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一明 Emanuel  Pastreich, 亞洲研究所 所長, 慶熙大學 副教授

一般中國人可能對於中國傳統的科舉制度有模糊的記憶。或許從高中的考試能聯想到妨害中國現代化的封建主義與科舉制度。那樣的想法是很自然的。因此，當我說科舉之類的制度是唯一能夠拯救我們的方法時，中國的讀者可能會感到很驚異。

當然，我是從一個美國人的觀點來看這個問題，而我所說的應視具體情況而言。首先，我們必須知道，正是中國古代能夠吸引賢能之士參與統治的、科學的科舉制度，激發了18世紀以來在西方出現的現代民主思想。沒有強而有力的官僚體系對統治者的強權進行制衡，民主就很難得以實行。畢竟，在眾多選舉中，斯大林都獲得了絕對多數的支持。問題不在於投票或選舉，而在於官僚體系無法真正獨立行使行政機構的職權。

因此，我認為中國的儒家傳統並不是阻礙中國發展的封建傳統，而恰恰是寶貴的遺產，其中包含着經過改良後能為我們的時代所利用的無限潛能。中國有着四千年甚至更久的有關教育、生產及農業的管理，以及有關制度設置的歷史，這正是我們能夠從中探尋並藉以創造未來的百寶箱。我完全不覺得過去是我們所應拋棄的。

不過我確信，我們應當將我們的討論範圍限定在明清兩代，並且就如何更新歷史以應對未來的問題而言，我們必須做到創新。在任何情況下，如果我們從中國歷史（包括日本、韓國以及其他國家的歷史）中繼承優良的傳統，而不是僅僅從美國或其它“發達”國家中獲取並不能能夠解決當下問題的已有政策，那我們就能夠取得成功。

你也許會問，為什麼像我這樣的美國人要從中國傳統的科舉制度中尋找解決21世紀治理問題的途徑。為什麼他把科舉制度看作是尋找解決美國及其它國家的社會頑疾與社會矛盾的希望所在？首先，我並不認為中國傳統的科舉制度可以簡單地加以照搬並應用。該制度必須加以大量的修改和重塑。我所提倡的應用過去的制度並不是懷舊，而是經過對其它治理模式的探尋後的精心設計與考慮的結果，而這些模式的必要性經由制度上的修改而得以凸顯。

就美國而言，這個國家已經泛濫着制度性的衰敗、無限制的金融資本主義以及受教育階層對於國家狀況以及普通民眾的冷漠。政府愈發只為極富階層服務。政府當中的專業人士正加速失去他們制衡富裕階層的力量。雖然許多美國人努力阻止國會用納稅人的錢為銀行的游資炒作行為買單，抑或更為嚴重的是，他們並未能夠阻止腐敗。

美國的媒體已顯得如此偏頗扭曲，以至於大部分基本的經濟、政治議題都無法得以報導。而國會是如此地受制於大財團，以至於民眾的呼聲無法得以響應，並且國會也無法在討論中向民眾證實政府多少還是能夠應對他們的需求。司法系統亦是如此：傳統上理應對政府的其它部門進行制衡，然而卻喪失了其獨立性，並且面對大多數大財團和既得利集團時，奉行利益至上主義。

接下來是總統領導下的行政部門。該部門曾經是一個改革的平台，一個普通美國民眾視為能夠修正地方上不公正的權力部門。但是今天，行政部門已經如此徹底地被資本利益集團所淹沒，並被強硬的、好戰的軍事團體所操縱，以至於它無法擔當自己的角色。

美國社會的腐敗如此嚴重，以至於由內而外的改革顯得並不可能。沒有一個單一的政策方案能夠解決這個問題。不能期望選出一個新的總統或者議員便可解決這個危機。若要當選，每一個政客都必須從企業獲取大量的資助——因而他無法啟動任何有意義的改革。如果政府的三個分支以及該系統的制約與平衡（三權分立：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已經如此腐敗，以至於功能盡失，正如美國目前的狀況，確信的結果或者是進行大量的政策改革，或者進行革命，抑或二者皆有。我們，特別是年輕一代必須十分認真地考慮這個問題。在未來，人們如何管制自己，將成為所有人必須面對的決定性議題——而我們絕不可小視。

學術界今天唯一的選擇就是開始認真思考政府的治理和全新慣例及習俗的建立，從而激勵人們從日復一日的腐朽中重新站立起來。然而，當整個文化都深陷腐敗時，找到那樣的領導力量則十分不易。有鑑於此，對於中國，美國並沒有什麼忠言可告，除了這樣一個事實，即美國和中國都困於同樣的境地：理想的淪落以及腐敗的肆虐。但凡有責任心的兩國公民都應攜起手來共同應對這個全球問題。

對於美國而言，作為將最優秀最聰明的人才納入政府實際權力機構中的方式，考試制度的復興或許是將政府引入其正常軌道的唯一希望。當政府機構不再成為受過教育的美國公民的求職途徑，而其職能業已外包給私營公司，多數美國公民便會開始認為政府無法為他們做任何事情。

對比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近一半的哈佛大學法學院的畢業生進入政府部門就職，如今只有極少數的人會做這樣的選擇。就讀法學院的費用實在是太高，而政府部門的薪金卻又太低。政府自身已經變成這樣的一種職能：人們，就像消費者一樣，假設政府會按照人們的意圖去辦事，而不是將政府部門作為他們應獻身的一個事業。

回歸政府部門的高效考試系統，以及引入由訓練有素的、且將政府事務作為他們首要任務的官員所組成的整個階層，或許有助於建立一個強大的力量以對抗充斥着整個政府和社會的腐敗。

這項運動對美國和中國來說都至關重要，但是我認為對美國來說尤為如此。如果我們能夠引導年輕人通過基於成績和責任心的公平考試選擇在政府部門工作，我們就有可能重鑄美國的希望並且創立這樣一股對抗力量：主要由具有前瞻視野的年輕人所組成，對抗已經攻陷華盛頓的體制腐敗和資本利益集團。這個問題因人口危機而顯得更加深刻：紐約、洛杉磯（或北京、上海）地區人口急劇老齡化，而年輕人口比重則不斷下降。當人口不斷老齡化且資源優先提供給老齡人口，而並不是關注下一代時，通過客觀的考試系統進入行政事務體系並得以升職，或許是年輕人唯一的希望。

我們回想一下就會發現，從古代中國引入的公務員制度促成了19世紀法國、英國和美國近現代民主運動的形成。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科舉制度於19世紀被引入西方——恰恰是它在中國沒落的時期。移植到英國和美國後，公務員制度得以發揚並且導致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真正意義的大眾民主的興起。但即便是有着中國的根基，在美國興起的民主，自身衰落的種子也已被種下。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起，隨着經濟重心從地方小企業轉移到大型國企直至跨國企業，消費主義大行其道。消費主義主張生活的意義在於個人消費產品的能力，以及體驗一種通過符合其身份的品牌與生活方式來體現的優越感。

20世紀70年代消費主義開始脫離民主，而到了90年代，競選人已經變成了向選民兜售的產品。選民變成了消費者，並且僅僅是選擇那些看上去更具吸引力的競選人，然後就期望那些競選人為他們解決所有問題，像清潔劑或牙膏等等。此次轉變的深刻之處在於人們不再需要參與政府治理。如果某個人看電視新聞並且每兩年投一次票，他就是一個好公民。整個政府系統被置於任其腐朽的境地。

事實上，人們不再是公民，他們變成了消費者。這兩者之間的區別是巨大的。

今天，我們仍保有一些有效運作的系統，因為道德行為的慣例、習俗代代相傳，但是本質上，政府系統自身已完全停止運作。我們所需要的政府應該在一群精心挑選的、有天賦的，並能夠做出切實政策決定的人士監督之下運行。

這個任務極為緊迫，因為國會以及行政機構正越發深陷衰退，軍隊將越發突出地變成唯一能夠抵制腐敗現象的部門。然而，對軍隊的依賴加重，也會帶來一系列的風險。要了解這樣的風險，我們只需看看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的日本。那時的日本軍隊，作為抵制腐敗政客們的力量，在整個社會中建立了牢固的地位。許多日本人很自然地支持軍隊，或至少不去公開反對軍隊，因為他們認為軍隊比腐敗政客們更值得信賴。那個決定的後果是悲劇性的。2013年，蓋洛普的調查統計顯示相對於今天的政府而言，美國人更支持軍隊。[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