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空与大海，没有烟云与风暴，两片无边的蔚蓝，相互拥抱纠绕。一切寂静，这就是宇宙的真面目？在于如镜面的海水下，掩映着嵯峨的海底世界；在万万干干的暗礁中，正穿行着强大的潜流，不为人所见。这才是心灵界域的真面目。

秋雨潺潺。窄小的门帘之外，是一幅广阔的雨幕。人类在自然秩序中的渺小，意识在文化洪流中的倏忽……反倒诱使有限的心灵去遇想无堪的宇宙之流 生命之流，文化之流，意识之流，浑然于此交汇。此刻此地，"此在者":望见了心灵的潜流。

埃及的《金字塔文》和《亡灵书》、巴比伦的诸史诗，希伯莱的《旧约》，希腊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大史诗，印度的《吠陀》，波斯的《阿维斯塔》，中国的"五经"以及马雅人那些尚未完全被破译的"铭文"－－诉说了一部部心理压制的史事。早在文明诞生以前，心灵界域的暗礁与潜流就有了。文明的分层分化，也许加剧了心灵的骚动(同时又提供了若干类型、若干剂量的止痛剂)，但并不是文明创造了这些骚动。相反，骚动乃是文明之源。

往昔灰飞烟火。时间的巨斧把生活之流、文化之流、心灵之流、幻梦之流切为片段零章，时间的巨磨又把它们碾得模糊变形。恢复原貌,是历史科学(尤其是考古科学)的一个理想，但现在看来，我们离这理想还十分十分遥远。

《韩非子，大体》篇有段名言，道出了历史的本质："故至安之世，法如朝露，纯朴不散。心无结怨，口无烦言。故车马不弊于远路，旌旗不乱于大泽；万民不失命于寇戎，雄骏不创筹于旗幢；豪杰不著名于图书，不录功于盘盂，记年之牒空虚。"这就是说，至安之世的幸福，是建立在没有历史的前提上的。历史越丰富的社会和民族，就越背离了法家关于社会幸福的认识(尽管有人认为《大体》不出于韩非之手，但总观全篇，依然代表法家思想)。因为法家的幸福，在气质上极近道家的幸福(无怪传统上认为法家出于道家)－－那是一种消解压制与反压制的无力无为之境界。一种以顺乎自然为手段，而力图长葆自然力的神秘境地。

但对生活中(而非理念中)的人类而言，这理想也许是太高了。我们看到，对卷入了历史涡流的文化人类，一切幸福都来源于并体现为，对压制力量进行消解；而不是听任压制力量自行消退。而压制力量的各形态，都以心理的压制为枢纽。对过于敏感的心灵，无论是无机界域的压制、有机界域的压制、社会界域的压制－－都只是心理界域各种反击力量的外射与假定，只是心理压制所借用的一些"影子"。惠能就是如此。当众僧争论说到底风吹幡动，还是幡动显出风吹时；他站出来指点说："不是幡动，不是风动，仁者心动。"举座闻之，无不惊服。因为这是在一个"明心见性"的宗旨统治人们的时代，爆出的新电光。

各种唯心主义者(尤其是被称为"主观唯心主义者"的纯洁派人士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极端派人士)都是这样一群"一元论者"－－他们把不同的界域混为一谈了。心理的界域升格为主宰的界域。其实，它本是诸界中的一界而已。究察一元论的主因，在于他们的心过于敏感。敏感了，就过于推崇感觉；就过于认定某一元素的主宰性。但一无的绝对观念，又使他们的智慧，洞察到感觉世界的虚幻性，发现了人的感觉在大千(即诸多)世界的冲突挤压下，是飘忽不定的……出自幻灭的深刻悲怆，出自安慰心灵的无能为力，他们起来宣传，其余的世界才是飘浮无定的，因而形同子虚；只有把得救之道，寄托在心理界域的构筑上……

诸如此类的一元论，其基础是有关"唯界域"的大胆假设；此等假设，以繁多的名目、自相标榜的对立，流行于世。公平地说，这可算是文化人类一大通病。表现为唯心主义的那种一元论，并不是糊涂或蒙昧的结果！而是过于自我中心、又过于明敏的心理产物。唯心主义看到心理世界对哲学和生活的某种重要意义，于是便将之绝对化了。力图用心理世界，去代替并主宰其他世界，从而陷入新一轮的迷误。这在根本上无助于文化人类直接增进自己在其余世界界域的生活优势。唯心主义的理想精神和功利主义的狭隘精神，就这样构成了生活态度上的缺陷。这一缺陷，来自生存上的病态反应。

实际上，人对其他生物的优势，不仅在于他有"一颗心"；而且在于，这颗心又是人的社会性需要的曲线投影和生物性需要的隐蔽所。

心是切实有用的。它不是观赏品或供奉之物；它是人在面对(与自我对立的）诸个世界(社会、生物、无机等世界）时，千锤百炼出来的一点灵犀。这灵犀起着判断环境、指导生活的功利．作用；同时，也通过宣泄情感来实现自我平衡。心的这种有机能力很难分析。电脑发展的前景，在今天看起来几乎是无限的。但很难设想电脑时程序，能顶代人心的变化而替人设计生活的目的。

没有必要把"心"和"理"混同起来。心是理的原生态，理不过是心的一时一地的表现。用理去研究心，是现代学术界的一项时尚；它用科学的方法和语言，去捕获科学语言以外的东西，以便在各个精神领域，确立科学的绝对秩序。用这种方法("心理学")固可弱化心、理之间的不和谐音程，但也潜伏着一个隐患：用一时之理去框架万世之心，用文化的素养代替了本能的素质；用社会性去平衡生命性。

什么是灵魂？

灵魂是高于心智的某种东西。

那么，既然灵魂高于心智，就是我们的心智完全不能理解的了；因此也就是我们无从谈论和认识的了！

任何决定，包括科学的判断在内，都难以尽除感情的作用。感情的深化与异化，导致意志的改变和观点的转移，以及行为上的重新抉择。人的心理场本身，被迫在各种条件下，成为《老子》所说的"为道日损"的实验场地。

是心理上的压力驱使着人，对前人、他人及其文化作出理解；同时，又是心理上的反压制力，阻隔着人真正接近他人及其文化的核心部分。客观的理解，要求把心理上的逆反力量降低到近乎零度，而这，是与人的理解功能互相矛盾的。

精神分析学派的一大功绩，就是教人如何去摆脱心理上的压力，以此补缀那因承受不住压力而破碎的心。但心理治疗是有限度的。碰到社会壁垒的压力时，一切分析与医治，都只有缓解、麻痹、转移的作用，而无根本的疗效。我对精神分析学派首先兴起于天主教国家(法国和奥地利），一点不感到奇怪－－那里有的是神父给人听忏悔的传统！巫与医，在原始民族那里共通，在现代文明中也存在这种归一现象。"精神分析医生"正在扮演着世俗社会里的科学神父的角色！罪人的忏悔与病人的述说，都在喃喃低语中减轻了自己的压力感－－这就是近代至现代的忏悔仪式的历史价值之所在？

新弗洛伊德主义更强调社会因素，它比较聪明地看到了另一个界域。它甚至有这样一个雄心，通过社会改革，去实现精神分析术所达不到的疗效。因为它发现，社会的压力对人的影响，是人类病态的一大根源。

“人本主义良心是我们的全人格对其机能正常或机能失调的反应……良心评判我们作为人的机能活动；它(正象 conscientia 一词的词根所表示的)是人本身内部的认识，对我们在生活艺术中各自的成败的认识。（埃里希·弗洛姆：《为自己的人》162页）

生活艺术的成败，对身心健康，比医学的治疗，具有更根本的作用。这一点，早在19世纪就有人看到了。尼采在他的《朝霞》中用一句格言写出了对此疗效的认识："精神病的急救方－－胜利！"所以，耶稣不能实现的拯救，凯撒倒可能予以完成。耶稣承认"上帝的东西归上帝，凯撤的东西归凯撒"。但耶稣的教导被认为似乎过时了，因为他只区分了两个界域。

更深入一层地研究及认识，当能发现新弗洛伊德主义也不能解决人的精神出路及心灵病理问题，各种社会改革的可能性，都是受到严格限制的。最大的限制还不是来自文化的传统、心理的惰性、技术的贫乏、思想的枯竭等方面(这些已经够麻烦的了)；而是来自生物的世界。不仅是在人之外的人与共存的生物世界；还是人自身的生物场！这个无言的裁判，却是社会的至尊。人及其文化的基础是某种特化的生物性，这种特化生物性使人不同于其他生物但更不同于一部理性的机器。它决定了人在社会性的创造中能走多远。爱德华·奥斯本·威尔逊等人研究并宣传的社会生物学，正有补救新弗洛伊德主义之疗效。尽管二者所走的道路完全不一样。

科学家们说，人类的远祖，是某种在宇宙的汪洋中遭遥自在的浮游生物。迄今在我们身上还保留着它的残余特征。正是这些微不足道的禀赋，使人的高度文明，建立在一个韧性极强、难予摧毁的基础上。你可以推倒文明的大厦，但堵塞不住重建它的要求。人所拥有的潜能难以捉摸，这使他变得"复杂"：人，可能十分渺小，但正是这渺小促成了他的伟大；人可能十分卑劣，但崇高恰恰来自卑劣。有的人身上的反压制力，甚至达不到理性水平，仅止停留在一般的生物水平上。他们的心理世界，只是他们生理需要随唤随到的仆役－－并不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实体。而有的人身上的反击力量，却超过一般的理性水平，达到了令人眩惑的灵魂水平。所谓灵魂水平即使有，也是很难保持的，有时，它下降为理性，甚至为生物……崇高的气象，毕竟是短暂而脆弱的。

把其他世界的压力形态转换为心理世界的压力 不仅人类有这天赋，许多具有高级神经活动的动物也有。尤其在人类亲缘的灵长目动物身上，人类学专家们，很容易就找到了确凿的证据。某些虽非灵长日但具有高级智力的哺乳动物(如海豚、鲸、象、狗等等)身上也被认为具有明显的情绪压力。

心理上的压力，用其他界域的力量标准难以衡量。这就是测谎仪常常失灵的要害所在。社会、生物、无机世界诸压力，并不等量转换为心理压力；就像心理的承受力是因人而异一样，每个心灵所能感受的压力以及就此而发的内驱力，也各不相同。外部处境相似的人，所感的压力的形态和内驱力的形态，也有天壤之别。

心理压力除了来自其他世界的压力转换外，还来自此种心理动向对彼种心理动向构成的压力及其冲突。即人的或生物的内心冲突。人的内在动力，既是人格发展的结果，又构成文化发展的杠杆。自找的分裂，延伸为心理的自我压制。在许多心理场中，自我压制(即一种心理动向的挤压)要比外来压力更为严峻。它性心境陷于内乱，它使"主体"失去"主体性"－－无法对外压进行有效抵抗。这是处于"失恋"和"幻灭"中的心灵常有的心态。这是一切心理压制和心理征服中最厉害的压制和征服。许多顽冥的宗教，都通过"灵魂内部爆发革命"的方法，去完成它们的心理征服。它通过施加压力去成功地"说服"人心，使人们接受了它的禁忌与诫命。"然后，又把这人间的禁忌与诫命，升格为自然的法则与规律，以此迫使受到文明压力而骚动不安的人们，把斗争场所从外部世界引入内部世界，从而为文明的定式，排除了一个个障碍。民间传说中晋代的大豪强周处改恶从善的故事，堪称这种心理征服的范例之一；而罗马的奥古斯丁，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