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安倍政府，在強大的國際和國內輿論壓力下，於投降70周年紀念日來到之際（8月14日），作出某種“道歉”的表示。這其實是包括中國和韓國（或者還有部分有良知的日本人和美國人）在內，在輿論甚至行動上，一起向安倍政府施壓的結果。等同於“變相強迫”安倍道歉。不但日本的精英統治集團心裡不服氣（他們始終不承認被打敗、投降，而稱之為“終戰”），連主張“以理服人”的科學《新理論》也很不以為然，認為“強扭的瓜不甜”、不值得為此驕傲、自豪。因為這種做法在表相上，跟那些『到人家裡強行乞討的“叫花子”行為差不多，』要是跟“三國演義”中，古代諸葛亮“七擒孟獲”的事例，或者跟當年發生在西德總理勃蘭特身上著名的“華沙之跪”（指發生在1970年12月7日，時任西德總理的威利·勃蘭特，在華沙猶太隔離區起義紀念碑前下跪，而獲得普遍諒解，並因此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一事）相比，在意義和效果上，還相差甚遠，完全不在同一個數量級上。

其實在科學《新理論》眼裡，日本人和他們的大和民族，就是當代版那個孟獲式的酋長國。因為他們本來的文化根基就淺，當初就只是似懂非懂地，從唐朝的中國人那裡，學得了一點連中國人自己都沒有正確解壓縮的文化皮毛。再加上後來又吃了西方“獸文化”以力服人的虧，馬上就對那個“叢林法則”崇拜得五體投地。並從此改換門庭（全盤西化），靠當初從科學、先進、優秀並被壓縮（zip）了的中國文化那裡，歪打正着地、獲得的一點“小聰明”。不但在後來的幾次中日戰爭中，把自己的“東郭先生”般老師。打得一敗塗地，更靠武力從滿清政府那裡敲詐勒索來的真金白銀建立起來的現代化工業基礎。把自己武裝並強大到不知天高地厚的地步。以為自己這隻“進化論”中的猴子後代，也可以靠叢林法則，起碼在亞洲所謂的“大東亞共榮圈”里“稱大王”。所以在跟希特勒的納粹德國一起發動的“二戰”中，把動物的天性本能，通過“慰安婦”和“細菌戰”的行為表現，從負面實實在在、淋漓盡致地，發揮到“禽獸不如（連真正的動物畜生都自愧不如）”的地步，必然地引起了“物極必反”的結果。作為一個整體作惡的民族（比如南京大屠殺和731部隊戰士的行為）而言，終於天理昭昭、惡有惡報地，遭到“吃原子彈”的因果報應，也算是罪有應得。完全是“怨不了天（譴），也尤不了（美國）人”的自作孽（不可活）。所以當年美國人投的那兩顆原子彈，對應於日本所犯下的滔天罪孽。應該客觀地被看成是某種“替天行道”的結果。作為民主的“大眾皇帝”代表，任何日本政府，都完全不能因果顛倒地、把自己說成是弱勢的“受害者”，而去討什麼“公道”。

不過科學《新理論》認為，在“慶祝日本投降七十周年”之際，中國人最應該做的，不是站在前人壯烈犧牲的墓冢前“歡呼勝利”。而是要在“慘勝”的不堪記憶中“痛定思痛和反求諸己”。因為根據“事出必有因，有因就有果”或“蒼蠅不叮無縫的蛋”的中國文化哲理，我們更有必要以自己近代史上的慘痛教訓為鑑，對自己的領袖和整個民族，進行徹底的反思、檢討並設法加以糾正，以免再一次“重蹈覆轍”。因為被西方錯誤社會或經濟理論誤導的“大眾昏君”，是必定要犯“第二次同樣錯誤”的。中國和世界的近代史實，就是證明！

其實，按照科學《新理論》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以及毛澤東的“矛盾論”理論，中國人吃的不是因“日本人太強”、而是因為自己在全心全意地“窩裡鬥（兄弟鬩牆）”導致的“大虧”。這已經無需重複贅述，只要從國共雙方正在陸續解密公開的歷史檔案資料中，就知道了。

所以竊以為，兩岸三地中國人的當務之急，就是要以“知恥者是為勇”的勇氣和決心，反思、檢討並開始糾正自己“內鬥內行外斗外行”的痼疾、以及“家不和外人欺”的沉痛教訓，真正根據“識時務者為俊傑（不是機會主義的小人）”的啟示，認識到整個人類社會面臨的“群龍無首”危機。重新找回自己的文化天命感。從而爭取另闢蹊徑地在全人類面前“瀟灑走一回”。只要我們真正遵循科學解壓縮後的中國文化（而不是胡亂解壓縮），一切都將“迎刃而解”。

這是絕對做得到的（不是譁眾取寵的紙上談兵）。其判斷標準，就是：看看自己的所說、所作、所為，是否能“以理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