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鞭炮聲中話春節
送交者: 歪脖子樹 2005年02月04日10:36:37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往事追憶】

               鞭炮聲中話春節

               ·歪脖子樹·

  從小就愛放鞭炮

  小時候我央告母親:“娘,別給我做新衣裳啦,省下那份錢買成鞭炮吧!”母親對我的懇求一點也沒有通融的意思,還奚落說:“真是你爹的好徒弟!”

  父親也愛燃放鞭炮,是大人們玩的那種“大兩響”,粗細如擀餃皮的小擀麵杖,半尺多長。還記得父親左手把我攬在懷裡,右手托着我的手臂,我的小手裡捏着一條燃着的芝麻稈,湊近蹲在院中的“大兩響”。一旦藥捻嘶嘶地發火星,父親並不跑開,抱着我一轉臉,背對着發射中心,只聽得“咚”一聲巨響,院子被震得晃悠,耳朵嗡嗡叫。稍稍停頓,又“嘎”一聲空中開花,響聲傳出八里地遠。

  進入臘月,我喜歡跟着父親趕集市,我會在鞭炮攤子前磨蹭半天,父親總會讓我有收穫,塞給我一包鞭炮,說:“這個藏好,別讓你娘看見!”

  我娘似乎對我們父子的小陰謀早有預料,在出門之前就說:“不要再買鞭炮了,那東西能當吃還是能當穿?”

  鞭炮不能當吃也不能當穿,卻給我比吃穿大得多的興奮。

  我們幾個孩子試着把“鑽天猴”發射到村邊歇息的雞群里,“鑽天猴”冒着火星在雞群里茲溜亂鑽;那一貫驕橫的大公雞,象風葫蘆似地滿地打滾;母雞們四下飛竄,老遠地衝着我們咯嗒咯嗒叫。嬸子大娘們探出頭來衝着我們斥罵:“你們這幫缺德鬼,母雞驚着了就不下蛋了!”

  母雞是不是下蛋或者下軟蛋,是老娘們操心的事,咱可沒那份閒心思。

  我看了連環畫田單擺火牛陣大破燕軍,馬上就來了靈感——我們幾個孩子來到生產隊場院,接近一條大黃牛。有人拿一把草站在牛頭前引誘着,有人假惺惺地拍着牛脖子和它套近乎,假動作做足了,最後悄悄在它尾巴根子上拴上一掛小鞭炮,點着藥捻,大家唿哨一聲,跳到牆頭上。鞭炮“啪啪”一響,那牛頓時大亂方寸,一反平時懶散憨態,四蹄生風,狂奔亂跳。直到鞭炮放完好一會,還口吐白沫,呼呼喘氣。這時候我發覺牛的尾巴不光是悠悠蕩蕩地打蒼蠅,原來還十分靈活。先是拼命揮舞想甩掉小鞭炮,後來又象人手一樣不斷撫摸着牛胯,我想,那地方怕是被鞭炮炸痛了。

  也有的俏皮鬼把鞭炮帶到學校,蔫不溜地在女同學腳下塞上一隻。不過我是從來不做那種事的,倒不是怕老師罰站,原因在小女生本來膽小,你就是把她們嚇得唧唧哇哇叫出鬼來,也不算什麼本事,再說也沒什麼看頭。

  鞭炮訴說悲歡年

  1957年春節,父親給我買的鞭炮最多,有六包。弟弟比我小兩歲,鞭炮遞減,也有三四包。父親為自己買了幾把大兩響,還格外買了禮花。那禮花是用膠泥捏制,狀如沒把的茶壺,點燃後噴出兩三丈高的火樹,滿院子的明亮閃爍,很為壯觀。

  那一年五穀豐登全家樂,靠父親硬抗着不加入高級農業合作社。從合作化運動以來,包幹動員父親入社的黨員就是本家的一個侄子,父親訓他說:“別人我看不透我還看不透你嗎?平時好吃懶做,有個錢到集上喝一壺小酒,地里的莊稼苗都被草吃了,也懶得鋤。再看你們曹社長,走南闖北本事不小,一上賭桌就下不來,一宿一宿地賭錢——現在你們一積極挑頭,都弄個大官小官噹噹,由你們當隊長、社長的,能搞好嗎?”

  最後,全村剩下兩戶貧農,一戶下中農,一戶上中農抗着不入社。在一個晚上,幾十個黨員和積極分子,忽然堵住家門,拉上牲口就走,父親直着脖子叫喊:“俺不入社!俺不自願!”可被一伙人堵在屋裡動不了身,等到牲口沒影了,才有人說,“對不起啦,叔!上級有指示,咱這兩天就得把高級社辦起來!”

  父親的火氣更大了,你們越是這樣,我就偏不入!牽走的驢子我豁出去不要了,再買一條,也要單幹。父親成了四家單幹戶的首領,他們經常聚在我家研討農事。父親說,今年雨水大,我們開河灘地吧!

  河灘地是一望無際的沙灘,怕旱耐澇,通常收成不大。人們種沙灘地是碰運氣,收不回種子來只當是行善,餵了鳥雀蟲蟻了。偏偏1956年雨水特別充沛,沙灘地的豆子長勢超過好田,收穫季節忙不過來,請親戚朋友七八個人幫忙,父親不停地一車一車往回運豆子,家裡的糧食大囤滿小囤流。過年殺一口肥豬,還宰了一頭牛。

  那是這個小康農家最輝煌的時刻;那一年的春節,也是慶祝儀式最隆重的一個春節。幾家單幹戶的風光,給農業社社員作了“很壞”的示範作用,人心不穩,要求退社的人越來越多。社長曹記德給社員們吃定心丸:“你們別眼饞單幹戶日子過得紅火,他們受罪的日子在後頭呢!不能只看賊吃飯,不看賊挨打。”

  果然,父親的厄運開始了。

  一入冬天,父親老是被工作組傳去參加“辯論會”,村上經常組織了隊伍到我家門口轉圈遊行,鑼鼓震天響。工作隊老趙帶頭呼喊口號,開頭還很溫和,“社會主義好!”“走農業集體化道路!”後來漸漸激烈,呼喊“走資本主義死路一條!”

  街上出現批判父親的大字報。有一幅漫畫很生動:畫着父親趕着一條瘦毛驢,氣喘吁吁地和農業社的大拖拉機作拉力賽。父親的前方一條彎曲狹窄小路,用箭頭標着“資本主義”;拖拉機高大威武,雄赳赳地開向社會主義。漫畫配有打油詩:

  單幹戶,真可惡,背道而馳拉倒車。

  父親在辯論會上說:“我交足了公糧,我一戶賣的餘糧比你們一個小隊還多,我錯在哪裡?”會場馬上響起口號壓制父親的發言,並讓父親站到板凳上,“提高提高社會主義覺悟”。父親剛上去,就被人一腳將板凳踢翻,撲通摔下來;另一個單幹戶叫金連的,和工作組頂撞幾句,還被繩子吊在梁上。父親氣得大病一場,臥在床上起不來,左半邊身子和右半邊身子溫度不一樣,一隻手涼、一隻手燙。醫生說,是心火太大,嚴重的會發展成半身不遂。可是農村社會主義運動不能停頓。一天晚上,十一點鐘左右,農業社派出一輛馬車停在我家門口,當時父親正因病臥床休息。但他們哪管這些,幾個人把父親架到車上,母親見狀,慌慌張張抱了床被褥 給父親鋪蓋好。馬車後面,工作組老趙領頭呼着口號,一夥遊行群眾尾隨押送到村口。父親抱病被馬車拖入監獄。

  其餘三家單幹戶,見政府真的動硬的了,紛紛入社。單幹戶吉造叔對母親說:“看來胳臂擰不過大腿,嫂子,你也趕緊入了吧,把俺哥弄出來要緊。”當家的入獄,母親失去主心骨,惶惶不知所措。一位好心的黨員,指導着我,以我父親的名義,用小學生歪歪扭扭的筆跡,寫了入社申請書。

  入社申請書

  河北省正定縣西里雙村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

  兩年多來,使我充分認識到農業生產集體化的優越性,現在,本人自願加入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走社會主義康莊大道。望給予批准為盼。

  申請人:孫黑翠 1958年X月X日

  申請書上遞農業社之後,農業社派了幾個黨員幹部,到我們家裡把糧食、棉花、花生打包裝袋,用車運走。幾個人出出進進忙碌了半天,最後給我母親留下一張收條,壓在窗台上。街上看熱鬧的人不少,有的說:“瞧這單幹戶,家裡糧食真他娘的海啦!”

  我們加入農業社之後,家裡一切財產都歸農業社調遣。臨過年,有的軍烈屬還沒肉吃,找到社長要補助,社長就開了條子,讓軍屬到我家來領肉。那時我家剛殺了一頭肥豬,母親就招呼我小叔叔用鍘刀分開整片帶骨肉。我叔叔正要憋足力按下鍘刀,我靈感又來了,叫嚷:“老包鍘陳世美羅!”小叔叔禁不住撲哧一笑泄了氣,手一軟差點栽個跟頭。我母親也被逗笑了——這是我父親入獄後家裡發出的唯一笑聲。

  隨後小叔叔訓我:“你這孩子就不知道個愁,天都塌了還顧得上油腔滑調!”

  儘管母親對農業社的指令百依百順,父親還是沒放出來,母親心急如焚、神不守舍。在做飯時,她經常忘掉拉風箱,抱着風箱杆嚎啕大哭,灶火都熄滅了。有一天早上,母親哭過一陣,冷靜下來對我說:“你爹這一輩子就吃虧在脾氣太剛,認死理不打彎。你去社長家,替你爹服個軟。就說,‘俺爹過去錯了,你就看在俺們小一輩的沒人照應,饒了他這一回吧。眼看快過年了,你就讓俺家過個囫圇年吧!’他不答應,你就給他跪下。”

  我不想做這麼丟人現眼的事。母親就隨手撈起掏灰扒子朝我背上打:“你爹算白養活你這小子啦!”

  我被逼無奈,用袖口擦着淚走出去,母親還在後面叫:“記住,見了社長叫爺爺!”

  感謝老天,正好社長開會不在家,母親給我編排的丟人現眼的活報劇沒有演成。否則,我會羞辱一輩子。

  1958年的春節,是我們家最悽慘的春節,父親在監獄蹲着,我們也沒鞭炮放。

  無聲無息饑荒年

  1960年,飢餓的陰影籠罩全國,農民們頭頂上的那塊陰影似乎是更加厚重,壓迫的人們要死要活的。全部的春節慶典,簡化到全家坐在一張桌前吃頓水餃。可是家裡刮淨瓮底,湊不夠捏一頓水餃的麵粉。母親就用紅薯面充數,紅薯面看起來也挺白,煮熟了卻變成咖啡色。一口鍋里,飄着黑白分明的兩種水餃,母親手中的笊籬長了眼睛,給我和弟弟的碗裡多盛白色的,他們盛黑色的。我看在眼裡,酸在心裡。就堅持自己撈水餃,也揀黑色的吃。團圓飯吃過,居然還剩下半碗白面水餃。

  母親招呼父親:“孩子他爹,大過年的,你也吃幾個白面的呀!”

  “我嘗過了,剩下的給孩子們留着吧!”父親一面喝着餃子湯,一面很平淡地回答。

  父親當時反覆琢磨的是,如何讓這一家子平安活到下一年,哪裡還有心思放鞭炮!再說,市場上也沒有鞭炮賣。全村過年,都鴉雀無聲,即使能吃上白面水餃的人家,像隊長、支書、保管員這些人,也不會張張揚揚,他們怕引起公憤,遭社員罵。

  人心死了,鞭炮聲也絕了。

  自己造鞭炮,造出亂子來

  我還捉摸着自己造鞭炮。早兩年我對父親說,咱們買火藥自己做大兩響吧!父親說:“我的好兒子,這事可不是鬧着玩哩,你弄上二斤火藥在這兒一擺,咱家房頂得讓你掀掉了。還記得你聾子大伯的事吧!”

  聾子大伯本來不聾,抗戰勝利後那年冬天,不知道他從哪兒弄來一個地雷,就想着用裡面的炸藥放鐵銃。他把地雷放在一張矮地桌上,人坐在炕沿上,兩腿分開,地雷正處在兩腿中間。在他拆卸引信的時候,轟隆一聲爆炸了,地雷一分兩半,向前飛的一半把牆打穿了籮筐大一個窟窿,向後飛的一半把炕炸塌了。大伯的臉被火煙噴得像黑鍋底,褲子上的棉絮直冒火星……街坊們聞聲趕到,把炸暈的大伯抬到院裡進行搶救。後來大伯說:“我明明剛才還在屋裡,怎麼一睜眼滿天都是星星?”

  大伯的耳膜震壞了,從此和他說話就得象吵架似地大聲呼叫。父親說:“你聾大伯命大,地雷在手上摁着,竟然沒少胳臂沒少腿。幸虧咱們八路軍造的地雷不靈光,有的地雷炸得咧着嘴就是不開花。一次日本鬼子踩了高平村民兵的地雷,當場掀倒了兩三個,其餘大隊人馬“刷”地一下子全臥倒了。等到鬼子整隊出發,被掀翻的兩三個鬼子也拍拍身上的土爬起來了。八路軍兵工廠的人都是小爐匠出身,鑄個生鐵鍋什麼的還行,造的地雷外殼厚薄不勻,開不了花,沒殺傷力,打了幾年地雷戰,也沒炸死幾個鬼子——————”

  父親見我膽子越來越大,就經常用聾大伯的故事嚇唬嚇唬我。

  1963年,大饑荒開始緩解,那個賣“山東鞭”的老頭,幾年不見,人們以為餓死了,想不到他還活得好好的。入臘月後,老頭又出現在里雙店集上擺鞭炮攤子。看樣子,人們又想揀回幾乎遺忘的春節。

  那一年我們家有慶祝春節的充分理由,就是我考取了正定一中。正定一中是河北省排名第一第二的高中,歷年大學升學率在80%以上,(在全國亦屬罕見)能進入一中,意味着跳出了農村苦海。從我考上高中起,給我保媒的、說媳婦的、介紹對象的絡繹不絕。家裡一掃多年的晦氣,有些吉慶氣氛了。

  我想有好幾年沒放鞭炮了,得玩點新鮮的。就舊話重提:自造鞭炮。我對父親說,五毛錢只能買一把大兩響,一斤火藥也是五毛錢,不如買火藥,由我去同學家學制炮杖。一斤火藥可以造八把呢!母親認為這是危險行當,不想答應。父親說:“孩子大了,知道事情的輕重,願意試試造炮杖,就試試吧!”

  我收集了一摞舊課本,和火藥包一起整整齊齊地用包袱裹好,左肩右胯地那麼一背,滿像戲台上的秀才赴京趕考。只不過我那行囊里的書本,不是用來讀的,而是用來卷炮筒子的。

  我步行到塔底村同學家裡,住了兩個晚上,學習製造炮杖手藝。塔底村有製造炮杖的傳統,村裡有卷炮筒的簡單機器、裝填火藥的模具。我們邊做邊試放,很快掌握了火藥燃燒的時間、泥錢隔離的厚度、炮筒的厚度及硬度等參數,做出了專業水平的大兩響炮杖。在我這個“趕考秀才”回家時,已經“功成名就”,行囊里背着六把炮杖了。

  春節除夕,村子裡響起零零星星的鞭炮聲,上氣不接下氣,相比之下,我的自製大兩響卻聲奪四鄰。常言道:得意忘形就要樂極生悲。這一點也不假,大年初一就出了事故。

  初一的早上,天蒙蒙亮我就又開始放鞭炮,結果連續出現升空後絕火的事情。“咚”一聲起來了,側着耳朵聽第二響,卻毫無動靜。稍後,絕火炮“撲嚓”一聲摔落到院子裡。弟弟揀起落地的炮杖,一邊蹦跳,一邊唱:

  “你家的炮,瞎胡鬧,光有捻子沒裝藥!”

  這首歌本來是我們常在鞭炮攤販前起鬨唱的,只要小販試驗放的鞭炮絕火,或者響聲不脆亮,小孩子們會齊聲這樣喊叫,逼得小販只好繼續點燃鞭炮,直到叫好為止。弟弟唱完一遍,又唱一遍。忽然“嘎”一聲,第二響在他手裡爆炸了。這支炮不是絕火,而是慢發火。

  弟弟應聲倒在院子裡嚎叫,左臉被泥錢、火藥碎粒打成一個個小血點,眼睛很快腫得擠成一條縫,什麼也看不見。醫生趕到後,掰開眼皮,用蒸餾水衝出不少泥土。天亮後,拜年的街坊鄰居陸續趕來,他們很快發覺這一家子有點不對勁。

  “屋裡哪個孩子生病呀,一個勁地哼哼?”

  “唉!別提了,老二剛讓炮杖崩着,你看,這大過年的!”

  “別着急,過了這一劫,你們家晦氣放完,以後都走好運了。”

  63年春節,帶有樂極生悲的味道。

  1969年春節,文化大革命進入清理階級隊伍階段,中央文革和國務院發出聯合通知,要求移風易俗,過一個革命化春節。革命化的內容包括:不訪親探友,堅持鬥批改,留在原單位鬧革命。工、軍宣隊還加上一條不許放鞭炮。從63年我自製鞭炮炸傷弟弟後,我已經克制幾年沒玩這東西,經工宣隊一提醒,心痒痒的非再過過癮。我站在五樓樓梯天井處,點燃了鞭炮就扔下來。鞭炮大約墜到二樓爆炸。在樓里放鞭炮,共鳴效果強烈,聲音顯得格外宏亮,餘音不絕,弄得滿樓皆驚。校工軍宣隊認為這是向工人階級領導挑戰,召集各級領導開會,抓階級鬥爭新動向。但是他們把作案地點鎖定在一二樓,調查不出結果來。我們班好些個同學也都知道是我作的怪,大家都裝糊塗,折騰一陣,也就不了了之。這一時期青年學生的精神狀態,處於躁動不安而且對當局存有一種反叛心理。

  鞭炮聲聲是民聲

  87年春節,我感受到改革開放後農民生活的變化:農民臉上有了一縷笑容;除夕的鞭炮響成一片,幾乎一夜未停,而且鞭炮的品種繁多,閃光炮,彩色禮花,時時升起,將華北平原的夜空點綴得十分美麗。我站立在房頂上,環顧四周,只覺得自己被一種歡慶的氣氛包圍。母親說:“這會兒的熱鬧勁,比得上過去紅火年頭了。”改革開放後的農村有一種發自內里的活力,不用電台鼓吹,不用報紙引導,農民從心底里自然流露出一種輕鬆情緒。在除夕晚上,藉助天空連綿不斷的鞭炮聲,閃爍的彩色禮花,做了真情表達。

  遠在70年代中期,正定縣成為長江以北第一個糧食畝產過千斤的縣。人民日報發社論:“祝賀正定縣跨過長江”。電視台高調宣傳,電影製片廠大拍記錄片。為了拍好一個鏡頭,從公社書記到大隊長,都忙得腳不沾地,指揮着拖拉機怎麼個排列,姑娘們擺個什麼隊形——這種自上而下傳播的喜訊,由官方操辦的繁榮,只能給縣級和公社級領導階層帶來興奮,幹部因此紛紛升官。相比之下,老百姓卻顯得很冷漠,他們沒感到生活有什麼實質變化。畝產提高,成本更高。農民春天貸款買化肥、種子、農藥,買柴油交電費,秋天賣糧還貸款。收支相抵,所剩無幾。農民辛苦一年,只是把國家貸款轉化成國庫的平價糧。70年代的正定人可以吃飽飯了,卻沒有擺脫貧困。在那個年代,沒有人對“農業學大寨”說個不字,你只能從除夕夜稀稀落落的鞭炮聲,判斷出老百姓不肯鼓掌。

  到美國定居十幾年了,對國內情況越來越生疏,聽到各種消息,有的甚至完全相反,有說農村富得流油,新房子不斷出現。可我又聽我妹妹說,她給人家磚窯拉小車,一天掙十元八元,剛夠買一罐可樂。普遍的說法:農民錢多了,可是錢也更不值錢了。農民有一怕:怕生病,住幾天醫院,可能落個傾家蕩產;有兩愁:一愁孩子上學交不起學費;二愁兒子娶媳婦花費太大。改革初期鬆綁的輕鬆,又被沉重的苛捐雜稅代替。農民依舊生活在社會下層,社會不公正現象有增無減,牢騷情緒又日漸嚴重。

  對於這些,我有一個簡單的判斷方法:到農村去,聽一聽除夕的鞭炮聲。

  我向胡錦濤、溫家寶獻策:在農村設立鞭炮聲記錄站,將鞭炮聲音的強度和密度用分貝儀記錄下來,由除夕晚上六點鐘到初一早上八點,做積分運算,得到的數據,歸一化以後,作為農民當年實際收入的指標。這比起由國家統計局造出來的數據精確、可靠得多。免得好端端的“胡溫新政”,被下級矇騙,重走毛澤東盲人騎瞎馬的老路。何況花費並不多,只要從你們封鎖網絡的金盾工程預算里,撥出一個百分點就足夠了。

  農民呀農民,願你們年年鞭炮隆隆慶春節!

□ 寄自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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