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直言不讳吗？

文/空因

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有这样一种固定的概念：西方人习惯直言不讳、单刀直入，而中国人则涩于言论，隐约其辞。我在西方定居多年的经历告诉我，说话最不直截了当，最善于转弯抹角的其实是西方人。

不错，他们喜欢说话，也很善于说话。他们言谈中的幽默感尤其值得人仿效。西方的语言艺术当然与他们注重口才训练有关。先不说古希腊、古罗马是如何崇尚辩论术的，或者这种传统又如何在西方文化中得以潜移默化或发扬光大，单看看现在西方的孩子们如何接受教育的方式就知道了。从小学一、二年级开始，经过初、高中教育，再到大学、研究院，哪一个老师不要求学生做一个又一个的专题报告（project）呢？这样调教出来的学生们将来又怎不会金口玉言、口若悬河？

可是，善于侃侃而谈就等于直言不讳吗?

著名的主持人杨澜，也是个妙语连珠的人才。可是，你觉得她直言不讳吗？

多年前我上研究生课程时，教授规定每星期都得读至少一本厚厚的英文理论书然后在班上做报告。我最佩服我的西方同学们的就是：无论是不是他们做报告，无论那些书内容多么无趣，甚至无论他们有没有读过那些书，他们都可以信口开河地将教授要求讨论的内容侃得天花乱坠。

后来我在公司上班，就更不难发现，几乎个个员工都谈吐雅致、口角生风。而越是当领导的，则越会说话。他们不要手稿，照样伶牙俐齿、口吐珠玑。对于这一点，我是非常钦慕的。

可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对他们的语言艺术开始怀疑起来。那还是多年前，我在一个小城的一家学校做翻译。校长是个女的，长得很甜美很温柔，至于她的语言艺术就更不用提了，简直是呢喃软语委婉之至，让人不如沐春风都不可能。

有一天，学校要开除一个中国男学生，因为他太调皮了，做了不少违反纪律的事。其实那些事说起来也不是什么大事。不过这是后话，以后我再另写文章详述。总而言之，这个学校那天叫了孩子的母亲来，告诉她孩子要被开除这一事实。孩子的母亲不大会英文，我理所当然地做了她的翻译。

令我惊讶的是，校长并没有开门见山地下达对孩子的裁判，更没有数落他的任何不是。而是轻言细语地，声情并茂地，用种种感人的例子，娓娓告诉家长，她的孩子多么聪明伶俐，多么纯真可爱，学校又多么幸运地拥有他。可惜的是，这样聪颖杰出的孩子，在她颇受条件限制的学校里没有充分发展的机会。为了孩子璀璨的不可估量的未来，建议她最好将孩子转到一个更能充分发展他的潜力的学校。当然，校长、老师和同学们都万分舍不得他离开。这样优秀的孩子，谁会舍得呢？但是，孩子若想念母校时，随时都欢迎他重游故园，这里的大门永远向他敞开……

校长当时说得那样合情合理，温存恳切，眼里几乎冒着泪花。那个孩子的母亲，大概没有料到校长会如此器重她的孩子，忍不住掉下感动的泪来。连我，这个旁观者，也深为校长对孩子的拳拳之心而感动。

尽管孩子被开除了，家长还感激涕零地连连向校长道谢，恭恭敬敬地鞠了躬后，才带孩子步出了校门。让我震惊的是，他们一走远，校长一转身，脸上就露出了一个轻蔑的笑容，并冷冷地说，“哼，这样的孩子，我永远不会嫌少。”

我的心里猛然一惊: 啊，怎么家长前家长后完全是两副脸孔？难道，她起先的温情脉脉情真意切都是装的？

从此以后，我就对西方人的语言艺术有所警惕了。慢慢地，我也发现了一个现象：西方人侃侃而谈，但没有几个是直言不讳的。尤其在职场上或者公众场合，当他们说得有声有色、头头是道时，你仔细听听，就会意识到，那些都是万古不变的大道理，随便什么场合都可以信口道来的。而当谈话不得不涉及要害之处时，他们往往变得遮遮掩掩、含糊其辞起来。

我于是明白为什么那些著名的政治家们，几乎没有几个不是律师出身的了。不因为别的，就因为他们比别的会说话的人更善于说话，更能说得滴水不漏。至于他们是否开诚布公、襟怀坦白，嘿嘿，这一点，就不大好说了……

在直率方面，我觉得美国人比加拿大人似乎还好一点。至于我接触过的欧洲人，比如法国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希腊人、德国人，还有一些东欧人，也都没有加拿大人说话这么含蓄，这么婉转，这么保守。而这些人只要一到加拿大来也几乎都被同化了，说话变得委婉隐曲、小心谨慎起来。

大多数时候，这并没有什么不好。谁不喜欢听赏心悦耳的话，谁不喜欢跟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的人打交道呢？谁又喜欢尖酸刻薄甚至疾言怒色？

有没有例外呢，也有不大会语言艺术的西方人吗？

当然有。我就碰到一个典型。

我在亚伯达大学学法语课时，曾有个法语老教授，是个有艺术家风范的不拘一格的独行僧，据说也是个钢琴家。他个性孤僻，但人很逗。不但常常衣衫不整，而且言语也总是有些放纵不羁。但他却是我特别喜欢的老师之一，上他的课，我一点也不觉得无聊，因为我永远都不知道从他口里会突然蹦出什么怪话或者冷幽默。

可是，有一天，他的幽默却无情地用到我身上来了。我的中文名字中有一个“方”字。Fang，在英文中却不是一个什么好词，它的意思是： 动物的獠牙。而这位老先生，我不知道他那天怎么回事，当我回答了一个问题后，他竟然嘻嘻笑着用法语说：“谢谢你，獠牙小姐（Merci, Mademoiselle Crocs）。”当我反应过来时，我的同学们也反应过来了，他们都笑得东倒西歪起来。笑完后，打铃了，他们又一齐跑到我身边，愤愤不平地说，“方，我们都非常同情你的遭遇，你一定要去告这个老师才是，不把他告倒不罢休。”

“告他？”我愕然地问，“为什么？”

“因为他拿你的名字开玩笑，当众羞辱你呀。我们都是你的证人。”

我忍不住笑了。这个老师不过是开玩笑而已，我当时不也觉得很好笑吗？我为什么要小气地认为他是在故意羞辱我呢？他开我的玩笑，岂不是看得起我？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教授常常因为口出狂言而被告，以至于每年都得请律师为自己辩护。大学也拿他头疼。幸亏他是终身教授，否则早就被开除了。

我呢，不但没有去告这个老师，而且后来还跟他成为了很好的朋友。我试着写我的第一本小说时，还多次跟他讨论过里面的情节。我申请研究生时，他还主动给我写了一封推荐信。离开亚伯达去卑诗省前，我去向他告别，他的眼睛都红了。

当然，我说的这个是个特例。绝大多数西方人，都比这个教授会说话多了。连我的只上过高中的西人邻居艾玛都比他谨言慎行得多。

艾玛的父母去世时，将房子留给了艾玛和她的弟弟尼克。所以两姐弟共住。虽然艾玛很爱干净、整洁，但他们的房子却永远乱得一团糟，因为尼克是个非常不讲卫生的人，他不但不打扫房间，连看过的报纸，撕开的糖纸，从来都不丢。好多年的旧报纸和垃圾，将他们家塞得满满的，我去他们家时，要找个地方坐下来都不容易。有一次我忍不住问艾玛，“你这么干净的人，难道不介意你弟弟这样邋遢吗？”

“当然介意，”她的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可是我每次刚清理完，尼克又把它弄得一塌糊涂了。”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他这样是不对的，他有义务跟你共同维护房子的整洁？”

“这样明白的事实，我还用得着告诉他吗？”她吃惊地看着我，“尼克是成年人。他当然懂得该如何保持屋子干净。我要是把我的不满公开告诉他，岂不恶化我们的关系？”

对于艾玛的逻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是无法理解的。连跟自己的亲兄弟都不能实话实说，还能跟谁敞开心扉呢？尤其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直率的人，有话不说时我简直都要憋死了。我尤其受不了别人，尤其是亲近的人，对我吞吞吐吐、转弯抹角。正因为自己是这样，我也很少因为被谁的言语而冲撞，因为无论那人如何不会说话，我最看重的还是那说话人的情义。

我的华人朋友彼德，也是一个快言快语的人，但他却因此受到不少的困扰。他在东部一所私立学校教书，他曾多次向我抱怨过西方语言的艺术性给他带来的烦恼。比如，有一天，彼德教孩子们画画，主题是“梦想中的我”，孩子们可以用线条和颜色将他们最理想的自己表达出来。孩子们的想像力也很丰富：有的将自己画成了一朵花，有的画成一只动物，有的画成一个足球……其中一个九岁的西人男孩叫内森，他把自己画成了一个机器人。他也画得很好，画完了，还在上面洋洋洒洒写下几个大字：我有三只手，八条腿，我攻无不胜！可是，彼德觉得“我有三只手”这句话太刺眼了，因为，在他的故国，“有三只手”指的是这个人是个小偷。于是，作为老师，他觉得有必要告诉这个男孩这一点。

“这些画是要展览出来的，好多孩子们的父母都是亚洲来的，我不想让他们暗暗嘲笑这个男孩的画……”彼德这样告诉我。可是，他没有料到的是，当他将这个“三只手”的隐喻告诉这个男孩后，男孩反应非常强烈，当场就大哭不止，将画得好好的画撕碎，甚至连当天的课都没有上完，就跑回了家。男孩的父母后来找到学校来了，指责老师对孩子的态度严重不妥，打击了他们儿子的创作积极性。他们再三强调：内森画的不过是一个有三只手的机器人而已，跟他扯什么小偷不小偷的实在太不恰当了！学校为此向家长道了歉，也对彼德提出了警告：以后跟学生说话不要风马牛不相及，一定要先考虑清楚对学生的影响才开尊口。

“这些洋人，我真搞不懂啊，”彼德向我哭诉着，“在学校里他们对学生们总是百般奉承，尽说些表扬的话，哪怕孩子们明明没有尽力做好。以前我还纳闷着呢：这儿的老师真乐观啊，看孩子们永远只看到光明的一面。可是，当我们开小组会议，分析、讨论学生们的情况时，我的天！你知道那些老师们都在说些什么？他们说的大多是负面的东西。有些孩子我明明觉得还不错的，也被他们说得糟糕透顶。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怎么有这样的双面人呢 --当面满嘴赞扬，背后却将他们讲得一无是处？这么虚伪？太可怕了！”

他又深深叹一口气，“无论孩子表现好坏，成绩单上也只许写些积极的、正面的 、冠冕堂皇的好话。家长们如果想从成绩单上来了解孩子的进步状况，实在是太天真了……”彼德说着说着更加激动起来，“难道这不是个民主国家吗？谁都有权利表达他的真实意见？我当初之所以决定移民，大部分原因就看在这一点：我再也不用做两面人，说两面话了。我们这一代人已经受够说假话了！谁知道……”

彼德的声音哽咽起来，我的心也不禁为他颤抖。。

我的先生是西方人，我忍不住问他，“西方人真的直言不讳吗？”

“那要看什么场合。”他说，“跟陌生人打交道时，还是讲点策略比较好（tactful）。否则会惹来不必要的烦恼。尤其现在是讲政治正确的年代（political correctness）。”

“政治正确、言辞中立如果真是为了保护弱势群体，那的确是很好的，”我说，“可是，如果它变成了一块言不由衷、遮挡真相的牌子，那就大不可取了。”

经过多年的默默观察，我终于得出结论：性格坦荡喜欢快言直语的人，在讲究语言艺术的西方注定会有一个漫长的、痛苦的适应过程。

也许会有人问：是不是那些讷言敏行的人比较容易被接受呢？我的观察结果却是：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其实真正吃得开爬得高走得起的人还是那些八面玲珑见风使舵的人。至于那些沉默寡言、三缄其口的人，大多数时候也是边缘人物。当然，一个人的实际才能也很重要。不过，比起语言艺术来，实际才能也就显得小巫见大巫了。

不信，你看看这些名人们是怎样教导我们的：

本杰明·富兰克林—— 一匙蜂蜜比一加仑醋会捕到更多的苍蝇 （A spoonful of honey will catch more flies than a gallon of vinegar.）

塞缪尔·巴特勒—— 得体的话语是金，而非沉默是金 (It is tact that is golden, not silence.)

威廉·吉尔摩·西姆斯——圆滑是最重要的精神美德之一，没有它哪怕是最伟大的天才也会失败 (Tact is one of the first mental virtues, the absence of it is fatal to the best talent.)

奥利弗·赫尔福—— 所谓老练就是说别人的谎话，而同时也让别人这样骗你。(Tact is to lie about others as you would have them lie about you.)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中的经典话语：不要心里想什么嘴里就说什么，也不要在思想成熟之前行动 ( Give thy thoughts no tongue,. Nor any unproportioned thought his act.) 。

这样的引言我可以无止境地摘录下去，可见西方的语言艺术渊源之深。不过，说来说去，比起那些善于玩弄语言艺术的人，我还是更欣赏那些诚实刚正但也许并不常常“政治正确”的人。比如著名作家马克吐温，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一百多年前，他就讲过这样一句话： “当你发现自己属于大多数人那一方，那就是你该静下来反思的时候了 (“Whenever you find yourself on the side of the majority, it is time to pause and reflect.) 。 ”

也许，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我们都得好好反思一下：在我们美丽的辞藻后面，到底藏有几多真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