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場悼亡活動將改變中國的歷史 |
| 送交者: 方圓 2005年01月31日10:41:17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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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圓:一場悼亡活動將改變中國的歷史 說明:此文發表於十一年前,也就是一九九四年的《爭鳴》雜誌。現在重發此文,籍以悼念最近逝世的紫陽先生及探討一場新的悼亡活動改變中國的歷史的可能性 根據中國人傳統的計算年齡的方法,今天農曆七月十二日,也就是公曆八月十八日,是鄧小平的九十大壽。儘管最近關於鄧公健康的傳聞頗多,但筆者還是祈望鄧小平能健康長壽。這並不是希望他還能對大陸政局發生什麽影響,而是此公統治大陸的十五年和老毛統治大陸的廿七年比起來,老百姓的日子相對地好過得多。 他出於挽救瀕於崩潰邊緣的中共一黨專政而不得不採取的改革開放政策——亦即迫於中國人民擺脫貧窮閉塞的自身要求不得不推行的和平演變,有效地解放了生產力。鄧小平時代的大陸社會發展速度遠為毛澤東時代所望塵莫及。 評論鄧小平的功過是非並非本文主旨。這在他身後自有史家褒貶,歷史裁定。本文所關心的是在現階段如果鄧公一旦撒手人寰,如何把這一重大事件的影響之副面減到最低限度。或者說如何在鄧身後不可避免的社會變革中儘量避免社會動盪,降低變革的社會成本、減輕人民的痛苦和損失,保持中國經濟高速成長的勢頭,縮短中國多元化民主社會分娩的陣痛期,——這就是本文探討的主題。 一、悼亡活動與救亡運動 自從丙辰清明引發“天安門事件”以來,悼亡活動一直是大陸人民宣泄對現實不滿和實現社會變革的一種特殊方式。這也是專制獨裁的黨國體制和人民群眾的參政意識相衝突的一種獨特表現。 幾千年來期盼“包青天”的封建沉澱,溫馴的民族特性,思變不思亂的社會心理,求治亦求寬的歷史要求,促使善良的中國人民特別是其中的知識分子期盼在現存體制內尋求更大的生存和變革的空間。而統治者的橫蠻往往增加了被統治者的智慧。 如果統治者具歷史的眼光和宏大的氣魄,往往能把這種悼亡活動引向社會變革的軌道。當年鄧小平就是借着給“天安門事件”平反,得到人民的支持。他登上權力頂峰後,打着“撥亂反正”的大旗,將悼亡活動轉化為救中共之亡的救亡運動,因勢力利導推行其名為改革開放實為和平演變的新政,才使中共在掙脫了“十年動亂”的泥淖的沉重喘息聲中,“摸着石頭過河”,搖搖擺擺地延長了十多年的統治。 五年前,趙紫陽也企圖把聲勢浩大的悼胡活動導入政治體制改革的軌道,並籍以解決已經爆發的社會危機。可惜他器識有限,魄力不夠,軟弱動搖,下手太慢,反被保守派奪了先機,發動軍事政變,迫使鄧小平承認既成事實,血腥鎮壓了八九民運,使改革開放路線頓受挫折。中共此舉雖然保了政權,但失了民心。由於力量對比懸殊而出現的表面穩定下面已深埋動亂的禍根。新的社會變革不可避免。 歷史告訴我們:悼亡活動引發社會變革需要兩個條件:第一個條件就是社會危機的成熟——也就是統治者不願照舊統治下去了被統治者也不願繼續被統治下去了。第二個條件是當時逝世的人物得到人民的同情,或者逝世的人物代表了社會前進的方向。 筆者五年前在,《香港時報》八九年五月十五日發表的《光緒之死和胡耀邦之死》中曾經說:“十三年前,大陸人民用悼念周恩來的辦法來表達他們對毛澤東法西斯暴政的憤恨,表達他們對缺衣少食的社會現實的不滿。十三年後,大陸人民是使用悼念胡耀邦的辦法來表達他們結束中共一黨專政的勇氣和決心。十三年前,大陸人民用死去的周恩來象徵他們對中共溫和路線的虛幻的幻想。十三年後,大陸人民在死去的胡耀邦身上找到了實實在在的民主的希望。周恩來沒有給大陸人民什麽實質性的利益,只不過他的溫文爾雅的扮演給人們一種民本主義的虛幻安慰。胡耀邦在十年改革中給了大陸人民一點點寬容,一點點寬鬆,大陸人民就覺得他活潑得可愛,無辜得可憐。人們感到胡耀邦的率直大大優於周恩來的圓滑。十三年前,大陸人民只能含沙射影地高喊‘秦始皇的封建時代一去不復返了’。十三年後的今天,大陸人民敢於旗幟鮮明地爭取本來就屬於自己的民主、自由和人權。……這是一個偉大的進步。這是一個偉大民族在自己艱難的民主進程中難能可貴的一步。” 五年時間過去了。高速度成長的泡沫經濟和聲色犬馬的虛假繁榮,是否意味着五年前的種種危機已經化解了呢? 二、 五年前和五年後 五年前,中共保守派打着“整頓治理”的大旗向改革開放路線大興問罪之師。五年後的今天,中共保守派亮出“保護公有制”的破旗跟市場經濟體製作最後的拼搏。五年前,人民群眾在通貨膨脹來臨前尚有搶購物資的能力。五年後的今天,人民群眾在已經飛漲的物價面前只能望百貨而興嘆。五年前,初露頭角的倒爺跟在財大氣粗的個體戶屁股後面奮起直追。五年後的今天,當年頤指氣使的萬元戶在權貴子女開設的“白孔雀”、“藍寶石”面前望其門而不敢入。五年前,工人們吃着拌有獎金佐料的大鍋飯還能容忍現狀。五年後的今天,大鍋里已經沒有什幺好東西吃的老大哥已從“領導階級”的太虛幻境走向躁動的街頭。五年前,初嘗包產到戶甜頭的農民在經商大潮中滿懷發財希望湧向城市。五年後的今天,已經成長起來的一代人重新分割土地的需要和飛漲的工業品價格是九億農民不堪承受的雙重壓力。而中國農民祖祖輩輩對土地誠摯的感情、對土地強烈的占有欲、對土地長期投資和改進耕作技術的迫切需要,三者緊密結合形成了沖毀一黨專政的土地國有制基礎的不可抗拒的歷史洪流。這也是一個人口眾多的古老農業大國走向現代工業社會的歷史必然。 日益繁榮的商品經濟如此無情地衝擊着軍事共產主義千瘡百孔的壁壘。不論是軍官還是士兵都痛苦地掙扎在經商大海的漲價巨浪中。不管你願意不願意承認,一支知識化的軍隊都將在脫貧和脫愚的彼岸重新尋找自己的定位。 而那些從來不安分守己的學生娃娃們呢?如果說黃色毒霧正在腐蝕他們青春的健康,一旦他們在自己兄長的鮮血中站立起來,他發出的絕不僅僅是憤怒的吼聲。 因此,如同五年前一樣,統治者中的兩大利益集團都不願照舊統治下去了:他們中的一個要冒險用市場經濟救中共之亡,另一個則乞靈於毛澤東的亡魂救中共的“通靈寶玉”——公有制之亡。而被統治者中的工農商學兵在高速度成長的經濟奇蹟中發現了財產分配的不公。因此,重新分配財富、利益和社會資源,已成為迫切的要求。誰也不願照舊被統治下去了。社會危機再一次在恐懼和鉗制的深層中成熟,而且關繫着每一個社會階層、每一個社會集團、每一個社會成員的切身利益。 高速度的發展帶來的是高速度的兩極分化,高速度的繁榮帶來的是高速度貪污腐敗。而物價上漲的高速度超過發展的高速度,通貨膨脹的高速度超過工資上漲的低速度。高速度成長的財富、高速度發展的經濟、高速度形成的繁榮不僅不能緩和利益衝突,相反,只會成為一種奇妙催化劑,催化着社會變革危機成熟的高速度。 所以,五年後的今天,社會危機比五年前那次更廣泛、更深刻。悼亡活動轉化為救亡運動的第一個條件隨之成熟。下面的問題是如果鄧小平在這一危機逐漸深化(或讀作“改革開放逐漸深化”)的時候辭世,他能獲得人民的同情,成為引發救亡運動或曰社會變革的第二個條件嗎? 三、非鄧化後之鄧小平 許多論者認為,非鄧化僅在鄧小平年初健康惡化時開始。而筆者在鄧小平於八九年十一月九日退休時在阿根廷《華僑通訊》發表的《“和平演變”的可能性存在嗎——兼論鄧小平下台後大陸形勢的演變》一文中指出,早在中共保守派五年前發動了“五一九”軍事政變後,非鄧化就已拉開序幕。“六四”槍聲一響,非鄧化的號角就隨之吹響。 如果真是鄧小平下令開槍屠城,可悲的就是他自己敲響了自己政治生命的喪鐘。中共保守派在“六四”鎮壓中得手後,與其說第一個目標是追捕那些民運精英,不如說第一個目標就是把鄧小平逐出權力中心。而把鄧小平逐出權力中心最聰明也是最穩妥的方法就是把鄧小平偶像化。中共保守派不願把彎轉得太急,才師法當年鄧小平打着毛澤東的旗號反對毛澤東,也打着鄧小平的旗號反對鄧小平。 中共保守派對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恨之入骨,深惡痛絕。所以,“六四”後他們乾脆不提改革開放,相反以“整頓治理”來對抗改革開放。當時他們雖言必稱鄧小平如何如何,但鄧小平已經無可奈何。中共保守派並不喜歡一個說三道四的老人家。他們只不過是利用鄧小平的影響來克服歷史慣性罷了。所以,中共保守派正在全力以赴地把鄧小平塑成不會說話的只供頂禮膜拜的偶像。 而在“六四”後一敗塗地的鄧胡趙體系的殘餘,則利用中共保守派將鄧小平偶像化的機會想方設法把鄧小平神化。他們需要在鄧小平的旗幟下重新集結力量。更主要的是他們企圖利用鄧小平的神權來對抗保守派的市俗王權。這兩個利益集團在不同的動機下達到了同一目的——加快了鄧小平偶像化或曰非鄧化的進程。 非常諷刺的是,中共保守派雖然路線保守,但行動卻非常激進和果斷。他們到大刀闊斧的作風和他們保守的思想形成極大的反差。而中共開明派則是路線開放,而行動卻非常保守和軟弱。他們拖泥帶水的作風和他們激進的思想極不合拍。這是中共黨內生活同時也是中國現代史上的一個十分奇特的現象。筆者姑且稱為“掛錯車”現象。這一現象並非絕無僅有——在“十年動亂”中曾經以各種形態出現,造成“十年動亂”中各種錯綜負責的奇觀。不過,這已是題外之話,筆者另有專文論述。這裡還是把話題回到鄧小平身上。 把鄧小平偶像化和神化,只能使鄧小平在“六四”後一落千丈的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更加墜入萬丈深淵。這正是中共保守派想達到的目的。但鄧小平三起三落已老謀深算,當然不願意被別人挾天子以令諸侯。 當三年的“整頓治理”導致生產滑坡,保守派中的“上海幫”趁機向“北京幫”奪權爭利之時,鄧小平循老毛南巡舊制,他利用利益受到損害的地方諸侯的不滿,特別是爭取了南方沿海省份的支持,抓住了一個天賜良機——保守派的真正主帥——那位貌似謙謙君子的大姐的逝世,幾位難以駕駛的老軍頭也先後隨之西去,保守派群龍無首之際,在新軍頭保駕護航聲中發難,拋出了那呼風喚雨的“南巡講話”,上演了熱鬧的北伐,進行了他一生中最後的一次鬥爭。這次鬥爭在楊家將的槍桿子下取得了勝利,也順應了潮流和人心,萬馬齊暗的局面騷動起來。鄧小平又一次得分了。這一次得分使他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有所回升。但已大不如前了。 人算不如天算。如果鄧小平南巡時不是八十八歲而是七十八歲,更好是六十八歲,如果他南巡時還象當年拉華國鋒下馬時那樣雄姿英發,生氣勃勃,如果他當時的心智、魄力、身體許可他再來一次為“天安門事件”平反,歷史也許要改寫了。可惜,生老病死是人生不可戰勝的規律。如果說中共開明派手中最大的本錢是鄧小平,那麽,中共保守派手中最強的王牌就是鄧小平隨着年事已高而來的健康欠佳和必然出現的不能視事。 在“十四大”上,中共保守派正是在鄧小平不能視事的狀況下,利用鄧小平的昏庸和猜忌,團結一致奪下了為改革開放護航的槍桿子。而中共七十三年的寶貴傳統就是槍指揮黨。槍桿子沒有了,改革開放的航船就要觸礁。於是,鄧小平的衰弱病容在電視上亮相了。國有企業的產權改革叫停了。放出來的異議人士重新回籠了。宏觀調控又強調了。 在最惠國待遇問題上嘗到強硬政策的甜頭後,不僅恢復了核試驗並公開支持北韓小兄弟鬧核威脅了。中共保守派是不是就覺得心想事成了?也未必。你看他們驚慌失措,氣急敗壞地打出“保衛國有企業,保衛社會主義,保衛共產黨”的祭旗,不難看出這架勢不象辦喜事。 也許為了“挽狂瀾於既倒”,最近中共保守派在政策強硬化的過程中加快了非鄧化的步伐。中共保守派使政策向左轉極大地傷害了人民的利益,同時也傷害了中共開明派的利益。如果照此繼續向左轉下去,勢必加劇早已形成只待爆發的社會危機。鄧小平如果此時逝世,他推行改革開放路線會隨着他的逝去而改變甚至消失。穿慣了皮鞋的人再也不會習慣穿草鞋。人民嘗過改革開放路線的甜頭,如果改革開放路線的消失會給他們帶來痛苦,他們一定會懷念改革開放路線的。當然,他們也會隨之懷念這條改革開放路線的推行者。 歷史已經告訴我們,人民一向同情弱者。鄧小平得到人民同情的時候,正是他被打翻在地並被踏上一隻腳的時候。如果非鄧化後的鄧小平以弱者的姿態出現,或者他的進步方面重新得到人民的肯定,鄧小平的逝世可以成為使悼亡活動轉化為救亡運動的第二個條件。 問題在於:中共開明派和社會上的民主派是否願意和善於利用這個條件。 四、中共開明派的最後一次機會 鄧小平是中共開明派最後的一面旗幟。中共開明派此時已到生死存亡的最後關頭。鄧小平身後,中共保守派會抬出自己的領袖。而社會上的民主派也會產生自己的領袖。因此,鄧小平那時對於保守派和民主派都無足輕重。保守派和民主派將成為面對面的對手,開明派將失去了天平上的重量。因此,不論出於實現民富國強的理想,還是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抑還是爭取在廿一世紀的中國政局中發揮作用,這都是中共開明派的最後一次機會。 八九民運是由悼胡活動引發的一場救亡運動。這場運動要救改革開放路線之亡。因此,八九民運是一場要求結束中共的一黨專政的統治形式但不要求推翻中共統治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愛國民主運動。 在這場運動中,人民提出的擁護憲法、推進民主、反對腐敗等口號跟北京政府的主張基本是一致的。所以中共開明派並不贊成用武力去鎮壓愛國的人民。但中共開明派也並不喜歡和鼓勵這場運動。 中共開明派雖然同情八九民運,但並未立即想到利用這一偉大的運動去戰勝自己的政敵。在運動開始之初,開明派只是盼望去疏導運動、平息運動。他們口口聲聲說要相信群眾,實際上他們心目中並沒有群眾的力量。相反對群眾中的先知先覺的那部分懷有敵意,認為他們是對自己統治的威脅。所以,在原來的多次疏通中都沒聽取人民的意見,結果很不成功。等到發現保守派的陰謀,感到生存受到威脅時,大軍已經壓境。 他們知道軍隊不僅是來鎮壓學生的也是來鎮壓自己時,他們本可如葉利欽那樣振臂一呼。但他們沒有這個膽量。到了最後趙紫陽被軟禁前,有的態度動搖,有的態度曖昧,有的深藏玄機。但也有的不願坐以待斃——這主要是權力中心以外的那些智囊和幕僚,及那些與這批智囊和幕僚有往還的“知識精英”。 “三所一會”的《關於時局的六點聲明》應是他們最後一搏的綱領。可惜他們的力量沒有凝聚,也沒真正腳踏實地的去貫徹這一個無疑是正確的綱領。 紙上談兵的習慣和缺乏實際運作經驗,知識分子的超然和矜持,使他們浪費了從五月十九日到六月三日這寶貴的、足以改變歷史的半個月。 他們保衛趙紫陽的“士為知己者而死”的風骨可嘉可贊,但他們輔弼趙紫陽的軟弱無力和缺乏應變能力可悲可嘆。 最可惜的是他們越過雷池介入運動後,確無法去主導和左右運動。他們的成熟和智慧無法和群眾的熱忱和衝動結成聯盟。他們原先的疏導和後來的結盟之所以不成功,關鍵在於中共開明派和社會上的民主派缺乏暢通的聯繫管道。 中共開明派如能汲取上次運動的教訓,未雨綢繆,和黨外民主派彼此溝通,互相配合,在改革開放的旗幟下聯合起來,將成為社會變革中的穩定力量。 這股力量必須強大才能起到穩定作用,才可以阻止再一次血腥鎮壓。中共開明派除了和社會上的民主派結盟,還需要做軍隊的工作,特別是軍隊中的知識軍官的工作。軍隊如果成為真正為改革開放保駕護航的堅強後盾,或者其中的一部分能表明支持改革開放的態度,社會變革中的暴力因子可以減到最小,避免社會動盪的可能性也增到最大。 五、談談“黑手” 八九民運一開始,中共保守派就高喊要“抓黑手”。在中共公布的官方資料中,他們點了幾隻“黑手”的名:一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霸權主義和帝國主義者”。二是台港澳地區的“敵對勢力”。三是境內的異議分子方勵之、任畹町等等。 這幾隻“黑手”是不是真正的“黑手”呢?他們對運動的走向發生了什幺作用呢?應該由事實來說話。 我們先來看看“頭號帝國主義”——美國政府這隻手。根據美國當時的駐華大使李潔明先生說:“我們美國當時所能做到的,就是以第一時間給予有關人士簽證,協助他們合法離開中國。”(《開放》九四年六月號36頁)。如果李潔明所述屬實,這哪裡是一隻“黑手”?這分明是一隻滿載美國人民友誼的救援之手。同時也是給大陸政府減少麻煩之手。如果真有“頭號帝國主義”的“黑手”在八九民運背後運作,憑這個國家頭號的財力和組織能力,八九民運又如何會陷入如此無組織的狀況? 台港澳地區的中國人非常熱愛自己的祖國。在八九民運中他們捐獻的大筆金錢和物資和中共貪官污吏侵吞的巨額財產形成鮮明的對比。這些募捐都在光天化日下進行,其中的一部分成功地送到了天安門廣場,其中也有一部分莫名其妙地落入了中共手中。台港澳同胞的手,是勤勞的手,是充滿了高尚理想的手,是充滿了血濃於水的民族感情的炙熱的手。 至於被稱為“敵對勢力”也確實處於敵對狀況的中華民國政府之手,是一隻戴着白手套的只給八九民運以道義上聲援之手。如果他們有什麽耳目在活動,大部分只不過是收集資訊,了不起敲敲邊鼓而已。未能在八九民運中起到什幺重大作用。其中有的人不乏真知灼見,但很難被層峰採納。若說他們是什麽“黑手”,也真太抬舉他們了。夜深人靜,月明星稀之時,他們能撫心自問而無愧麽? 方勵之先生在“六四”前後,一直保持着獨立敢言的知識分子形象。灑脫超然和君子不黨,是方先生標榜的特點。直到今天,方先生也未捲入海外民運的圈子。所以,方勵之先生的手,是一隻揀石補天堂堂正正的士大夫之手,怎麽可以言之為“黑手”?如果當時方勵之先生真正“黑”一下,在背後主導一下運動,憑他的大智大慧,八九民運可能就不會有今天這樣的結局。 任畹町先生早已獻身於中國的人權運動。八九民運時期他在天安門廣場發表演說,大聲疾呼,振聾發聵,大義凜然。他的講話和文章時在海外發表,言之有理,光明正大,一片赤子愛國之心。至於他創立的中國第一個人權組織——“中國人權同盟”, 中共早在七九年四月將其打成“反動組織”後就轉入地下。任畹町被捕出獄後,為了他的安全,該組織一直沒有和他聯繫只在暗中儘自己的力量。八九民運中,“中國人權同盟”在國內散發傳單,在國外發表呼籲,在廣州組織遊行,把捐款送到北京,都與任畹町先生無關。中共保守派把這一切硬栽在任先生頭上,判他七年苦刑,真是天大的冤枉。 至於被中共抓了又放,在美國坦承自己是“黑手”的王軍濤先生,當胡平先生問他八九民運之前有無預感時,他的回答是:“八七年八八年兩年形勢變化很大。我們有種危機感,預感到中國要出大事,當時估計在九十年代初,結果來得更早。”可見八九民運來到時,王先生只是感到突然,怎麽可能預先在幕後去策劃操縱?王先生說:“五月十三日,研究所作出決議介入運動。……第一步,使民運內部有序化,我們做到了。第二步沒做到,大家總是達不成共同綱領。第三步就不必說了。我提出,如果五月三十日還達不成協議,三十一日就全部撤離廣場。”(以引用王先生的話見《開放》九四年六月號26頁)。由此可見,王先生等介入運動後,同樣無法左右運動。學生也未按王先生的提議在五月三十一日撤離廣場。這隻理性但影響不了運動的手和封從德先生跪在人民大會堂前呈交請願書的手一樣,都是文質彬彬書生報國之手,蒼白而不黑。中共保守派判別人這樣重的刑期,雖已保外就醫,我們還是要為王軍濤先生大聲喊冤。 六、結語 八九民運是失敗了,但失敗得光榮,失敗得悲壯。鄧小平不管是否下令開槍,都難逃鎮壓八九民運的責任。這個責任除了他,其它任何人想擔也擔不起。如果鄧小平逝世,我們悼念他,並不是洗刷他鎮壓民運的罪責。而是希望在悼念鄧小平的活動中,找到一個和中共開明派連手剷除保守勢力的契機。 在悼念活動中,我們必須給鄧小平一個公正的歷史評價。他做得對的地方,有利於國計民生的地方,特別是他推行的改革開放政策,我們必須給予肯定。只有這樣,才有利於中共開明派有台階下,找到共同的語言。如果中共開明派在鄧逝世時不成氣候怎幺辦?這也無關大局。中共開明派和社會上的民主派的對話和結盟,僅是運動取得勝利的一個重要條件,並非必要條件。必要條件是民主派自己必須汲取上次運動的三點教訓:一為管道不通,二為黑手不黑,三為領袖天真。 我們希望海內外民主力量在下一場民主運動中,能夠形成一個堅強的領導核心。第一要將“黑手”鍛煉成能組織群眾、引導群眾、理性策略、靈活應變的改天換地之手。第二要建立和疏通與各種政治力量包括中共各派別的對話渠道。彼此了解,互相溝通,消除誤會,取得共識。一切有識之士為了民族復興和社會進步結成緊密的聯盟,迎接一個全體中國人當然也包括共產黨人的免於仇恨和暴力、免於恐懼和匱乏、人人享有言論和信仰自由的明天。第三要產生成熟而不圓滑,果斷而不獨裁,執着而不頑固,理智而不軟弱,敢於承擔責任而不沽名釣譽,有遠見卓識而不誇誇其談,心地光明而不專橫跋扈,謙虛謹慎而不虛偽做作的領袖。須知這是帶領十二億人民進入廿一世紀的無私無畏的領袖。 我們也希望能夠海內外民主力量在即將來臨的民主運動中提出切實可行的綱領和口號。在實現民主憲政的旗幟下,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帶領中國人民反腐敗,求生存,健全法制,平穩過渡。這樣,社會動盪就可避免,社會成本就可降低,人民的痛苦和損失就可減少。對鄧小平而言。也是物盡其用,死得其所了。 中國人民經過“六四”血的洗禮和五年的磨練,是成熟的時候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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