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時，筆者初上小學，大字報上的字已認得不少。整個反右過程，雖雲裡霧裡，但記憶還是很深的。記得放學回來，機關院子裡到處貼滿了寫在舊報紙上的大字報，空氣中充斥着墨汁的味道。這就是對反右的最早記憶。記得所有的大字報內容似乎都在討伐一個姓張的幹部，他的女兒跟我在一個小學，放學時能看到她，可能高我一年級。
數年前，曾向母親提起這個人被打成右派的事。母親告訴我的內容，大致如下。張XX是機關里一個普通幹部，還算有才氣，但難與人處。看運動來了，誤以為是機會，為立功主動向上級揭發單位領導，捅了馬蜂窩。其實機關里出身不好，有歷史問題的幹部很多。經常跟我打架的小X，他爸還曾是國民黨的電台台長，也都安然無恙。
六六年文革開始，兼班主任的語文老師為表現積極，發動班裡的同學向校工作組情願，要將另一個老師法辦，工作組懷疑其動機不良，結果自己成了被批鬥對象。而那個被情願的老師恰恰也是前一天為表現積極，在全校大會上對總務主任發難，成了轟動全校的“反革命”。相信這兩個人文革後都會聲淚俱下地控訴文革“十年浩劫”。
相信，真正從理念出發，為實現現代價值，追求民主自由和憲政民主的右派和文革“受害者”鳳毛麟角。應該說，幾乎所有的右派和文革受害者，都有其形成的客觀基礎，但又遵循着相同的行為模式。文革後，他們只說其一，自己遭遇如何如何；不說其二，就是不說自己當年是怎麼想的，怎麼做的，怎麼對待別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