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泽荣被中共重判十三年，因为他曾是中共“自己人”，中共对背叛的自己人特别狠毒，从周恩来屠杀顾顺章全家到诱捕华棣莫不如此。　中共以残酷的“内斗”著称。对自己人，尤其对背叛过自己、或稍有此嫌疑的人，下手之狠之毒，在当代史上实属罕见。

　　周恩来亲率杀手残杀顾顺章全家

　　一九三一年顾顺章家的灭门血案是一个典型案例。　当时，中共的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还没有来得及出卖党中央机关。周恩来闻讯便立即当夜带了特科的杀手们去上海顾家残杀他的全家十余人。顾顺章的小姨子张家宝是乡下来探亲的农妇，根本与顾的叛变无关，但也被杀手们活活勒死。当夜在顾家打麻将的客人中有一个周恩来的黄埔学生斯励，是国民党二十六军第二师的师长斯烈之弟。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变时，周恩来被第二师扣押，有生命危险，是斯励念师生之谊帮助他逃出了虎口。以后，斯励便成了中共要员麻将桌上的贵客。但为了不走漏血案的风声，斯也被周下令杀死活埋。不久，中共的杀手们又奉命残杀活埋了顾顺章在上海的所有亲属达数十人之多。（编按：周恩来策划指挥并与康生亲手砍杀顾一家人，本社出版的《红朝宰相》一书有详细评述。）

　　纵观中共党史，中共对自己人从没有宽容过。从三十年代毛泽东在苏区对上万所谓的“ＡＢ团”大开杀戒；到四十年代在“延安整风”中整死了王实味等一大批革命知识份子和投奔延安的热血青年；从五十年代历经千辛万苦回到祖国怀抱的志愿军战俘们重入共和国的监狱，到六十年代文革中所有“革过命的人”被大革其命，在中共党内，很少有人是没有被他们视为“组织”或“母亲”的党心狠手辣地整过的。

　　文革前夕，原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回国，共产党待若上宾，文革中也一直在保护名单上。他一九六九年逝世时，中共想尽了一切办法抢救。相反，仅一年前的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中共自己的“总统”，国家主席刘少奇在狱中病重，得到的却是上面“禁止用一切好药，不准送医院抢救，准备火葬”的指令。结果使当时积极配合治疗、非常想活下去的刘少奇仅几天内便被送入了熊熊的焚尸炉。

　　现在中共的文人们大谈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文革初期有过一份应与保护的“干部”名单，可见他们对中共老干部的深情。其实，此事由红卫兵抄原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章士钊家缘起，毛批示周处理。在周草拟的最初的十三人名单上，几乎全是宋庆龄、章士钊、张治中、程潜、傅作义、李宗仁等　“民主人士”，而不是共产党的正统自己人。而此时，共产党的开国元勋如彭德怀、贺龙等人却纷纷跌入党的大狱……

　　宋姓编外特务全家被非法关押

　　有位研究党史的学者曾总结说：越是外人共产党越客气，离共产党越远越安全。虽说这话不是绝对真理，因为中共的“阶级斗争”历来有丧失理智之虞，但说这是一个相对真理恐怕还是有道理的。我自己两年前在北京安全部的牢狱之灾中，对此深有体会。北京安全局的看守所里，大约有五分之一左右的囚犯是原来国家安全部的干警或与他们有关的商人，罪名大都是“泄露国家机密”。而真实的深层原因大都是内部倾轧、权力斗争。一位副处长仅因为告诉了暗中与自己上司通奸的老婆自己在国安部的办公室地址，便被定为“泄露国家机密”　而被判刑七年，且惨遭刑讯逼供。一个赖昌星类的“编外特务”式宋姓商人，数年前为傍“政治大款”而千方百计和中共安全部一起做生意，后来很快发现安全部的特务们侵吞了他公司的大部分盈利。因为分账不公，他打了国家安全部工业局局长一拳。当时的国家安全部部长即刻亲自批准逮捕他全家，数年内没有释放也没有任何审判。不久前那个部长调到公安部去当了部长，他和家人们竟然也像有人身附属的奴隶们一样，被转到了公安部的狱中关押。按他自己的猜测，他极可能便这样在漫长的黑牢里渡过一生。

　　中共惩叛徒诱捕华棣经过

　　我在牢里时，斯坦福大学的华人学者华棣就住在我隔壁监房。我在被审讯时，被办案人员多次告知：华的情况与我有根本不同。我尽管一直在意识形态上是反动的，但毕竟从不是“自己人”。而他的情况要比我严重的多，因为他曾经是“自己人”。

　　我当时听后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因为我觉得对自己人应当客气一点，而对我这种从来是非党非团的一贯“反动学者”才应当更严一点啊！经曾和华棣一起居住过一个监房的“党员难友”指点，我才恍然大悟起来：华棣出生于中共高级干部家庭，本人非但三十年前曾是中共一手培养的导弹专家，九十年代还曾是中共智库研究所所长。因为支援八九民运，他被迫流亡海外。在中共眼里，他早已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背叛了的顾顺章式的人物，而他竟然还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研究所里研究中国的导弹！中共自然对他要比对我恨得多。不久，华棣即被初审判决十五年。而我被无罪释放了。

　　其实，华棣知道的国家机密早已经是在高科技时代里三、四十年前老掉牙的化石了。在导弹技术飞速发展，在网上都可以找到制造原子弹的方法的今天，他这点东西早已经只能作为大学学报上的历史研究素材了。但就是他在斯坦福大学学报上的两篇和美国学者约翰　路易斯教授合写的关于中国导弹和原子弹的历史研究论文，使他以六十四岁的高龄被判十五年。据斯坦福的朋友们后来告知：华棣一直是一个忠诚的爱国者甚至忠诚的共产党员。即便流亡美国，他仍积极地帮助中共的现代化并一直在公开场合为中共的许多政策辩护。他更随时等着党的召唤，准备回国服务。　我在狱中还得知：华棣是被中共国家安全部诱捕的。或许正是华棣在美国的种种爱国表现，才使安全部的领导们制定了出色的诱捕计划。一九九七到一九九八年，他们先请华棣在安全部工作的侄子写信，说江泽民要想请他回国，他的访美作重要策划。不久，安全部专程派出一个局长请华棣在香港碰头，正式邀请华棣？江泽民主席访美作重大策划，并信誓旦旦地保证他的安全。华棣后来在监狱里深深地忏悔到：正是他想回国服务的爱国 “官瘾”害了他。他一回中国，便在安全部为他设的洗尘宴上被捕。当他请律师去寻找那个保证他“安全”的局长时，国家安全部的回答竟是：“ 查无此人”。

　　更糟糕的是：作为一个正在申请加入美国公民籍的绿卡持有者，华棣在美国的热情爱国表现和他与中国国家安全部的接触使不少人至今还误认他为“双重间谍”。这样，便失去了许多美国国会等方面对他在入狱后的大力营救的机会。在华棣一九九八年决定回国之前，他在斯坦福大学的上司的约翰　路易斯教授苦口婆心地劝他不要相信共产党的承诺，至少拿了美国国籍再回去。华棣的回答是：这次是中国国家安全部作出的承诺，肯定是安全的……

　　高瞻曾是一个“很爱国”的学人

海外学人因为爱国表现而入狱的悲剧决不止华棣一人。华盛顿美利坚大学的女研究员高瞻博士，一心想报效祖国、回国任教。甚至一直不厌其烦地劝她在美国公司里已经担任了高级经理的丈夫放弃高薪回国服务。特别有讽刺意义的是：二○○一年二月十一日她在北京机场被捕前一夜，她还在办理回国在北京林业大学任教的手续。

　　在美留学工作期间，高瞻也一直是很爱国的学人，据说她甚至还应邀出席过中国大使馆的酒会。据高瞻博士告诉我：她也是中共的干部子女，从小接受红色教育并诚挚地相信过党。我想：尽管她访问台湾带着明确的促进统一的理念，但还是被中共视为“自己人”的背叛。结果，她以“间谍罪”被判刑十年，后以保外就医的名义驱逐出境。对与她案件有关的一个中共的“台联”干部的重判，更说明了中共对自己人下手的狠毒：为了制造成“高瞻、李少民间谍案”，仅向高瞻提供了一些台湾问题学术研究资料的党员处长曲伟被重判了整整十三年！

　　徐泽荣也曾是中共“自己人”

　　我和徐泽荣博士从未谋面，但他九十年代在香港主编的《中国社会科学》是我一直认为值得一读的学术刊物之一。那时学界广为流传的是：徐出生于中共高干家庭。

　　这份刊物也得到了中共安全部的经济资助。徐所成立的出版社也同样如此。因此徐泽荣在大陆发行他的刊物和书籍应当是安全部批准并同意的。听香港的朋友说，徐还曾经在香港新华社工作过，那他更曾经是中共的 “自己人”了。问题在于：徐在牛津大学受教使他在西方文化浸淫中转变成了一个自由主义学者。他不仅认真地把原来中共希望的统战刊物办成颇有自由主义色彩的读物，还用他的博士论文揭露了中共积极主动地参与朝鲜战争的历史真相。于是乎，中共的安全部恼羞成怒了，徐泽荣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顾顺章式的格杀勿论的叛逆。安全部先倒打一耙，把徐由他们资助的出版定为“非法出版”的经济犯罪而判刑三年，他对历史真相的探索更成了“泄露国家机密”而判刑十年。

　　二月十九日，英国牛津大学师生和国际学界的三百四十名知名学者为徐泽荣案写公开信向江泽民抗议。公开信说得好：“本公开信的许多签署者是研究政府决策的学者。我们无法接受任何分析半个世纪前的任何国家的军事政策的研究是甚么『泄露国家机密』”。其实，中共领导们何尝不知道徐泽荣的论文并没有泄密，他们为的只是诬构罪名来残害一名背叛了的“自己人”。据知情人告知：徐泽荣所收集的材料上本来没有表明任何密级，是安全部为了诬构他而在五十年后的今天重新定为“绝密”。这样胡作非为下去，总有一天千年以前的赤璧大战，百年以前的甲午海战也要被中共安全部定为抓人入狱的“国家机密”！

　　中共曾向徐承诺回国无安全问题

　　最近，徐泽荣博士的牛津大学的导师之一曾锐生教授告诉我：一九九九年徐泽荣回大陆任教前他们有过一次谈话。曾锐生教授劝徐不要回大陆任教，并告诫他对朝鲜战争的研究可能还是中共的敏感课题。徐很自信地回答说：他已经从中共组织部得到了某种承诺，安全应当是没有问题的。结果是他在二○○○年六月便被逮捕，最近又被重判。我不清楚徐当时得到的安全承诺到底是来自“组织部”还是安全部。

　　徐不是中共党员，由只管党员的中共组织部作出任何承诺是不合逻辑的。如果安全承诺实际上是来自中共安全部，那么这极可能又是一起华棣式的诱捕案。

　　近一两年来，中共安全部开始在海外学人身上下手，制造了一系列的乌龙间谍案。这当然首先是中共日益走向“东厂政治”的必然产物（注：东厂是明朝太监魏忠贤所设的特务机构），而海外学人、学者当然是受害者。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海外学人学者也不是没有可以总结的自卫的经验与教训。例如，既然我们知道了中共对“自己人”下手的黑社会式狠毒，就千万不要去充当那个党的“自己人”，或避免被他们认为是“自己人 ”。当今世界，任何一个独立的知识份子都非但应当和政府保持应有的距离，更应当是政府政策的严厉的监督者和批评者。对民主政府尚如此，对独裁政府更应当如此。对独裁政权的特务部门，更不应当有任何沾边和不切实际的幻想，千千万万不要把他们作为“政治大款”去傍。以中国文人的愚钝的书生气去和这些特务部门的狡猾狠毒打交道，最后吃大亏的一定是知识份子。即便你是真诚地爱国和“向党靠拢”，在党的情报机关眼里则很可能变为“企图深入打入我党，以便刺探绝密情报”。三十年代斯励的被杀和今天一些海外学者的重判实在应当是值得深思的前车之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