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右翼政界蓄意把冷战单纯地归罪于共产主义的苏联，而“苏联解体就意味着共产主义和冷战的结束”。既然如此，美国为什么还要需要搞针对中、朝、越、古的“限共”呢，为什么还需要搞威慑各国的星球大战呢？美国的这些作为本身就否定了共产主义的结束，也证实了自己对冷战的更大责任。

在任何情况下都称“打之有理”的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说出了他的真心话：“中国不论变成什么制度都是美国的潜在对手。”但美国右翼新闻界要的却是宣传效果而非真心话。每当他们提到中国或前苏联及其领导人都要冠以“共产主义”字样，提到北京必定挂上六四事件。这么说，在美英及其领导人之前未尝不可以加“帝国主义”，提到英国和香港时也可以搭上鸦片战争。何况大英帝国的国号就是如此，而美国百姓早就这样谴责其对外扩张了。泱泱大国如此以牙还牙好似太过猥琐，但在一定程度上未尝不可以让他们照照镜子。最好是事先对美英新闻界明言：“这是对各位的回敬，管够”。

美国右翼政界把纳粹与共产主义并列是其在恐惧中的极端化处理。其实极端化的帝国主义本身就是霸权主义、军国主义或纳粹主义。双头鹰象征的跨欧亚沙俄帝国主义习性曾长入社会主义的苏联并给它造成内忧外患，不等于任何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必然走帝国主义道路。中国古文中“桃花源记”所勾画的就是一种蒙胧的共产主义公社形象。古代的原始共产主义或当代仍然存在的乌托邦共产主义公社以及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不能统统把它们作极端化处理。这就象不能把传统宗教与寡头邪教并论，也不能把资本主义笼统划为霸权主义一样。谁都不应把适量品酩叫酗酒吧？正是这些容易混淆的概念成了霸权主义宣传家随意使用的词藻。

美国学者约翰.道尔在“绝无怜悯的战争”一书中列举了美国人征服印地安人和菲律宾人时给予对方的蔑称后，认为“种族歧视语言就是种族战争语言，是美国人要打击别人的信号。”他还把反法西斯德国战争用语称为“观念战争语言”[6]，留意到美国人曾把华工叫“东张西望的猿猴”好加以残酷剥削，和珍珠港事变后漫画里日本人的肤色都涂得示意“黄祸”。作者还认为，美国政界在对日战争中使用的种族仇视语言并未随日本战败消失，而是变相地出现在冷战以及朝鲜、越南、中东、拉美和非洲的冲突里。然而，共产主义本身并不意味着对外侵略，但对霸权主义者搞侵略是绊脚石，所以就把世人对纳粹的仇恨转移给被妖魔化了的共产主义并倡导“限共”。但任何社会制度的大小国家都能用朗朗上口的“限霸”来反制它， 何妨说到美国右翼政界四面楚歌。

有一批为霸权主义喊话的宣传家声称他们反共不反华。当然会有同一或另一批人说他们反共不反古或不反越，等等。我们姑且不在此深究他们有无反华意识和行动，或所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而只是分析他们的反共逻辑。我们也不冒昧谈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共产主义各自的性质，但何妨对“反共”者提几个有挑战性的问题。

说为反独裁专制而反共，为何从来不反众多的王室和军阀的独裁呢？
说为反对洗脑筋而反共，为何从来不反对搞观念控制的寡头邪教呢？
说为反财产公有而反共，为何从来不反对垄断资源和资本的财团呢？
说为反战争威胁而反共，为何不反两次世界大战的祸根帝国主义呢？
说为反贪污腐化而反共，为什么要袒护日本美国更多的贪官污吏呢？

原子和质子在质量上的差异曾经是揭露原子结构的一把钥匙。社会性质的差异同样是研究社会学的一个门径。杰末瑞.里富金在其新著“欧洲理念”中对比了新旧大陆在社会观念后发现：前者更倾向个性自由，后者则更注重社会公益。作者对富库亚马等人在苏联瓦解后断言“以自由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民主已经胜出并不可能被任何其他模式取代”之论大不以为然。[23]当然不能说“欧洲理念”已典型化，但因为差异揭露实质，我们至少有理由将其“社会公益导向”提纯出来，使之成为人类理想社会的模式之一，而且无需以先入之见把“共产主义”划为禁区。

打反共旗号的挺霸者敢不敢说：“非共者有一毒就没有多毒，比如是军事独裁者就不搜刮民脂民膏，是垄断资本家就不共妻，等等，而凡是共产党就必定五毒俱全”。这些用反共挺霸的号手们敢不敢说：“独裁贪污等等都是共产党发明的，后来让慈嬉太后和纳粹党学去了，所以要反共”。或者说：“真李逵的罪过就是他后边有假李逵。”果真如此，纳粹党又为什么要和霸权主义者前后脚反共呢？不幸的是，把反共叫得震天贾响者倒更象是霸权主义者的传声筒。

再没有比“民主”、“自由”、“和平”和“人权”被霸权主义者糟蹋得更不象样的东西了。民主选举是必要的但也是有条件的，就象雨水是必要的和有条件的一样。如果民主选举被大财团或其他极端势力操纵，就象洪水成灾，还是必要的吗？美国总统在民选中换届完全是代表大财团的各政党靠变换口号来争夺主政白宫，并不改变其军事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的本性。帝国主义理论家把集权主义完全加给共产主义，是因为他们知道垄断资本家的经济和政治特权在共产主义社会中要被剥夺。然而这个世界的某些国家在某些时期确实不该迷恋单一的美国民主模式，就象任何军队需要摆脱士兵委员会的议而不决一样。应当鼓励学术界参照各国参差不齐的社会条件重新定义民主的含义和形式。

美国国际关系问题撰稿人姆拉德还提到：“美国当局声称要在中东和全球推行民主，因为民主是和平和繁荣的基础。然而在我们西半球，美国当局不但自毁了其民主卫士的信誉，而且与民主背道而驰。”[24]事实上美国曾策动军事政变推翻左派政敌如智利民选的总统阿连德。美国于二零零零年扶植的海地“民选”总统冉.阿里斯蒂因失去民心被反对派抵制而流亡国外。三年后美国以“民选合法”为由把他重新送进海地总统府，但他仍无力控制政局。美国此时就不顾他是否“民选”，让海军陆战队于二零零四年三月初把他“护送”到非洲了事 [25]。

西方政界曾长期抱怨对其有挑战性的中俄政府“非民主选出”。这不失是一个值得注意问题，但西方并非真心关切这些国家的民主，而是以挑起百姓对政府的不满或各政党互相争权造成政局不稳为限。欧美政界对沙特、文莱、前南韩和印尼政府的独裁从不抱怨，因为他们是“朋友”。再以俄国为例，民选的叶利钦时代政局不稳对西方有利西方就以“叶利钦总统是民主选出”为由支持他，但对民选的普金总统有戒心就掀起“普金独揽”的疑风。美国的国际关系问题撰稿人里查.派普说：“前格克勃上校普金在公元二千年接管政权后，俄国的民间团体就失去了自由发言权，他们的公民权受到了限制，俄国与国际社会的合作也颇难保证。.....虽然普金及其左右做了许多手脚，但有相当来源的信息表明，当局不但未被百姓抵制，反而受到他们支持。调查还说明，不到十分之一的百姓关切民主、自由和公民权。”[26]说来说去，美国前中情局长布什被选为总统是“民主”的，而俄国前情报官员被选和人民支持的总统仍然是“不民主”的。在二零零四年九月共和党总统提名大会上布什宣称已经有一千万阿富汗选民登记参加十月份该国总统大选。但阿富汗适龄选民只有九百五十万，其临时总统卡尔扎依九月间说阿富汗合格选民只有五百万。这个美国解放者洋洋得意的阿富汗民主橱窗还没有布置好就已经注定了不可信。

和平也是如此：美国伤了别人的和平是为了保护美国的利益，别人伤了美国的和平就是“恐怖主义”。那些以美英为首的“维持和平部队”在某地能否存在，要看派遣该部队的得失之比，而不看当地百姓有无和平可言，因为这种部队在相当程度上是以和平为名义的侵略工具。科索沃和索马里是他们勉强要留下和不得不撤走的两个极端的例子。

美国右翼政界杜撰了以实力为后盾的“人权高于主权”的说道以后，就对别的国家提出任意的人权标准，但却把自己虐俘的责任推脱给基层的替罪羊。加拿大公民的人权对加拿大政府有多重要，要看该政府同谁打交道：同美国打交道时，美国如何处理比加拿大公民(例如马荷.阿拉)的人权更重要；同中国或伊朗打交道时，作为加拿大公民的人权比他(例如张昆伦)或她(例如卡泽米)作为中国或伊朗公民的人权更重要。可见加拿大公民的人权可高可低，随其政府的政治需要和能量而变。

人权和个性自由是神圣的，但近年来北美同性配偶借口“人权”诉求“夫妻”合法地位成风，同样是因为“人权”的概念正被任意解释。正常的“夫妻”应当是能为人类传宗接代的异性配偶。所以，同性结合并非结婚，同性者即使有权结为配偶也决不应当是合法夫妻。诉求同性配偶的合法化是对人类传统的践踏：既是自我否定可能成为父母的完整的人格和人权，也有负于养育自己的人类。这种迷茫还会在社会和政治领域中导致一系列不良后果，比如信仰自由与社会规范失调时“人权”更难界定，国际霸权主义者也正好在乱中为瓦解欧亚各国社会受阻的邪教辩护，无理攻击欧亚各国政府 “违反人权”。

霸权主义者除借口反共搞扩张外，其反共的根本原因在于后者是对其由资本主义走向帝国主义和战争的克星，尽管并非每个资本主义国家都能成为帝国主义国家，而名为共产主义的国家也可能蜕变为霸权主义国家。所以共产主义如何如何固然是一个命题，但如今的反共者首先是以此掩盖称霸。象台湾的陈水扁和一些教派创始人那样的反共理手对什么叫“共”都说不清。他们可能举出的任何反共理由更严重地存在于他们自身。所以于其说他们有反共意识，不如说他们为投靠霸权主义者才反共。

谁要象里根那样以为任何共产党主持的政权一碰就垮就错了。说东德人日子过得不如西德人就该同西德合并，那越南人过得不是更差吗？说共产党当政的国家就象朝鲜那样闭塞，那古巴呢？可见称作共产党国家是一回事，他们都怎么过又是一回事。这就象资本主义国家可以是二战前的法国，也可以是当时的德国、日本或意大利一样。人们倒是需要认真研究：这几年的反全球化运动到底有多少反对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国际垄断资本的成分，以及加拿大的医疗和社会福利制度与美国相比是否有更多的社会主义性质。苏联解体就证明共产主义彻底失败了吗？中国、古巴和越南不是还在继续探索共产主义之路吗？作为争取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先例，法国大革命经过成功和失败的多次反复才稳定下来，而且至今还有人认为它是历史的错误。那么苏联八十四年的正面和反面的经验对后来的共产主义者不是很重要吗？

尽管论证和推行不易，非垄断的资本主义制度和非霸权的社会主义制度并存和合作毕竟是唯一的出路，中国和西欧各国在探索中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倒是美国与任何其他国家尤其是中近东穆斯林世界，除了控制与反控制的反复较量以外，至今还没有找到适当的共存方式。无论如何，各国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和国家体制。霸权主义者“唯我民主、唯我自由”，借口改造别国社会制度而侵略别国，对自己对别人都是危险的。

参考文献

[23] Jemery Rifkin: The European dream. Penguin Group, Inc., New York, NY. 2004.

[24]`Nicole Mlade and Paul James: Reaffirming our commitment to democracy in the Americas.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August 16, 2004.
http://www.americanprogress.org/site/pp.asp?c=biJRJ8OVF&b=139408

[25] In depth: Haiti, a country in turmoil. CBC News Online. March 4, 2004.
http://www.cbc.ca/news/background/hait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