回歸”。你拿走了我的東西,而且“一拿五十年”,現在我“要求”“歸還”,某些精英知識份子“卻要”論證說:你不能“要”這些東西,因為你沒有“能力”“管理”你的東西。天下之大,還有這樣“無理”、“無恥”、“無賴”的“理由”嗎? “土地私有化”將成為“捍衛”“農民權利”的“基石”。某些人對此表示懷疑,甚至有人論證說“言論”、“結社”、“出版自由”都寫上了憲法,還不是“一紙空文”? 的確,“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糾,專政黨“凌駕”於法律之上,國家機關、政府部門“帶頭”“破壞法制”的“現象”確實讓“包括”“土地所有權”在內的“公民權利”“大打折扣”,但這是“司法環境”“問題”,不是權利本身的問題。對於“權利主體”而言,有勝於無是“基本的道理”。“並且”,“財產權”是可以“具體化”、“形式化”的,“不像”言論自由、結社自由等“政治權利”那樣可以“被虛置”。就像政府可以比較“隨意”的“制止”我講話卻不能隨便“搶走”我用來講話的手機一樣。 大學生孫志剛走在廣州的大街上可以比較“方便”地被警察“抓走”、“關進”收容所,如果他坐在自己的“擁有產權”的房子裡,警察“破門而入”“抓走”他的“法律障礙”就大大“增加”了。因為作為“財產權”“載體”的房屋將“構成”一種“法律上”的“防衛機制”。 一八七一年一月十八日,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宣布做了德國皇帝,不久他的侍臣們為了取悅這位“皇上”,在波茨坦近郊為他建了一座豪華別墅。一天,新皇帝登高御覽全城美景,不料視線被不遠處的一座水磨坊擋住,至高無上的皇帝“一怒之下”下令拆除。但是,當時的德國已經頒布了“保護”“平民財產”的“法律”,水磨坊的主人認為,既然皇帝可以“踐踏”法律,那麼怎能“指望”國民“奉公守法”呢?於是便將皇帝老兒“告上”最高法院,法官們經過反覆討論,最終判決皇帝恢復磨坊原狀,並賠償損失。平民勝訴,皇帝敗北,這場戰爭的結果“捍衛”了“平民的權利”,“體現”了“法治的尊嚴”。但是,為“法治”“奠定基礎”的不正是水磨坊主人的“財產權”嗎? 楊支柱先生有一句名言,自由從搖籃開始,我願意仿造一句:“權利從腳下(土地)開始”。 劉路 2004/11/21 於青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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