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历新年期间，中文互联网商流传一份“中国毛派共产主义者洛阳会议纪要”，称2015年2月5日、6日，来自中国全国13个省、市、自治区的毛派共产主义者，在河南洛阳成功召开会议。


据法广网2月25日报道，毛派共产主义者近日在洛阳组党集会。此前毛派分子曾在重庆等地召开代表大会但被警方国保破获驱逐，此次洛阳会议是否受到警方关注和冲击尚不得而知。
根据发布于凯迪网等网站的会议纪要，“作为洛阳会议成果”的，成立了“中国毛派联合”。据说，这四十年来，是极端毛派分子团结、联合、组织，摆脱“斗争个别性、分散性”，迈出的第一步。

文件称，参加此次会议的代表，“既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老同志，也有近年来积极参加现实斗争的中、青年同志”，并且得到了“北京、上海等地的多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老同志的关怀、支持和指导”，会后也及时向他们做了汇报。

会议期间，代表们曾去洛阳王城广场参加“群众性的宣传毛泽东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革命实践活动”，在数百名群众的集会上，许多代表登台发表了颂扬毛泽东主义，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的演说，受到与会群众的热烈欢迎和响应。

会议认为，目前所进行的是“反对修正主义上台所造成的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在人类历史上，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尚属第一次。

当前中国社会的主导经济是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私营资本主义以及外国垄断资本主义构成其广泛的基础，贪污受贿是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占有剩余价值的特定形式。

在这样的经济关系中，工人阶级重新沦为雇佣劳动者，农民阶级正在分化。工农劳动者阶级成为了这个统治阶级的专政对象。在这样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的基础上，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也占据了统治地位。一切前资本主义的腐朽的垃圾都被复活起来。

这份文件继续写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质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特色”二字不过是修正主义骗人的把戏，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变成资产阶级专政，共产党已经变成资产阶级党。“救党保国”就是典型“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口号。

“中国毛派联合”称，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再革命”最可能的形式是在大中城市掀起以工农群众为主体的人民群众革命运动。毛派人士称，“争取民主是当前斗争的切入点。努力学习，发动群众，争取民主，是我们毛派共产主义者现在要把握的三项任务。”

这些分析框架都是来自中共建政过程的“革命理论”中，目前仍未退出中国的中学大学课堂，因此对读者来说可谓耳熟能详，但一般是指控中共反抗的民国秩序，用以批判当下，则有莫名的错位和禁忌感。

目前，网络舆论对毛派人士观点反应两级，有右派人士认为，现在的流氓无产者（就是王学泰所说的“游民”）数量惊人，这是毛派有机会成事的社会基础，虽然这会议纪要虽然开出的药方“很傻”，但判断天朝现实是“权贵官僚资本主义”，却比一般的小清新敢于直面现实。

亲体制的毛派则认为，“救党保国”也有他们的道理，“救党保国”口号比“革命”口号，今天更能争取最广泛的群众；有矛盾适当批评即可，该互视为盟军，扩大力量。

左风祸国 背政治现代化而行

多维新闻网曾刊文指出，1989年六四之后，中共从高层到各学术机构，“左转”之风骤起，“阶级斗争”再度被频频提及甚至登上喉舌报端。当时《人民日报》刊文称“只有正确估量和进行阶级斗争，才能保证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至于当时“左祸之风”飚向社会各个领域，民营企业和个体户被斥为资本主义复辟势力，大学生被视为高危族群。当局规定，研究生毕业要先到农村锻炼两年才分配工作，市场化被斥为“和平演变”阴谋，“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奠定今天中国发展基础的市场经济改革看似刚刚起步，就要被扼杀于襁褓。后来若无1992年邓小平南巡一锤定音，恐怕今日中国还要在“左风”中徘徊。

在中共建政65年后的今天，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第五代已经开始思考如何保证中国这艘大船能够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航行。而以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为主的“政治现代化”也就成为保障。“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撇去传统中共政治文化中“斗争思维”。这一点不仅是习近平自己的努力，也是从邓小平开始，江、胡、习四代中共总书记一直在做的事情。

在2014年8月底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就刊文刊登邓小平的历史贡献，其中第一点就是文革后冲破“左”的指导思想的长期羁绊，依靠实事求是和改革开放这两大动力，不断推动实践创新，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确道路。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由此端正了党的政治路线。

无论是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还是胡锦涛的“和谐”观，都是不断在为“阶级斗争”降温，努力将中共由传统的“革命党”，带向“执政党”的道路上。因为在现代政治体制下，如果是执政党，就需要争取全国最广大人民的支持，这其中包括无产阶级，包括小资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尽力将所谓“敌人”降到最小化。即使有所谓“敌人”，也是在国家层面，而非取决于“阶级属性”。解决方式，或者通过法律判决，或者通过温和的方式惩罚，但都会避免像文革时期那样，“一拳打倒在地，千万只脚踩上，永不翻身”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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