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駁斥“庚子賠款是自找的“荒謬言論 |
| 送交者: 偶然發言 2004年11月28日21:31:28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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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he連續發表一些無聊的文章,尤其是義和團的事情,我覺得義和團的歷史意義還是正面為主。動物臨死前還反抗兩下呢,難道中國人就應該逆來順受? 用事實說謊第二招,亂拉因果關係法。 亂拉因果關繫上,顧名思義就是把不是因果關係的兩件事實,硬要扯成是因果關係,從而達到騙人的目的。“今天天氣很好。我心情也很好。”這兩句話排在一起,就會產生“因為今天天氣很好,所以我心情很好”的效果。亂拉因果關係法的決竅是,一定要把因,果兩件事實的時間關係搞清楚,不能把後發生的事說成是因,把先發生的事情說成是果,這樣就難免穿幫了。這種方法對腦子裡毫無邏輯慨念的人最有效。 比如說,義和團的事情。先講外國傳教士是如何如何為中國做貢獻的,再講義和團是如何如何對待外國傳教士的,於是得出義和團是濫殺無辜的結論。其時這純碎就是兩回事,外國傳教士為中國做貢獻關義和團屁事啊,義和團反對傳教士又不是因為傳教士的貢獻,而是因為傳教士欺壓良民。再說義和團反對科學技術的問題。這裡的科學技術,有個潛台詞,就是科學技術對全人類都是有利的。實際上的,當時的中國,科學技術對義和團不僅沒有利,反倒是相當有害。當時義和團又不能掌握科學技術,科學技術被上層所壟斷,普通老百姓根本就沒有掌握的權利,當然要反對了。又有人要說義和團為什麼不去做爭取權利的鬥爭呢,而去做反對科技的事情呢?如果這樣啊,那就不是義和團運動了,那就是民主運動了。不是民主運動就是愚昧的運動,這種非此即彼的說法,正是用事實說謊的第四招,非此即彼法。 新聞資料:傳教士與山東義和團的爆發 陳清 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首先興起於山東,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極其複雜、深遠的因素。甲午戰爭後,備受日軍蹂躪的山東人民,在帝國主義陰謀瓜分中國的狂潮中首當其衝。列強瘋狂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侵略,清政府的無情搜刮,連年不斷的天災人禍,已逐漸把人民逼到死亡線上。特別是洋教猖獗,教案頻繁,地方官又不能秉公持平辦理,進一步加劇了本已十分尖銳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使苦不堪言的廣大群眾義憤的怒火愈燃愈烈。 但山東義和團的鬥爭不是開始於帝國主義軍事、經濟勢力龐大的山東半島沿海各地,而是開始於帝國主義還沒有大規模滲透的魯西南和魯西北地區;並且自始至終以反對外國教會為主要形式。這些事實告訴我們,外國教會的入侵、洋教士作為山東社會的一種罪惡勢力的存在,是促使山東義和團運動爆發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中國近代,西方基督教的傳入與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化同步進行,其規模之大、教派之多都是以往任何時候都無法比擬的。殖民主義者紛紛把宗教作為他們推行侵略政策的有力工具和開路者,用傳教士來實現其軍事、政治和經濟侵略的目的。傳教士在中國憑藉着不平等條約所規定的特權的保障,以及受到“自1842年以來就絡繹不絕的外國軍艦的赤裸裸的武力”的支持(丹特:《美國人在東亞》)。他們已成為近代中國社會中一股特殊的勢力。傳教士們揚言,要在中國“每一個山頭和每一個山谷中都設立起光輝的十字架”(1868年蒲公使團在紐約發言,見張力等編纂《中國教案史》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25頁),在華宗教滲透。十九世紀末,在中國的歐美天主教、基督教、沙俄東正教等外籍傳教士共有3200多人。據《中華歸主》一書記載,截至1900年,山東全省108個州縣中,已有72個州縣有基督教會的活動,設立總堂達27所。山東的天主教、基督教設有教堂“共大小一千三百餘處,教士一百五十餘人,各洋人文牘、函電幾無日無之”(《養壽園奏議》(未刊本),卷4)。十九世紀末,天主教在山東分為北境、南境、東境三個教區。北境總堂設在濟南,南境總堂設在兗州,東境總堂設在煙臺。從通都大邑到窮鄉僻壤,到處都是傳教士的足跡,遍布着帝國主義的侵略據點。這樣一支龐大的教會侵略勢力,積極為西方殖民主義服務,自然給中國人民帶來無窮的災難。外國傳教士在山東各地的罪惡行徑,促發了反洋教鬥爭的開展。 傳教士在列強爭奪中國勢力範圍的鬥爭中,起了極其惡劣的作用。天主教聖言會的傳教士安治泰為德國占領膠州灣竭盡全力。他搜集情報、出謀劃策、製造輿論、物色基地、挑選時機、製造藉口等無所不為。天主教聖言會及安治泰的劣跡和德國藉口巨野教案強占膠州灣,激起群眾的無比憤慨,它們直接引發了義和團運動的興起。 山東原是受法國保護的天主教方濟各會的教區,德國在荷蘭史泰勒成立了聖言會。1879年派安治泰和福若瑟兩名教士來華傳教。安治泰在香港學習中國語文將近一年,就搭船前來煙臺。這位 “幹練、伶俐、狡猾”的傳教士,利用途經上海的機會,拜見了德國總領事,提出“有在中國成立一個規模較大的德國天主教的意圖”(施丟克爾:《十九世紀的德國與中國》,第298頁)。安治泰懷有為德國擴張勢力的極大野心,在分得山東省南部曹州、濟寧直隸州、兗州及沂州及其所屬各縣為聖言會教區以後,力圖擺脫法國的保護而歸附德國。此舉於1891年終於得到羅馬教皇的批准。安治泰在19世紀80年代獲得聖言會主教教職後,一面招致大批德籍教士來山東,一面又不擇手段地吸收地痞惡棍入教來擴大聖言會在山東的勢力。聖言會歸德國保護後,安治泰通過德國使館向清政府要求官階,1893年他得到了三品頂戴,第二年又獲得二品頂戴(《教務教案檔》第5輯,第575頁),與中國總督、巡撫平行。 作為德國政府的忠實奴僕,安治泰對德國政府侵華野心十分清楚。他早在1896年就慫恿德國瓜分中國。他“激烈地要求政府為教會的利益做一次有力的行動”(《德國外交部檔案》第14卷,轉引自《義和團運動史論叢》,第131頁)。他利用教士雲遊四方之便,多方收集情報、查勘地形、了解政情民情,積極為德國統治集團侵華出謀劃策。德皇威廉二世說:“在華的天主教會,無時不受到我的支持。安治泰主教回到柏林,時常作我的座上客,他以中國的各項重要事情報告我。”(《義和團運動史論叢》第130頁)1897年安治泰曾向德國政府“申說占領膠州是個重要關鍵的問題,不但有關在華教會的發展,而且有關教會的存亡”(阿里爾:《中國的擾亂》第83頁,轉引自《義和團運動史論叢》第131頁)。1897年11月巨野教案發生時,安治泰正在荷蘭史泰勒,他聞訊後立即來到柏林,要求德國外交部乘機奪取膠州灣,他說:“我們現在應該利用機會占據膠州,它對我們在各方面是個最好的、最能發展的據點”。他還覲見德皇威廉二世,強調膠州灣有比上海更大的發展前途,巨野事件是德意志帝國在東亞取得屬地的機會。占領膠州灣“不會使東方任何人驚異,因為一切人早已料到這件事”(《德國外交文件有關中國交涉史料選譯》,第1卷,第154頁)。從 1895年起德國就企圖奪占中國沿海一個港口作為侵華基地,但沒有選定合適地點。安治泰的意見對威廉起了很大的作用。當他了解到膠州灣內有安全的停泊地,附近有煤田,氣候良好宜於歐洲人居住等條件後,於是在11月底召開會議,作出用武力奪取膠州灣的決定。安治泰在晉見德皇的同時,又寫信給德國外交部,擬就了巨野教案要求中國政府賠償德國的條款三款:1、賠償我們遭破壞的和被搶走的全部損失;2、償還由於這個事件所產生的一切支出;3、在歐洲建築師的領導下,建兩座教堂,它們應該像濟寧正在建造的教堂那樣大。每個教堂都應掛有中國皇帝題詞“敕建天主堂”,“以受切實保護,絕不允許再遭破壞” (R·Hartwich,steyeerMissionaryinChina1879—1903年第330頁)。這些條款成為1898年3月6日清政府同德國政府簽訂的關於巨野教案協議的藍本。德國政府藉口巨野教案強占了膠州灣。在整個過程中,安治泰起了急先鋒的罪惡作用。為此他得到了德皇威廉二世和巴伐利亞攝政王路易得保德很高的評價和嘉獎,甚至得到巴伐利亞王室封給他貴族的稱號。這正暴露了這個披着宗教外衣的傳教士的偽善面目,是瘋狂瓜分中國領土的帝國主義分子。已故的北京大學歷史學教授邵循正認為聖言會主教安治泰是“山東的太上皇、壓迫人民的惡霸,千萬膠澳事件的罪魁”(邵循正:《19世紀帝國主義在華天主教保護權的爭奪》,載於《光明日報》1951年7月10日)。這是對安治泰猙獰面目的真實寫照。 德國強占膠州灣後,山東駐有德國軍事力量。因此傳教士可以直接請求駐青島的守軍,鎮壓山東人民的反抗。安治泰承認,德國占領膠州灣是山東人民反教鬥爭顯著增多的“第一個主要原因” (J·Heeren:OnTheShantongFront,第110頁)。由此可見,它無疑是反教鬥爭的動員令。 傳教士插手中國官場,干涉中國內政在十九世紀末的中國已是司空見慣,在山東也不例外,甚至更為突出。安治泰撈得二品頂戴後,和督撫平起平坐,對總理衙門辦事大臣視為書吏,對地方官更以上司自居,公然命令山東各級地方官服從教堂指示。聖言會的不少傳教士經常挾持官府,欺壓人民。1899年3月4日,清政府在傳教士的壓力下,為迎合列強的旨意,竟然擬定《地方官接待教士章程》,正式規定“總主教或主教其品位既與督、撫同,應准其請見督撫。……即督撫司道府廳州縣各官亦按照品秩以禮相答”(王彥威輯:《清季外交史料》第137卷,第6頁)。根據這個章程,傳教士在品秩上與清政府官員分別同級,這顯然是助長了傳教士的囂張氣焰,抬高了他們的身價。許多教堂還建立反動武裝。如武城十二里莊、禹城韓莊、平陰白雲峪等教堂均擁有快槍百餘杆,其中有的還私藏大炮(《署理山東巡撫袁世凱折》,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東昌府有一百二十座教堂“自購軍械”(佐原篤介:《拳匪紀事》)。外國傳教士也不斷包攬詞訟,甚至私設刑庭,欺壓百姓。如山東省汶上縣教民在外國傳教士指使下,“聚百餘人捆縛平民,口稱拿獲紅拳會,擅送濟寧教堂,並有毆人勒索情事”(《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在處理教民案件的過程中,地方官在帝國主義的壓力下,往往“袒教抑民”,以致造成普遍的“民冤不伸”和教民“理屈者不以為屈,殺人者亦不抵罪”的局面(《皇朝政典類纂》第490卷,第9頁)。傳教士也強行攤派差役,“需索騷擾,片紙下鄉,中業傾產”(《泰安府稟光緒二十六年正月初十日到》《泰安府屬剿辦拳匪卷》)。他們又擅自收稅,“山東州(鄒)縣西南鄉教堂教士向商賈收稅,苛虐異常”(《光緒朝東華錄》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4 冊,第3929頁)。傳教士“至必官為護送,馬夫支應,恆取於民”(《蘭山縣王小齋與孫蕙生書》)。傳教士還勾結和扶植地主惡霸勢力,以便共同魚肉人民。如山東清平縣,有左、王兩族大地主,錢糧占全縣之半,他們加入天主教後,不繳漕征,高利剝削平民,“官以奉教也,亦無奈之何”(《義和團拳始亂記》,《西巡大事本末記》,卷2)。 外國傳教士還參與對山東人民的經濟掠奪。他們強占人民的土地房屋。如1861年天主教教士江羅思在濟南假造地契,霸占十三畝六分土地和民房三百多間,強修教堂。外國傳教士們“在其道站所在地區購置田地,然後用苛刻的條件出租給附近農民,幾乎和中國封建主一模一樣。(福森科著:《瓜分中國的鬥爭和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外國傳教士還從事商業投機活動,甚至放高利貸盤剝人民。如郯縣神山教堂,德國傳教士戈巴德和布恩溥勾結起來,囤積大批糧食,乘糧價高時牟取暴利”(《山東省志資料》1960年第2號第96頁)。滕縣美籍傳教士放高利貸給貧苦農民,進行剝削。美國傳教士郭顯德在煙臺市玉皇頂一帶買田數十畝,“建造工廠,栽種果林”。另一傳教士馬茂蘭在煙臺設馬蘭公司,經營花邊、發網、絨線、印刷、西藥等,對中國輸出資本。當時有人說:“自有花邊工業的人來,教會大富。”(連警齋:《郭顯德牧師行傳全集》,附《山東長老會概況》第276、275頁) 干盡壞事的聖言會主教安治泰對中國人民欠下的血債是抵賴不掉的。傳教士們在山東的種種罪惡行徑,中國人民也是不會忘記的。正是他們的罪行,使山東人民親眼看到和感受到了帝國主義侵略者的猙獰面目。於是反教會鬥爭就成為當時山東人民自發反帝愛國運動的主要鬥爭形式,在此基礎上,義和團運動在山東興起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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