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代價（freedom is not free）是西方社會中老話題了，美國的槍支管理上的困境也應該歸屬此類。

記得來美國不久，在網上讀過一位叫林達的作者寫的《近距離看美國》系列文章，現在網上右派博主的立場基本上就是林達這一系的正統自由主義的觀點，而林達的觀點其實也就是密爾的《論自由》在社會政治生活各方面的具體實踐應用。林達的觀點我印象最深中的就是這樣一個宗旨：在人類社會中存在着某種鐵打不動的原則，因為是先驗的（天賦的,self-evident），所以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可以違反。自由是天賦人權就是這麼一種原則。

我也曾經非常推崇林達這個系列，但近幾年漸漸改變了看法。

人們在談“自由是天賦人權”，其實是在談哲學，但哲學的對象是普遍性的，必然性的命題，是絕對的，即所謂的“一刀切”。但社會科學問題都是有條件的，“自由是天賦人權”的問題在於把一個有條件，社會科學範疇里的命題變成無條件的哲學範疇里的命題。“自由是天賦人權”必須在社會科學，即經驗科學的範疇內來討論，而不應該上升到哲學甚或是神學層次談論。

人們為什麼愛將社會議題哲學化呢？因為簡單，哲學的命題都是一些具有普通意義的肯定句，不用量化，不帶邊界條件，所以容易談。科學的文章就很少有人願意看了，因為過程複雜又繁瑣，最後的結論可能還是階段成果，不是什麼定論，不夠“痛快”。

我目前的看法是自由雖然是好的，但絕不是無條件的，如果自由的代價超過了一定的限度，自由就必須被限制。也就是說，自由不是神聖的天賦人權，而是一時一地的，有條件的，是可以被量化的，因此處於經驗科學研究的範疇內。

舉個具體的例子，在美國，公民持槍的權力到了神聖不可侵犯的地步，如果政府剝奪了人民持槍權就相當於控制了人民的生命權，到了這種程度，但真的是這樣嗎？大家都知道2012年美國的Sandy Hook小學槍殺事件對美國社會造成的衝擊，政府也藉此通過控槍的法案但沒成功。為什麼法案不能成功通過呢？根本不是因為持槍權是憲法中規定的，也不是因為持槍權是天賦人權，儘管這些都是表面的理由，而僅僅是因為這種槍擊血案發生的頻率還不夠高，社會整體上負出的代價還不夠大！試想，如果每個星期美國都發生一次這樣的惡性案件，以致於家長到了不敢送孩子上學的地步，社會上推動控槍的力量就不一樣了，就算是憲法也會被改寫。總體上講美國經濟發達，管理完善，人民安居樂業，社會是比較安定的，幾年出一次這種大規模血案，所負出的代價不足以推動社會觀念的改變，畢竟，被槍殺這種事落在自己頭上的概率極低，而造成多數人用槍上的不方便代價相對較高，理性計算的結果就是什麼都不變最好。這公正嗎？對於死去的孩子的家長，顯然搶控案不能推動是不公正的，但是對於芸芸大眾整體來講還算是公正的。注意：這裡的“公正”並不是什麼先驗的、哲學或神學意義上的公正，而是社會總成本計算後得到的“公正”，也就是說從統計意義上看是合理的，科學的。

回到“自由是天賦人權”這一議題，我認為應修正為，自由是最高的人權，當且僅當運用自由所造成的社會代價沒達到某個臨界點。對於法國社會而言，形勢可能有向着惡化的方向去，但和控槍案一樣，現在遠還沒有某個臨界點，所以什麼都不需要做，維持自由仍是最合理的選則。

故此，“自由是一種權利”的說法我是贊成的，但不是絕對的、無條件的權利，根據情勢，有被削弱甚至回收的可能性。我知道，自由主義者對此一定是不滿意的，不僅因為這樣不“哲學”，不理論美，更因為口子一旦開了，你的所有權利都危險了，連我們古人也知道這個道理：“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這種擔心當然有道理，而且很現實，可以說這正是威權主義的危險性－連合理的權利也被沒收了。如果說我對此能有什麼答案，也還是只能具體問題具體研究。

比如說“中國人民沒有自由”，這個就太籠統、太“哲學”了。具體一點的話，自由有幾個方面需要區分：現在中國人有支配個人生活的自由，即個人自由，是沒有異議的，缺少的是多黨選舉的政治自由。於是進一步研究，假定目前具備西方國家的６０%自由（兼容的），如果向西方國家８０％的自由過渡，有多大機率可以促成中國社會總體發展向好，是需要科學量化研究的，理論上可行就可以實施，當然最後需要實踐來檢驗，在實踐中調整。總之我的基本思路是對社會議題科學化、量化研究，而不是哲學化，抽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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