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步履艱難的中國民主運動 |
| 送交者: 包遵信 2004年12月09日22:15:36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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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履艱難的中國民主運動──讀《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 是莊嚴的承諾,還是歷史的謊言?抗日乎?民主乎?“聯合政府”真能取代“一黨專制”?新民主主義“新”在哪裡?民主政治的第一步:言論自由內戰既起,民主泡湯中國民主化的厄運:拒斥主流文明【注釋】 歷史有時真像一個萬花筒,讓人眼花繚亂。特別是當權的執政者出於不可告人的目的,不讓人們了解歷史真相的時候。四十年代中國有一場歷時數年、波瀾迭起的民主運動,據說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奇怪的是,一向以給自己評功擺好代替歷史研究的中共當局,近年來對此卻三緘其口,好像壓根兒就沒有這件事似的。例如,1991年7月出版,為紀念中共成立七十周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着的一本最具“權威”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就未提及這件事。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每個有天良的中國人,都有權了解這段歷史,歷史的真相理應公諸於眾。這倒不是為了“揭老底”,更不是為了“獵奇”,而是為着認識中國民主運動的艱辛歷程,總結有益的經驗教訓,從而有助於推進當前的中國民主化。正是從這一意義上,我覺得1999年9月出版的《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笑蜀編,汕頭大學出版社,以下簡稱《先聲》),值得每個關心中國命運與中國前途的人認真一讀。 是莊嚴的承諾,還是歷史的謊言? 四十年代的民主運動實際是與抗戰同時起步的。還在1937年5月,在延安召開的中共全國代表會議上,毛澤東作了一篇題為“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的報告,講了三個問題,即民族矛盾和國內矛盾的目前發展階段、為民主和自由而鬥爭、我們的領導責任。關於民主和自由,毛提出了兩項具體的奮鬥目標:一是“將政治制度上國民黨一黨派一階級的反動獨裁政體,改變為各黨派各階級合作的民主政體”;二是實現“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自由。沒有這種自由,就不能實現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就不能動員人民進入抗戰”。[1] 通讀這個報告,我們有理由這樣認為,毛是把抗日的任務歸結為“為民主和自由而鬥爭”的,因此可以這麼說,中共是扛著“民主和自由”的大旗,投入抗日戰爭的行列的。毛的這一說法和戰略部署,連中共內部都有人不贊成 [2],一般人更難理解。 毛澤東這麼說這麼做也有他的理由。他說:“中國是有缺點的,而且是很大的缺點,這種缺點,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國人民非常需要民主”!這是1944年6月他對到延安訪問的中外記者團講的。《歷史的先聲》開卷第一篇收錄的就是這個講話的摘錄。當時已到了抗日戰爭的後期,在毛看來,中國的頭等大事不是發展國民經濟,不是穩定後方大局,甚而也不是軍事戰略部署,而是實現民主,惟有實現民主才是爭取抗戰勝利的前提。“因為只有民主,抗戰才有力量,中國內部關係與對外關係,才能走上軌道,才能取得抗戰的勝利,才能建設一個好的國家。” 毛從抗戰前夕就強調為民主與自由而鬥爭,這時又把民主視為抗戰勝利的前提,可見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中共一直高舉着兩面大旗,一面是抗日,一面是民主。四十年代前期,把民主的旗幟舉得最高的,口號喊得最起勁,步驟設想得最具體的,就數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了。這本《歷史的先聲》就是最好的說明。它收錄了1940年到1946年《新華日報》、《解放日報》的社論、社評以及毛澤東、劉少奇等人的講話文章,總共九十餘篇。內容都是反對國民黨“一黨專制”的獨裁統治,要求保障人權、實行民主的。諸如民主的目標與原則、公民的言論、結社、集會的自由與保障、實現民主的條件與方法等,各方面都有極其精彩的論述。對於健忘的中國人,如果有機會讀一讀這些文字,那是大有裨益的。 1941年5月,《解放日報》有篇題為“切實保障人民的權利”的社論,摘引了邊區施政綱領,以說明邊區人民享受到“人權、政權、財權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居住、遷移之自由權”,並向世人宣布:“中國共產黨一向是忠實於它對人民的諾言的,一向是言行一致的,因此它的綱領中的每一條文與每一句話,都是兌現的。”[3] 那時的邊區人民是否享受到了這些權利,我沒有考察也就沒有發言權;我們只知道,在當今的中國大地,當年那些美好語言已被革命的風暴吹得無影無蹤。《先聲》的編者說:“從這些文字可以看出,五十年前發生在中國大地上的國共決戰,是兩種前途、兩種命運之爭;中國是走民主的光明之路,還是走獨裁的黑暗之路?”可是,國民黨在大陸的統治結束已半個世紀,中國並沒有走上民主的光明之路。不無諷刺意味的是,當年中共揭露批判國民黨獨裁統治的種種弊端,差不多全都保留了下來,有的甚至還有了發展。難怪《先聲》編者只能這樣告誡我們:“讓我們一起走過從前,為的是明天一起走向未來。”可是今天呢?我們如何面對今天?聯繫今天的現實,人們不能不懷疑,當年那些豪言壯語,究竟是“莊嚴的承諾”,還是歷史的謊言? 抗日乎?民主乎? 當然,說它是“承諾”固然無法自圓其說,但要說它就是“謊言”,也未免流於情緒化,重要的是對它進行具體分析。既然毛澤東把實現民主與自由作為抗日的重要任務提出來,那我們就從抗日與民主的關係說起。 毛在抗戰一開始時就提出民主與自由,把它們的實現作為抗日的前提與目標,從策略上講這不能不算是一着險棋,而且還是一個極具機心的謀略。通常,當一個國家遇到外族入侵的非常時期,總要實行全國總動員,結束黨爭,民主問題則要低調處理,人民甚而還要犧牲某些既得的民主權利,以便政府集中權力,提高決策效率,適應抵抗侵略的戰爭需要。就在這樣的時刻,毛卻把民主與自由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當作抗日時期的主要任務,真讓人感到不可思議,覺得這樣做太不合時宜。其實,他這麼說這麼做,是極其高明的,不愧為天才的謀略家。 毛這麼提出問題是於典有據的,那就是列寧關於戰爭與革命的論斷。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列寧曾說那是帝國主義之間的戰爭,無產階級應將它變為國內戰爭,進行無產階級革命。後來由於蘇聯的出現,列寧的這一論斷就被公認為無比正確。所謂的“戰爭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戰爭”,就成了無產階級革命學說中的經典公式。像我們這些人,上中學時對它就耳熟能詳。毛在抗戰初期斷定即將來臨的世界大戰是帝國主義戰爭(蘇德交戰後有改變),是順理成章的。這時分析形勢也只能搬用這個老公式。但他要是照本宣科,大講什麼變抗日戰爭為國內革命,那將是什麼樣的情景?不難想象,他一定會成為全國聲討的頭號敵人。 毛的高明之處在於,他把這個公式中的“革命”轉換成“民主與自由”,並把它與抗日連在一起,這樣他就成了堅持抗日、高舉民主大旗的英雄了。這時要講“革命”,可能嚇跑了許多人,也給蔣介石的鎮壓製造了口實;可是講民主,講自由呢?那就大不一樣了。儘管有人覺得不合時宜,也無法正面去反對;即便蔣介石國民黨也不敢公然說它們不好,因而在中共一波一波的民主攻勢面前,會顯得理不直氣不壯;至於一般民眾,苦於被壓迫被束縛的處境,民主自由對他們就意味一種得救、一種解放,儘管他們對民主自由並不一定有深切了解,卻不妨礙他們對鼓吹民主自由的共產黨感恩戴德;就連一些揭露國民黨的腐敗無能、批判國民黨的專制獨裁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也自覺不自覺地成了共產黨的盟軍。這樣,在中共周圍就會聚攏一批又一批各個階層各個方面的群眾,形成了以中國共產黨為領導的廣泛統一戰線。 因此,毛在抗日時期扛起民主的大旗,與其說是為了抗日,還不如說是為了擴大中共的影響、壯大中共的力量,取得對國民黨鬥爭的最有利地位。本來,爭取群眾,壯大自己,這是政黨鬥爭中的常見現象,別人沒有理由對它說三道四。問題是,當時國民黨與共產黨已是同一戰壕的友軍,蔣介石又是中共承認的統帥,在那樣一個大敵當前的時刻,理應捐棄前嫌,共赴國難,現在卻用這種辦法對付盟友,豈不是在挖自家人的牆角?所以,稱之為包藏機心的謀略不是沒有根據的。 問題還不止這些。如果中共真的是為了實現民主與自由,那我們今天回顧這段歷史時,雖然不無遺憾,但終究還會為自己能夠領受到民主與自由而感到慶幸。豈料事實卻讓人感到被欺騙被愚弄了。我們也用不着一味抱怨,因為真相雖然是以後才暴露的,問題卻早在當初就已潛伏在倡導者的宣傳中了。 四十年代初,毛澤東對民主的熱誠,用現在一句流行的話來說,簡直就是一位“民主發燒友”,逮着機會就要說一遍。他把民主問題從黨內講到黨外,特別是對那些在延安不多見的中外記者,講得更起勁。“民主必須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軍事上的、經濟上的、文化上的、黨務上的以及國際關係上的,一切這些,都需要民主”。[4] 既然對民主的需要這麼廣泛,那麼抗日呢?該如何處理抗日與民主的關係呢?這可同樣是一個極為敏感的話題啊! 對此,毛似乎早已胸有成竹,只是不象對外講的那麼堂皇、那麼穩重、那麼嚴密,而是簡單利索。讓我們看一看毛與彭德懷之間的一場爭論。1943年4月,彭德懷作了一次關於民主教育的談話,毛在讀了彭的談話記錄以後,大為惱火,給彭寫了一封措辭嚴厲的信: 你在兩月前發表的關於民主教育的談話,我們覺得不妥。茲將我的意見列下:例如談話從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等定義出發,而不從當前抗日鬥爭的政治需要出發。又如不強調民主是為着抗日的,而強調為着反封建。又如不說言論、出版自由是為着發動人民的抗日積極性與爭取並保障人民的政治經濟權利,而說是從思想自由的原則出發。又如不說集會、結社自由是為着爭取抗日勝利與人民的政治經濟權利,而說是為着增進人類互助團結有利於文化、科學發展。又如沒有說漢奸與破壞抗日團結分子應剝奪其居住、遷徙、通信及其它任何政治自由,而只籠統說人民自由不應受任何干涉。......又如在現在各根據地提倡實行複決權,不但不利,而且是做不到的。又如說法律上決不應有不平等規定,亦未將革命與反革命加以區別。......[5] 這是一篇難得的文獻。它能讓我們較為準確地了解,毛的“民主”理念和他推行的“民主”是否真是民主。為什麼要民主?民主的價值何在?按照毛的說法,是因為民主可以幫助抗日,民主的價值就在於它能滿足抗日鬥爭的政治需要。當時抗日是個大題目,在那樣的歷史條件下,強調不要脫離抗日來談民主確有充份的理由,但這只能是就民主實施的範圍與次序指出哪些可以實施、哪些應當暫時緩行,絕不能夠把民主的作用與價值歸結為僅僅是能適應抗日的政治需要,甚而連民主的基本精神也要排斥,將之說成與抗日不兼容,這樣的“民主”豈不墮落成為權謀家手中的工具、黨派鬥爭的一種玩物?試想,連反封建都不准提,還會有民主嗎?為了抗日的需要,就可以將民主的根本精神都不要,這樣的抗日又能成為民族解放的鬥爭嗎? 說到抗日戰爭,作為一個未能身臨其境的當代中國人,不能不感到慚愧,因為對它的歷史我們知道得太少,至今也找不到一部較為客觀、公正的讀物來彌補這方面知識的不足。長期以來官方的教科書總是說,那時國民黨只是“消極抗戰”,甚而是“假抗戰”。什麼“台兒莊會戰”、“崑崙關大捷”、“衡陽保衛戰”統統消失了,國民黨軍隊200多位抗日將領都白白犧牲了。我們民族抵抗日寇入侵浴血奮戰的歷史畫卷竟被一幫御用史家塗毀得面目全非。這是對我們民族公然的貶損、對那些抗日英烈的肆意褻瀆。讀到這樣的歷史書,能不感到無限的憤慨!當然,我們同樣不能說中共是“假抗日”,不能相信當年國民黨指責中共“游而不擊”。由於抗戰形成的特殊格局,中共既承認國民黨在全國的領導和蔣介石為全國統帥、將邊區政府改為特區政府、把工農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第八路軍,同時又堅持對邊區的絕對控制和對八路軍、新四軍的絕對領導,並堅持獨立自主的階級路線,這就無法做到“與中央保持一致”,難免產生許多摩擦,使自己處在不顧大局的地位。這樣的摩擦與內鬥,用民主的旗幟也是掩蓋不了的。 不過,中共喊得最響的還是抗日,民族主義的旗幟舉得更高。實際上究竟做得怎麼樣呢?可以看這樣一件事實。1941年4月,蘇聯與日本簽定了《蘇日中立條約》,其中竟然有這樣的內容:“蘇聯誓當尊重‘滿洲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日本誓當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這樣的條約內容就等於表明,蘇聯公開支持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完全暴露了斯大林的民族利己主義和民族沙文主義。這當然會遭到中國人的強烈抗議,可是一向以發動群眾、支持群眾為標榜的中共對此卻緘口不言,反倒指責那些對蘇聯抗議的中國人“是在狹隘的民族情緒之下的”“衝動表現”。[6] 這時,其手中的民族主義大旗沒了旗幟,只剩下一根旗杆,用來橫掃自己的同胞了。由此可以想見,民族利益與黨派利益絕不像中共講的那樣總是完全一致的,以致於在堅持抗戰的同時,往往要把自己黨派的發展壯大置於抗戰的使命之上。所謂中共在抗戰時期暗中實行的是“一分抗戰、兩分敷衍、七分擴張”的策略,這至今還未被完全證實,不過,抗戰期間中共的黨員人數從2萬多人發展到120多萬,軍隊也由3萬擴大到120多萬,此外還有200多萬民兵,這都是官史承認的。 筆者無意沈陷於這筆一時無法扯清的爛帳,更不想評判國共兩黨之間的是非,而只想在此說明,即使在抗戰期間民族情緒高漲的時侯把民主納入民族主義的軌道,民主也不可能有真正的發展,甚至連民主理念的正確闡述也會被民族利益所遮掩。民族主義的價值基礎是群體本位,民主主義的價值基礎是個人本位,它們是兩種不同的價值取向,雖然在實際運行中它們並不總是朝着截然相反的方向發展,適當的歷史機緣也可以使它們相互促進,民族主義也可能成為推進民主的先導。例如,美國歷史上的獨立戰爭即是公認的事實,中國的辛亥革命也多少有這樣的作用,但這樣的機緣並不常見。在更多的情況下,民族主義與民主是不容易拉扯到一起的,尤其是在篤信“一切革命的根本問題是奪取政權”的共產黨人那裡;指望他們用民族主義來推進民主,豈非緣木求魚?實實在在的則是,民族主義是他們通向集權的一種手段、一種護符,五十年前的事實與五十年後的教訓,說明的就正是這麼回事。 “聯合政府”真能取代“一黨專制”? 五十年後的教訓是什麼?是中國人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推翻了國民黨的專制統治,卻並沒有建立起民主的政治制度,“一黨專制”的集權統治,依然是中國人難於擺脫的枷鎖。 國民黨從它1927年執政以後,推行所謂的“訓政”,實際就是“以黨治國”、國民黨的“一黨專制”。到了抗戰時期,這種“一黨專制”進而發展成為“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集權專制。所以,中共在四十年代領導的民主運動中一個最響亮、最動人、最有號召力的口號,就是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它吸引了無數中國人為之奮鬥。早在三十年代初,以胡適為代表的一些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就明確提出,反對國民黨的“以黨治國”、“一黨專制”。但只是到了抗戰時期,由於中共的領導與號召,才使這個反對“一黨專制”的鬥爭成為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 和當時那些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不同,還在抗戰一開始的時候,毛澤東就提出要用“各黨派各階級合作的民主政體”去代替國民黨的“一黨專制”。這個“各黨派各階級合作的民主政體”後來逐漸被系統化為體現新民主主義的“聯合政府”,一直貫穿在整個抗戰時期的民主運動中,是中共奮鬥的目標。比起國民黨的“一黨專制”,“聯合政府”的主張確實相當迷人,它在當時對國民黨的“一黨專制”構成一種挑戰,被不少人用作批判獨裁統治的思想武器,甚至一些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也加入到中共領導的民主運動的行列,“民盟”就是典型。毛澤東說:“民主同盟在聯合政府的主張上,與共產黨是一致的。”[7] 那麼,這個“聯合政府”的主張,或者準確地說毛所主張的“聯合政府”,是否真的就是一種與“一黨專政”相對立的“民主政體”呢? “聯合政府”既然是各黨派各階級的聯合,那它們各占比例是多少?這個比例是按什麼標準確定的?它們彼此又是什麼樣的關係?是大家平起平坐,都是執政黨、執政階級,還是有主有從、有執政黨與參政黨之分?如果不深究這些問題,只是從字面上講,那麼當時作為戰時體制的國民參政會就與它非常相似。它由國民黨主導,又包括了共產黨在內的非執政黨,它對政府不但有建議權、詢問權、調查權,還有決議權:“政府對內外之重要施政方針於實施前應提交國民參政會決議”。可見這個國民參政會比時下的政協還要強一些,那時的民主黨派還不完全是只花瓶,難怪有的史家肯定它是抗戰時期政治民主化的一項重要措施。 長期以來我們有種誤解,總是以“多數”還是“少數”來區分是否民主,以為多數就一定民主,反之則不能算;既然國民黨搞的是“一黨專政”,而毛現在要搞一個多黨參加的“聯合政府”,那自然就算是“民主政體”了。其實根本不是這麼回事。一個政體是否屬於民主政體,其關鍵不在於是多黨執政還是一黨執政,而在於執政黨的地位是如何確立的;如果是經過議會競選、獲得了多數選民的投票支持才最終取得執政地位,這就是現代通行的政黨政治。可是,毛所設想的“聯合政府”並不是根據這樣的民主原則建立的,而是按照所謂的“新民主主義”原則有兩條動搖不得的規定:其一,必須要由中共領導;其二,實行民主集中制。一個號稱“民主政體”的政府,究竟由哪個政黨來領導,不是由選民的選票來決定,卻由一個參選黨的領袖事先規定“必須”由自己來領導,這倒很有中國特色。當然,毛澤東也講過要有選舉,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個選舉也未必是“走過場”;但從毛的一貫思想來推斷,中共“領導地位”的合法性其實無須通過選民的歷史選擇來決定,而是要由武力來奪取,即所謂的“槍桿子裡面出政權”,這可是毛思想的精髓啊! 當然,經過選民選舉出來的政府,只能說它產生的程序符合民主,並不保證它在實際施政的運作中也符合民主。如果這個政府沒有制約、沒有監督,同樣會滑向專制、走向獨裁。所以,當年孫中山把施政步驟設計為“軍政”、“訓政”與“憲政”,是有相當道理的,只有憲政才可以消解專制獨裁的頑症。三十年代初期胡適等人反對國民黨的獨裁專制,也主張推行“憲政”。可是毛卻只對他自己的“聯合政府”情有獨鍾。1939年9月,一屆四次國民參政會通過了“請政府定期召集國民大會制定憲法實行憲政案”,形成了抗日時期第一次憲政運動高潮,延安也成立了憲政促進會。毛在延安的憲政促進會成立大會上講了話,把“憲政”與“聯合政府”捆到了一起,他說:“憲政是什麼呢?就是民主的政治”;“什麼是新民主主義的憲政呢?就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於漢奸反動派的專政。”[8] 說憲政就是民主政治,雖然不精確但還沒有太離譜;但稱憲政是幾個階級聯合對反動派專政,那就背離民主政治的本義,而成為共產黨人的“專政”說了。幸虧毛在這個憲政前加了限定詞,稱之為“新民主主義憲政”;不過,新民主主義與憲政也沾不上邊,倒不如叫“新民主主義專政”非常貼題。 毛指斥別人講憲政是“掛羊頭賣狗肉”的“假憲政”,但何謂真憲政呢?毛講的一套也不是呀。憲政的最基本內容是:一、尊重和保護公民個人的權利;二、規定和限制政府的職能和行施權利的範圍;三、用法律而不是用暴力解決公民與公民、政府與政府之間糾紛,因而它是法制不是人治。六、七年前,胡適等人在“民治”與“獨裁”的討論中就講過憲政的這一基本精神。但毛根本就不理睬這一套,他硬把憲政裝到“聯合政府”的模子裡,天馬行空地說了一通,要點還在於強調其“新民主主義”性質,因為只有明確了這一點,才能確立共產黨的領導──“聯合政府”中不論有多少個黨派參加,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是不可動搖的,誰也不許代替它。難怪當時中國有個國民參政會,毛也是中共代表之一,卻總是覺得不過癮,因為那雖名為“參政”,實際上只是屈居末座,離他設想的在“聯合政府”中“必須”由他領導的地位還差得遠呢。 共產黨在“聯合政府”中占居了領導地位就心滿意足了嗎?不,單有這一點還不夠,這只是組織上保證了黨的領導。如果哪個“兄弟黨”小夥計不懂事、不知趣,鬧起獨立性來怎麼辦?所以還要保證實際執政運作中黨的領導,這就必須要貫徹“民主集中制”的原則。所謂的“民主集中制”本來是共產黨自身的黨內組織原則,毛卻把它搬到政府中來,用心可謂良苦。有了這個“民主集中制”,就不怕“聯合政府”中的那些小夥計們鬧脾氣了,他們再怎麼折騰,也跳不出共產黨的掌握之中。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則,“聯合政府”中的各黨派若有政見上的歧異,需經過討論而最後表決,這當然要少數服從多數;但它同時還要求下級服從上級、全國服從中央,這就保證了共產黨的最後決定權。共產黨的黨內製度從來就沒有保護少數的權利這一條,更不允許黨內存在反對派。“民主”的形式經過運作中這麼一“集中”,就成了名副其實的集權,因此最終“聯合政府”和它所反對的“一黨專政”就殊途同歸了。 如果說“聯合政府”因為有各黨派各階級的參加,形式上還有一層“民主”的油彩;那麼,一旦把這層油彩抹去,就顯出同是赤裸裸的“一黨專制”的本質。毛澤東說:“有些人懷疑共產黨得勢之後,是否會學俄國那樣,來一個無產階級專政和一黨制度。我們的答覆是:幾個民主階級聯盟的新民主主義國家,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是有原則上的不同的。毫無疑義,我們這個新民主主義制度,是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之下,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建立起來的,但是中國在整個新民主主義制度期間,不可能,因此就不應是一個階級專政和一黨獨占政府機構的制度。”[9] 話是說得相當動聽,可現實究竟如何呢?歷史的實踐已經證明,在所謂的“聯合政府”中,“聯合”只是其形式,集權專制才是它實在的內容。毛澤東與蔣介石同樣喜歡專制獨裁,這就是毛的政治權術棋高一着的地方。 新民主主義“新”在哪裡? 我對“聯合政府”的分析是依據相關文獻和日後的經驗事實,當時的人沒有這個條件,不一定能認清“聯合政府”與“一黨專政”之間的這一瓜葛。不過,對共產黨奪取政權後會不會和國民黨一樣搞“一黨專政”,當時的人們並非沒有擔心與疑問。在毛作上述一說明之前,劉少奇就曾針對人們的這一疑慮明白無誤地昭告世人:“共產黨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但並不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10] 上引的毛澤東講話也說明人們普遍有這樣的擔心,不然毛就用不着在黨的代表大會上、在政治報告中,鄭重其事地作這樣的說明。不過毛他只說是暫時(即在所謂的“新民主主義時期”)不搞“一黨專政”,潛台詞是將來還是要搞的。所以毛的這個說明,也可以被理解為對人們擔心的一種確認。 今天我們回顧歷史,發現那時人們的擔心絕非是“一種惡意的造謠與污衊”,事實比政治家的宣言更有說服力。當然,我並不是懷疑劉少奇那時講的不是其真實看法,劉似乎沒有毛那麼老謀深算。我甚而相信,許多老一輩的共產黨人確實不但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同時也不贊成共產黨實行“一黨專政”。但歷史的詭譎恰恰在於,你以為自己邁步跨進的是民主的門檻,結果卻偏偏邁入了專制的黑暗;原來,起步時的方位就錯了,這就是至今還被一些人津津樂道的新民主主義。新民主主義是毛澤東1940年提出的。按照毛的說法,中國抗日時期的民主運動是屬於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份;但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還未完成,所以還只能是民主革命;這個民主既不是過了時的英美式的舊民主,也不是蘇式社會主義民主(那是中國未來一定要建立的),它只能“是中國式的、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義”,也就是新民主主義。[11] 中國的事就是怪。從來未曾實行過民主,甚而不知民主為何物,現在卻突然被告知,那已是過了時的舊式民主,絕對要不得;民主運動唯一正確的方向是爭取新民主。這個“新民主”與舊民主有什麼區別呢?第一,舊民主是資產階級專政的遮羞布,因而是“假民主”,這是它的虛偽性;第二,在舊民主制度下,廣大民眾享受不到民主,這是它的狹隘性;第三,最重要的還是新民主與舊民主不同的階級性質,一個是無產階級民主,一個是資產階級民主。既然如此,那麼當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實現之時,就自然是普遍推行真正的民主了。在這個“新民主”的光輪之下,不但無產階級能夠領受到它的光明,就是它領導下的其他階層也同樣可以享受到它的洪福。可惜,我的這番演繹純是書生之見。實際情況則是,新民主主義並未包容舊民主主義而有所擴展與深化;相反,它完全擯棄了舊民主主義,與舊民主主義是根本對立的。所以,一旦新民主主義確立了,那現代社會的議會制度、司法獨立、政黨政治、公民的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等民主的基本制度,統統被當成資產階級破爛而掃除一淨;至於人權、自由、平等、博愛,這些現代人普遍的價值原則,更被視為資產階級自由化,從而完全失去了它們的存在空間。 根據毛的論述,所謂的新民主主義實際上只是一種過渡形式,它還要邁向蘇式社會主義民主,那才是世界上最好的民主制度。這不就等於明白地告訴人們,新民主主義是通向蘇式無產階級專政之路嗎?蘇式無產階級專政就是“一黨專政”的模式,這已是擺在世人面前的事實,用不着再為之饒舌,毛對此也直言不諱;新民主主義實現之日,就是“一黨專政”實行之時。所以,指望從新民主主義跨入民主制度的大門,豈不是南轅北轍?我們不贊成毛的結論,但不能不嘆服他作為政治領袖的雄辯天才。他能從歷史與理論的高度,從世界宏觀形勢的發展潮流,把他提出的新民主主義的由來與發展講得頭頭是道。不但讓許多共產黨人心悅誠服,就連那些學貫中西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也不曾有什麼異議,是沒想到還是有意沉默?只有原來是中共黨員、後來脫黨成了托派的葉青,寫了一篇商榷批評的文章“與毛澤東論新民主主義”(載《抗戰與文化》)。我為當時知識界的這種冷漠與麻木感到悲哀。 那時還有一位身居窮鄉僻壤的老人,恰恰也是從認識蘇聯的現實入手,就所謂的無產階級民主和資產階級民主講了一通和毛的觀點完全相反的意見,他就是中共的創始人陳獨秀。就在毛澤東將新民主主義稱為馬克思主義新發展的1940年,陳獨秀和托派圍繞着如何認識蘇聯的斯大林模式和二次大戰展開了一場爭論。托派認為,蘇聯是“工人國家”,提出了“保衛蘇聯”、反對英美“腐朽的民主制度”。陳獨秀則認為,從理論上講,社會主義國家應該有更為廣泛的民主,可是從蘇聯的實際看根本不是這麼一回事。斯大林認為,“民主只是資產階級的統治形式,無產階級政權形式只有獨裁,不應該民主”。陳獨秀指出,所謂的無產階級民主與資產階級民主,只是在實施的範圍上有廣狹不同,並非在實質內容上另有一套什麼無產階級民主。他認為,“法院以外機關無捕人權,無參政權不納稅,非議會通過政府無徵稅權,政府之反對黨有組織言論出版自由,工人有罷工權,農民有耕種土地權,思想宗教自由等等”,這就是從十三世紀文藝復興以來廣大民眾以鮮血鬥爭了七百年才得到的今天所謂的“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它是人類文明的結晶與標誌;可是,“不幸十月(革命)以來,輕率地把民主和資產階級統治一同推翻,以獨裁代替了民主,民主的基本內容被推翻,所謂‘無產階級民主’只是一些無實際內容的空洞名詞,一種抵制資產階級民主的門前語而已”。這就是蘇聯把民主強行分為無產階級民主與資產階級民主、並把兩者對立起來的實踐後果。陳獨秀還批駁了托派“迷信個人輕視制度的偏見”,指出“史大林的暴行不是個人心術問題,乃是無(產階)級獨裁之邏輯的發展。試問史大林一切罪惡,那一樣不是憑藉着蘇聯自十月以來秘密政治警察大權,黨外無黨,黨內無派,不容許思想、出版、罷工、選舉之自由,這一大串反民主的獨裁制而發生的呢?”“所以,民主制度不確立,即便史大林沒有了,換了誰也逃脫不了變成‘專制魔王’”!”[12] 陳獨秀曾是現代中國的思想啟蒙大師,“五四”高揚的民主大旗就是由他擎起的。可是,不久他又背叛了民主,認為它已過時,只有社會主義有真正的民主,這是1920年的事。經過二十年的曲折歷程,特別是蘇聯肅反的慘痛事實的教訓,到了1940年,也就是毛澤東發表《新民主主義論》這一年,陳獨秀卻扯去了蒙在民主旗幟上的社會主義花布,讓民主之幟以自身的鮮艷色彩飄揚在中國上空。難怪胡適讀到了這些文字後感到非常欣喜,說陳獨秀又回到了啟蒙的位置了。 民主政治的第一步:言論自由 陳獨秀在“五四”時期講過一句話:“法律只應拘束人民的行為,不應拘束人民的言論。”這是對什麼是言論自由的一種最通俗也是最精到的解釋。根據這樣的解釋,就可以明白:凡是搞以言治罪、進行思想統治的,一定是最黑暗最殘暴的專制政權。反對專制集權總是要從爭取言論自由開始,保障言論自由則是實現民主所應當最先跨出的一步。 爭取言論自由是反對專制統治的重要內容,貫穿在整個民主運動的過程中。四十年代的民主運動當然也不會例外。《先聲》一書收錄了不少談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的文章,它們批判了國民黨統治的愚民政策,申論言論自由的重要與可行,並且指出,是民主還是獨裁,就看有無言論自由,言論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礎;所以,覺悟了的公民應以堅毅不舍的精神去爭取言論自由,這不能只停留在口頭上,重要的還在於行動;特別是那些新聞從業人員,其職業道德要求他們要發揚威武不屈、秉筆直書的精神,不做懦夫,不做奴才,自覺為自由民主事業獻身。書中的許多妙語警言今天讀來都會令人怦然心動,真難想象,在日本侵略者的戰爭烽火壓境的重慶,思想文化界還有這樣富於生機、能不時閃現出思想異彩的文字,怎能不讓我們這些後輩心儀神往? 四十年代的民主運動把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作為重要內容是有道理的,它在實際運作上是最可行也是最必要的。首先,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礎與前提,從此入手最容易擴展民主運動並把它推向深入。其次,現代民主運動的主力是知識精英,以文議政、以言報國又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以言論自由推進民主運動,有利於那些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積極參與。或者毋寧說,正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成了當時爭取言論自由的主體。再次,當時國民黨雖然在政治上獨裁專制,但在思想文化上卻保留了有限度的自由空間,因此,在國民黨統治區爭取言論自由既有議論空間,也完全是合法鬥爭,容易取得實際效果。 那時民主運動的主要陣地是報紙,主要發生地則在戰時陪都重慶。我們這一代人讀過的教科書和“革命文藝”作品往往把那時的重慶描繪成一座特務橫行、憲警遍地的黑暗魔窟,白公館、渣滓洞等政治犯監獄所在地的地名幾乎成了刻印在我們腦海中的重慶的象徵。我讀了《先聲》後感到非常驚訝,抗戰時期那裡竟然有這麼多民主自由的呼聲,這固然說明重慶的不民主、不自由,但不也同樣說明它還有相對的自由、不像我們身處其境統得那麼嚴密專橫。事實也正是如此,當時的重慶有不少民辦的報紙、刊物、出版社,包括左派辦的報刊,公開發行的《新華日報》就是中共的機關報(先屬南方局領導,後歸四川省委領導),一直辦到1947年2月國共軍隊全面開打後才撤離。特別是象《大公報》這份在國內外都有很大影響的報紙,它的出版伴隨着國民黨統治大陸的時期,前後二十多年裡它始終堅持獨立自主的辦報方針,反對思想統制、崇信言論自由,提出了“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四不”主義,充份體現了“文人論政”、“言論報國”的特色。所以,與其說言論自由是中共領導的民主運動的一部份,還不如說是以《大公報》為代表的自由知識分子很久以來堅守的使命。 現代媒體為信息傳遞提供了越來越方便的條件,可是,如果沒有法律上對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的保障,那麼媒體的作用就會走向它的反面,變成謊言與詭辯的製造機與擴散器。現代的獨裁者是深知媒體的這一特點的,希特勒當年就曾說過:“利用報紙,可使人民視地獄為天堂。”《解放日報》在一篇社論中引述了這句話,目的是揭露國民黨的新聞統治政策,指出國民黨“統治輿論,壟斷輿論,使輿論界法西斯化、特務化。”[13] 這一批評的確擊中了問題的要害,也具有普遍意義,適用於一切獨裁統治者。令人遺憾的是,當年思想那麼清醒,如今卻這麼害怕、仇視言論自由;為了控制輿論、統治思想,出台了一套又一套政策,想出了一種又一種方法,這些政策與方法個個都是違憲的,是與現代文明背道而馳的。什麼“堅持主旋律”、“正確的輿論導向”、“與中央高度保持一致”......,這些意思正是中共當年在重慶義正詞嚴地批評國民黨時斥為讓人笑掉大牙的,可是,如今這些陳腐觀念、笨拙方法竟仍然堂而皇之地出現在我們的電視、廣播中和報紙、書刊上,不免令人心寒。 當然,也可以說,今天中共採取的這些方針政策的基本原則是它在野時早就確定了的,我們如果記性好的話,本不應有意外的。還在1928年,時任中共總書記的向忠發就提出,任何報紙都是階級鬥爭的工具。[14] 雖然向忠發後來成了中共的叛徒,但他提出的這一“工具論”卻並未被中共批判,相反卻一直是中共新聞事業恪守不渝的信條。中共在當年在重慶這麼起勁地談言論和新聞自由,並不是背棄了自己既定的信條,而是因為身為在野黨,用爭取言論和新聞自由為武器,可以打擊國民黨,擴大自己的勢力;即使在延安談這些話題,也是為了面向重慶“打隔山炮”,至於在根據地內部對言論和報紙則另有一套控制辦法。如此看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這本《先聲》收錄了91篇文獻,其中從延安的《解放日報上找到的只有14篇,其餘的主要都是當時在重慶出版的《新華日報》所刊登的。其實,延安的根據地里並沒有充份的言論和新聞自由,那裡只有黨報,並不允許民辦報紙存在,而黨報上是不讓言論自由馳騁的;所以,在那裡言論和新聞自由只存在於口號宣示當中,是不可付諸實施的,誰如果不明事理、欲衝破禁忌,則後果不堪設想。那些從北京、上海到延安去的知識人不知深淺,辦牆報、寫雜文,一時紅紅火火。不曾想很快延安“整風”運動就降臨了,許多人竟因此獲罪而遭批判、受審查,王實味最後把性命都搭進去了。難怪儲安平當年就這樣說過:“我們現在爭取自由,在國民黨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自由’就變成一個‘有’‘無’的問題了。”可謂洞若觀火、一針見血。 內戰既起,民主泡湯 1945年日本投降後,結束內戰、和平建國成了舉國上下的一致呼聲,國共兩黨難以公開違拗,國際上蘇美英等盟國也都要求中國能和平統一、不再內戰,當時,中國的民主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時機。但最終內戰還是打起來了,內戰既起,民主自然也就“泡湯”。究竟是誰挑起內戰的?國共兩方各有說詞,其真相對我們要討論的問題並不重要。需要指出的是,在四十年代國民黨統治區的那場民主運動中,雖然參加者眾,特別是自由知識分子成了實際上的主力,但中共卻一直處於運動的領導地位,它的策略方針影響着整個運動的走向與成敗;更重要的是,內戰後中共獨領政權,因此對中國民主化的遲滯有着難以推卸的責任,何況今後中國民主化的遲早、成敗更是與中共的方針政策直接相關。 回顧抗戰後的歷史,如果那時中共放棄了武裝革命,把與國民黨的鬥爭從戰場轉移到會場、走議會鬥爭的道路,那今天將會怎樣?別的不敢說,至少後來的中國就不會有“反右”,不會有文革浩劫,更不會到了二十一世紀還是處在中共當年嚴厲批評過的一黨獨裁的集權專制,而民主對中國人來說也不至於始終還是理想中的美景。何況,當時中共若放棄武裝鬥爭、選擇走議會鬥爭的道路,不但有機會,而且也有社會基礎。 抗戰勝利後,無論是淪陷區還是大後方的普通民眾,都要求和平、反對內戰。毛澤東自己就在黨內會議上講過:“當全國規模的內戰還沒有爆發的時候,人民中間和我們黨內的許多同志之間,對於這個問題還不是都認識得清楚的,......還有許多人怕打內戰。怕,是有理由的,因為過去打了十年,抗戰又打了八年,再打,怎麼得了。”[15] 可見,毛當時完全了解民聲輿情,至於他為何不願採納順應,則待下文分析。那時自由知識分子中不少人也曾直接向毛提出了善意的忠告。當時還在美國的胡適考慮再三後給毛髮了一封電報,希望“中共領袖諸公今日宜審察世界形勢,愛惜中國前途,努力忘卻過去,瞻望將來,痛下決心,放棄武力,準備為中國建立一個不靠武裝的第二大政黨”。另一位自由知識分子儲安平在他主編的《客觀》雜誌上更是就這一問題反覆陳述:“共產黨在爭取政權中究竟是走的憲政的的路線或是革命的路線?易言之,經由軍事的途徑抑或經由政治的途徑?......共產黨應當努力要求結束一黨專政,實行憲政民主,主張軍隊國家化,由種種合法的秩序來限制軍隊為國民黨所利用,提高普及教育,提高人民生活水準,這才是根本的做法。”[16] 那時,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搖動了和平統一的風幡。1945年8月14日和20日,蔣介石兩次給毛澤東發電報,邀請他到重慶共商國是:“大戰方告終結,內爭不容再有,......如何以建國之功收抗戰之果,......(希望毛能)惠然一行,共定大計。”此即史上有名的重慶談判的契端。然而,毛收到這兩封電報後根本就不打算去重慶。他一面與國民政府敷衍,一面抓緊時間調兵遣將,以便擴大地盤、壯大實力。8月10日和11日,毛以朱總司令的名義先後向“解放區所有武裝部隊”發布了7道命令,要他們向其附近的日、偽軍送出通牒,限這些日、偽軍投降繳械,宣布日、偽軍占領的城鎮要塞由八路軍、新四軍實行軍事管制。此時在中國戰區的盟國還未及商定受降辦法,毛下達這些急如星火的內部命令時也不向當時中共承認的合法中央政府國民政府請示,完全不考慮政治和法律程序上的合法性,只是為了搶地盤、獨家接收受降軍隊的武器,其軍事上的意圖和效果是十分明顯的。 1945年8月20日這一天中發生了好幾件非常重要的事。該日毛收到了蔣介石邀請赴重慶談判的第三封電報,蔣再次盛情相約,並告之已備好飛機擬飛延安迎接。同日毛則決定從華北各根據地抽調9個團,連同原在熱河的幾個團,限期開赴東北,同時一日數電華中局,要他們火速發動寧、滬、津、唐等城市的起義,以配合八路軍占領這些城市。[17] 就在毛正忙於下達武裝搶占東北地區以及華北、華東大城市的部署時,斯大林給毛髮來一封電報,明確提出要毛接受蔣介石的邀請到重慶去進行和平談判,說中國如果發生內戰將是民族的災難,中共應放棄武裝鬥爭,走議會鬥爭的路。毛接到這份電報後,儘管非常反感,十二萬分不情願,但那時蘇共對中共的影響力是相當大的,斯大林的話就是“聖旨”,中共是不敢不聽的。 於是,經過國民政府的三請四邀後,毛終於在8月28日到了重慶。國共雙方經過40多天的談判後簽定了《雙十協議》。《協議》明確宣布:雙方一致同意“以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為基礎,並在蔣主席領導之下,長期合作,堅決避免內戰,建設獨立、自由、富強的新中國。......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及黨派平等合法,為達到和平建國必由之途徑。......結束訓政,實施憲政;......保證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國家人民在平時應享受到的身體、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之自由;......釋放政治犯;......推行地方自治,實行由下而上的普選。但在“解放區民主政權”和“中共軍隊”這兩個關鍵問題上,雙方並未達成協議,有待繼續談判。[18] 《雙十協議》的簽字在全國產生了極大的反響,各界代表、許多團體都紛紛發表聲明,歡呼《協議》,期盼和平統一的局面早日來臨。 當時,中共內部也存在着反對內戰、主張和平統一的聲音(這被時下的黨史忽略或掩蓋了),所謂的“和平民主新階段”的提法就是個典型事例。1945年11月,毛因勞累過度住進了醫院,由劉少奇主持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在這一時期局勢發生了很大變化,1946年1月10日國共雙方經談判簽署了“關於停止國內軍事衝突、恢復交通的命令和聲明”與“關於停止國內軍事衝突的協議”,同日中共中央以毛的名義發表了向全國全軍的通告,要求“凡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之一切部隊,包括正規軍、民兵、非正規軍及游擊隊,以及解放區各級政府,共產黨的各級委員會,均須切實嚴格遵行”。2月1日在劉少奇主持下的中共中央鄭重宣布:“從此中國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設的新階段,......黨即將參加政府,......軍隊即將改編為國軍及地方保安隊、自衛隊,......黨將停止對軍隊的直接領導,不再向軍隊發出直接命令”。可是,毛後來恢復主持工作後反對這個關於走向“和平民主建設新階段”的方針,於是此政策就無疾而終了。 《雙十協議》規劃出的宏偉壯麗的民主畫圖最終還是被撕碎了,留給歷史的只是一段扯不清的公案。今天看來,《協議》未能兌現,國共雙方都有責任,而國民黨的責任是主要的。因為,國民黨處在執政地位卻沒有容納異己的雅量,更沒有善待異己的正確策略,總是依靠擠壓異己的生存空間、武力鎮壓、特務暗算、輿論統治等法西斯手段。結果民主運動固然被打殺了,國民黨自己也被從大陸上趕跑了。這倒真正應了毛澤東的那句名言:凡是鎮壓人民的絕沒有好下場!而毛澤東則太迷戀暴力,太鍾情於鬥爭、特別是武裝鬥爭,所謂的“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成了他無法超脫的宿命。時下的中共黨史往往把重慶談判說成是蔣介石的“騙局”,而毛澤東則被描繪成“不顧個人安危,親赴重慶去真誠地謀求和平”。他在重慶談判前後緊羅密鼓地秘密布置從南到北的一系列軍事行動,這是為了謀求和平嗎?如此官史豈有可信度。當然,今天若後悔中共當年沒有走上議會鬥爭的路已無實際意義。不過,對毛崇尚暴力、傾心鬥爭的“革命”癖性,毛後的中共領導人、乃至我們整個民族是否應有切實的反省?我以為這是無法迴避的問題。 中國民主化的厄運:拒斥主流文明 中國的民主化之所以長期滯阻不前,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就是抗戰勝利後中共對世界的主流文明實際上一直採取拒斥的方針。所謂的世界主流文明,就是指以英美政治觀念為代表的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價值原則和制度規範。如此說法並非“資產階級自由化”言論,這正是半個世紀多以前的在野黨中國共產黨的觀點。《先聲》一書中發表的論述英美自由與民主的文字就有13篇之多,讀一讀它們倒是很令人神往的。《新華日報》的一篇題為“論英美的民主精神”的社論說:“今天整個世界的人們對英美民主政治這兩大精華──人民的平等和自由權利,是不會仇視的,是要讚揚的!這是人類共同的寶貝。若從世界正義人類地位來說,我們所求的只有希望這些平等自由更加充實些,更加寬廣些。......民主的潮流正在洶湧,現在是民權的時代,人民應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和身體的自由是真理,實現民主政治是真理,真理是要勝利的,所以高舉民主的大旗奮鬥着的世界和中國人民是一定要勝利的。”[19] 這篇社論不是已經明白無誤地宣布,英美的自由民主精神是世界潮流,中國一定要匯入這一潮流嗎? 和以後的仇美辱美傾向不同的是,這一時期的毛澤東和《新華日報》對美國以及美國的民主讚頌備至。華盛頓、傑弗遜、林肯和羅斯福都被戴上了“民主戰士”的桂冠,哈密爾頓、霍布金、潘恩.....被稱為傑出的思想家,認為他們貢獻給人類的是“真實的民主精神”,他們也都是“真正的民主戰士”。[20] 一點不錯,這些人確是“民主戰士”,他們為人類也確實貢獻了民主精神,只是對他們的這些誇讚出現在中共的文獻中,總讓人感到是個異數。這可不是《新華日報》的自作聰明,報社是黨的喉舌,秉承的是毛澤東的旨意。由於蘇德戰爭的爆發和英美的參戰,毛對英美“帝國主義”的論斷開始有了變化,甚而斷言“資本主義時代過去了”。這種變化到了1944年飆升到了頂點,這年7月美軍觀察組到了延安。毛曾發表文章說,這“是抗戰以來最令人興奮的一件大事”,稱羅斯福總統是“英明的領導者”,美國是中國人民的“最親密的朋友”。[21] 他還對這些美國“戰友們”說,中國人“並不害怕民主的美國影響,我們歡迎它”,希望“每一個在中國的美國士兵都應當成為民主的活廣告。他應當對他遇到的每一個中國人談論民主”。[22] 那時,中共甚至認為,美國民主不單是對美國、而且對整個世界都有普遍意義。《新華日報》在一篇慶祝美國國慶的社論中指出:“美國的戰鬥民主主義不但在十八、十九世紀的獨立戰爭和黑奴解放的戰爭中產生了它的偉大代表人物,在二十世紀的反法西斯戰爭中也產生了它的偉大代表人物。......(以羅斯福、華萊士(時任美國副總統))為首的進步政治家和將領就是這樣的代表人物。......如果華盛頓、傑弗遜、林肯等的主要事業是確立民主的美國,他們的活動範圍主要是在國內;那麼,今天的美國雖然是在國內仍然需要進行極嚴重的鬥爭,這些鬥爭卻是和國際的鬥爭不可須臾分離的──美國已經成了世界的美國。” [23] 這不啻是說,美國有義務也有責任領導世界潮流,奔向民主的目標。 最耐人尋味的還是毛對《泰晤士報》記者福爾曼的一席話。毛說:“中共‘不是求達到蘇聯的社會與政治的共產主義’,中共在政治上‘既不要求也不計劃無產階級專政’,‘我們信仰與實行民主政治,......限制任何一黨專政的可能性’;‘我們也不主張一個足以沮喪個人創造性的集體主義’”。奇怪,既不打算實現共產主義,也不準備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那還是共產黨嗎?難怪福爾曼提出了這樣的疑問。毛的回答則是,共產黨這個名字只是沿襲過去,“充份的事實使你明白我們不再是蘇聯所謂共產黨這個字的意義了”。 [24] 讀者千萬不要以為那時的毛澤東背棄了共產主義信念、投入了民主主義的懷抱。有人把毛在這段時間裡與美國的“熱乎”稱之為“政治蜜月”,既是“蜜月”,就有結束的時候。果不其然,不到一年毛的態度就有了180度的轉變。1945年5月底,在中共的“七大”上,毛又強調,蘇聯才是反法西斯的主力,是世界上的“領袖”,美國已出現了危機,“美國危機,歸根到底不能由資本主義自身來克服,而是要由無產階級革命來克服” [25],並且斷言美國要把中國變成它的“半殖民地”。這時的毛批判美國時還半遮半掩、留有餘地,再過一年則完全與美國決絕了,那就是他提出了有名的“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論斷,稱美國已是帝國主義的代表、不可救藥的反動派了。此時的中共又與美、英等帝國主義壁壘森嚴、劃然兩分了。 抗戰勝利後毛與美國交惡的具體原因不是三言兩語講得清的,蘇聯在其中顯然發揮了重要作用。有一種說法認為,二戰以後由於美國政府做了錯誤的選擇,才把毛與中共推到了反美的立場。這種說法的意思是,中國的閉關鎖國、中國與世界主流文明的隔絕,責任統統在美國。這樣的論斷連起碼的事實也不顧了,毛曾明確地向世界宣布過,中共就是要向蘇聯“一邊倒”,並且武斷地說什麼“西方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一齊破了產。”從毛的信念與中共的歷史來看,選擇倒向蘇聯也是非常自然的。問題在於,為了黨派的利益而倒向蘇聯後,由此就依照自己黨派的原則斷然阻塞了中國人奔向自由民主的通道,使中國與世界的主流文明對立起來。目前中國的當權集團在經濟和技術都強調要與國際接軌,加入世界一體化的洪流;可是政治上卻疏離、對抗主流文明,甚而挑戰主流文明,這種不協調源於毛當年為中共做的選擇。現在的中國在經濟與科技有了長足的發展,與“五四”時期相比,已向前邁進了一大步;可是政治上呢,民主呢?毛澤東50多年前的那個論斷依然有效:“中國有缺點,而且是很大的缺點,這種缺點,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更糟糕的是,現在甚至從這樣的認知大踏步倒退了,居然宣布要讓現行的僵化政治制度“永葆青春”。這不是從“五四”倒退到了洋務運動時代嗎?“人惟求新,器惟求舊”,這恰是中國根深蒂固的傳統。這種保守哲學、倒退哲學不破除,中國將以什麼樣的姿態、又如何能矗立於世界文明之列? 近年來國內有一種說法:“二十一世紀將是中國的世紀。”我一直不清楚這句話的確切含義,是自信?自大?還是自狂?不論它屬於哪一種,都讓我感到不寒而慄。這使我想起美國《新聞周刊》1997年的一次民意調查結果:調查中的提問是,二十一世紀對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來自何方?回答是:國際恐怖主義(占32%),國際犯罪和販毒組織(占26%),種族仇恨(占15%),第四位就是中國,位居民族國家之首(占13%),其次是俄羅斯(4%)和朝鮮(1%)。 [26] 我希望這反映的是美國人的偏見或無知,不過希望終究代替不了歷史的趨勢。如果中國要堅守現在的集權專制的政治體制,那確是未來世界上可怕的事啊! 【注釋】 [1]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256、257頁。[2] 參見《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272頁。[3] 《歷史的先聲》,第252頁。[4] 出處同上,第3、5頁。[5]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26頁。[6]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333頁。[7]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306頁。[8] 《歷史的先聲》,第275頁。[9] 毛澤東,“論聯合政府”,見《毛澤東選集》。[10] 《歷史的先聲》,第292頁。[11]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參見《歷史的先聲》,第284至286頁。[12] 《陳獨秀書信集》,第489至507頁。[13] 《歷史的先聲》,第173頁。[14] 劉家林,《中國新聞通史(下冊)》。[15] 毛澤東,“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見《毛澤東選集》。[16] 《儲安平文集(下冊)》,第23頁。[17] 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18] 參見《重慶談判紀實》一書。[19] 《歷史的先聲》,第123頁。[20] 出處同上,第109至110頁。[21] 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22] 《歷史的先聲》,第101至107頁。[23] 《歷史的先聲》,第130頁。[24] 《歷史的先聲》,第285至286頁。[25]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383頁。[26] 《戰略與管理》,1997年第5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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