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是被英國人掐掉的嗎？

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據學者們研究，早就發芽了。有說，西漢的；也有說東漢的。南宋的資本主義萌芽，更是“雨後春筍”；最晚，是明朝末年。可是，所有資本主義萌芽，都沒長成。究竟是“種子不良”？還是土地太貧瘠，什麼也長不起來，專家們更是吵不明白。

幸好，英國人來了。1840年，英國人發動了鴉片戰爭。之後，關於資本主義為什麼在中國夭折，終於有了確信一致的答案：英帝國主義扼殺了剛剛萌芽的中國資本主義。

英國人中了中國人的局，就像一個奸商，開了一家瓷器店。本來，奄奄一息，經營不下去了。天賜良機，來了一個闊佬。一進門，把一個“無價之寶”的瓷器，碰到地下，摔了個稀爛。其實，那個瓷器，不值幾個錢。

這是“碰瓷”——古玩店的小把戲。現在，也有人屢試不爽。中國，就是那件瓷器。英國人，就是那個闊佬。和古老的大中華比起來，英國人不就是一個暴發戶嗎？“碰瓷”這樣的高技術，哪兒是他們玩兒的。

英國人不來，中國就進入資本主義了；不是鴉片戰爭，我們早國富民強了。這個屎盆子，算是扣到他們頭上了。

果真如此嗎？否也。

這樣一個“重大”歷史問題，好像多難一樣。我的論證，很簡單。

第一，不是說明朝末年，就有了資本主義萌芽了嗎？而且是“很茁壯”的資本主義萌芽。可是，為什麼直到1840年，在接近200年時間裡，這個萌芽都沒長成呢？大清朝，可是國泰民安，無人打擾。在和平的國際環境裡，這麼一個勤勞智慧的偉大民族，也沒進入資本主義軌道，能怪別人嗎？

第二，今天中國，是資本主義嗎？也不是。為什麼？中國加入了WTO，可是，西方國家至今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的核心；不承認市場經濟地位，就是不認為你是資本主義。1949年至今，60多年了，也沒人干涉，我們還是沒進入資本主義。

1840年之前，不是；1949年之後，也不是。偏偏英國人來的節骨眼上，中國正在向資本主義轉化，錯過了那個“時間窗”，就再也沒機會了。這種說法，太勉強了。

換言之，鴉片戰爭並不是阻礙中國進入資本主義的決定因素。真正的病因，在我們自身。馬克思主義哲學說：內因是事物發展變化的決定性因素，外因，只起催化作用。為什麼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的學者，忘了馬克思的教誨了呢。

黃仁宇說：“資本主義是一種經濟的組織與制度，內中物品之生產與分配，以私人資本出面主持。大凡，一個國家採取這種制度，以擴充國民資本為當前主要任務之一，所以，私人資本也在其政治生活中，占有特殊的比重。”

我不完全同意黃老先生之定義，但夠用了——用這個並不完善的定義，也能證明，中國這棵老樹上，想長出資本主義幼芽，做夢吧。

黃氏定義之關鍵詞，在於“私人資本出面主持”。

“主持”者，居於主要地位也。私人資本在社會中，成為經濟生活的中心，是有前提的。

其一，有限皇權——如果，皇權不受約束；如果，皇帝想幹啥，就幹啥，而不是像英國光榮革命之後的英國國王，以及日本的天皇和幕府將軍一樣，與貴族、與大名分享權力，民間資本是不可能成長起來的，更不可能主持一個龐大社會的經濟生活。“出面”可矣，“主持”休想，專制中國只能有一個主持者，這就是皇帝及其代理集團。

無可否認，中國的皇帝，擁有無限權力。普天率土，都是他的地盤；每句話，都是聖旨，無論對錯。英國國王要加稅，必須和貴族商量；日本將軍的權限，基本上限於直屬領地。對其他大名及其封地，將軍不聞不問，各大名擁有自我裁量權。

《大宅門》裡的二奶奶，最成功的經營策略，就是搞定宮裡的公公。公公說行，一切就ok。為什麼，因為，公公是皇帝的代理，而皇帝是說一不二的，任何人不敢和皇帝叫板。唯一的辦法，是抱大腿，抱皇帝的大腿，抱皇權的大腿。只要抱上這個粗腿，就沒有什麼錢是不敢賺的，就沒有什麼錢，是賺不到的。

皇權不受限制，皇權就是“主持”者，而不是私人資本。私人資本，有沒有？有。但永遠是敲邊鼓的，是皇權的裝飾。皇帝說有，就有；說沒有，就沒有。因此，在中國歷史上，有多少曾經的“大地主”、“大財主”、“大資本家”，都是和王朝一起滅亡的，是帝制的殉葬品。

晚清大商人胡雪岩，被稱為“紅頂商人”。商人就是商人，怎麼商人還有級別啊，還有“頂戴花翎”。讓胡雪岩驕傲的、也讓其他商人羨慕的是，胡雪岩可以在紫禁城裡自由出入，甚至可以騎馬坐轎。其實，這隻說明，皇帝才是老大，有至高無上的權力。胡雪岩的“頂戴花翎”，不過是狐假虎威，而已。

不只是皇權，所有權力，都必須是有限的。所有不受限制的權力，都是“利維坦”，是流氓。“流氓會武術誰也擋不住”，果如此，所有人都會爭先恐後地和流氓共舞，整個社會就會毫無底線地墮落下去。如魯迅所言：中國，只有兩種人。一種是坐穩了奴才，另一種，是想如何去競爭下一個奴才。

為什麼？因為，皇權無限。

其二，私有產權保護——對私有財產最大的破壞，來自皇權。另一種毀滅性力量，來自暴民。皇權，在和平時期發威；暴民，在混亂和戰爭年代施虐。兩者輪番上陣，民間財富，難以積累。整個社會無時不在的對個人產權的威脅，帶來的效果是： 沒有人致富，卻有人眼紅富裕起來的人；一旦有人富了，周圍人的第一反應是，能不能從中“分一杯羹”。

個人財富的獲得，一是生產性勞動，二是分配性獲得。生產性勞動，能增加個人和社會的財富總額；分配性獲得是財富的重新分配，就像打麻將，一進一出，總量不變。社會的進步和富裕，必須將最大量的人力和才智，用於生產性勞動，減少和杜絕分配性獲得。中國社會之長期貧窮與落後，正在於，太多的人將“勤勞和智慧”，投入到了分配性獲得——當一個國家和民族的分配性獲得，遠遠大於生產性勞動的時候，“共同貧窮”，是唯一可以期待的結果。

因此，私有財產保護，並不只是保護少數富人的權利，而是全社會走向繁榮和富裕的最重要基石。正如林肯所言：你不能靠剝奪富人而拯救窮人。你也不能指望“一頭肥豬”，就讓所有人“歡歡喜喜過大年”。殺一頭肥豬，是可能的；過一個吉祥快樂的春節，也是可能的。可是，下一頭肥豬在哪兒呢？有誰傻到自己養肥了豬，卻任他人宰割啊。沒有私有財產保護，最終的結局只能是：“寧肯自己受窮，也不讓別人分肥”；沒有福可以共享，但必定有難同當。

前一陣，中央台《新聞聯播》播發了一個新聞（我上網搜了半天，沒找到。等我找見了，再修改。）——一個退休副局長，植樹20多年，有林地2萬多畝，價值上億元。臨終前，他把林地無償捐給了當地政府和人民。為此，成了“道德模範”，被廣為傳頌，並上了電視。

這個故事，聽上去特感人。可是，意義何在呢？是不是在暗示，或者說在提倡，所有有林地的人，都該把自己林地無償捐出來啊。這樣的話，誰還去造林啊。另外，也不要忘記，退休局長之所以，能有2萬畝林地，是因為他的山地是被保護的。再則，2萬畝林地接受了之後，該如何處置啊。要是公有的，它的結局就是“公地悲劇”——用不了多少年，就砍光燒盡了。如果知道2萬畝林地的結局如此，死去的人，還會再捐嗎？

任何對私有財產的漠視，都是悲劇——無論，它有多麼崇高的名義。

今天之中國，依然是“一權獨大”的，依然有不受制約的無限權力，私有財產依然得不到切實保護，“china”，依然是“拆那啊”的同義語，依然不被接受為“市場經濟國家”。如果，我們相信歷史是進步的，是不可逆的。我們就該明白，1840年的中國，是根本不可能有什麼“資本主義萌芽”的，英國人也絕不是“采芽大盜”，毀了中國的資本主義“幼芽”。

“要創造我們的幸福，只有靠我們自己”；反之，“腳上的泡，也都是自己磨出來的”，別總是怨天尤人。

2011年3月4日星期五，9:00

北京，米本宅，一會兒，回家看老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