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0月9日重慶國共談判業已結束，毛澤東前來同蔣介石告別，蔣介石日記對此有一個記載。蔣問：對國共合作的辦法有無意見？“毛吞吐其辭，不作正面回答。”蔣接着說，國共非徹底合作不可。“余為共黨今日計，對國內政策應改變方針，即放棄軍隊與地方觀念，而在政治上、經濟上競爭。”非如此，“則國家必不能生存於今日之世界”。讀到這則日記讓人心生感慨。首先，49年後大陸文宣口徑中的蔣介石完全不具有任何政治眼光和智慧。其次，政府公開邀請反對派在政治、經濟領域進行競爭，蔣雖可能出於無奈，仍屬中國政治史上第一次，意義非同一般。遺憾的是，“彼以為然，未知果能動其心於萬一，但余之誠意或為彼所知乎？”注1

延安時期毛澤東特別喜歡談論西式民主，幾言必稱林肯，羅斯福，其實他並不了解民主的實質究竟是什麼，或者說，他根本就沒有打算走民主的道路。45年8月毛澤東剛剛決定去重慶參加談判，隨即以中共中央的名義發表《對目前時局的宣言》，要求“立即召開各黨派和無黨派代表人物的會議，商討抗戰結束後的各項重大問題，制定民主的施政綱領，結束訓政，成立舉國一致的民主的聯合政府，並籌備自由無拘束的普選的國民大會。”注2在隨後的國共談判中，中共正式提出召開“政治會議，即黨派協商會議，以各黨派代表及若干無黨派人士組織之，由國民政府召集”作為中國政治民主化的必要條件。注3毛澤東當時篤信召開有多黨參加的政治會議是打破國民黨一黨專制的有效手段。

重慶談判沒有結果，因為在涉及軍隊，根據地歸宿，地方政府以及領導人的產生等實質性問題上無法取得一致。談判後公布的《雙十協定》也只是由國共分別整理各自的談話紀要，選擇有相同之處的內容供合並發表。其中第二條關於政治民主化問題來自於中共：（國共）“一致認為應迅速結束訓政，實施憲政，並先採必要之步驟，由國民政府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邀集各黨派代表及社會賢達，協商國是，討論和平建國方案，及召開國民大會各項問題。”注4由此可知，政治協商這個東西是中共的發明。

談判結束後，民間和民主黨派對國共合作表示出了很大的熱情和期望，要求和平的呼聲很高，但是中共卻後悔了。“當《紀要》剛剛發表，中共就對這個政治協商會議的作用表示了擔心，周和毛主張政協會議應該緩開，容延安有時間討論和商量。”因為“他們發現新的政治會議只具有協商的性質，對國民黨並無約束力”。“還很可能通過種種限制中共的決議，而使自己陷於被動局面，”因此中共內部決定：“偽軍、受降、解放區三個問題不解決，縮軍、國大均談不上。”注5這就是為什麼在政協會議召開之前的三個月裡，中共在會議時間、地點、代表身份和人數等等形式問題上糾纏不清。“由於在參加政協的無黨派代表問題上未取得一致意見，......使會議的召開無限期地拖延下來。” 注6

一般人都知道，自古以來人類社會的權力承繼更替是從血緣開始，混雜着使用刀槍、戰爭，最後朝選票的方向完善和發展，可是70年前中共硬是弄出一個連他們自己都不知道是什麼東西的政治協商制度來欺人害己。實際情況證明，遇到權力歸宿問題時，協商起來十分困難，而且協商不出民主。

顧名思義，協商就是妥協加商量的意思，它是談判的具體形式。換一句話說，協商實際就是談判，它不具有談判以外的功能，因此，談判解決不了的問題，協商一定也解決不了。有些事情可以協商，有的問題根本無法協商，比如統治權力。在沒有實行民主制度的情況下，協商分享統治權力無異於與虎謀皮。協商各方的姿態取決於各自實力和誠意，沒有任何約束力，所以協商出來的結果隨時可能被推翻，比如像憲政、普選、言論自由等。這是因為如果民主可以由獨裁者給予，那麼也隨時可以被收回。協商可以針對結果，也可以協商過程。但46年國共協商的是權力一次性的分配，圖的是結果，所以協商雙方都必然謀求對自己最大的利益，尤其是實力微弱的一方。因為不管在涉及軍隊規模還是政府機構成員，處於少數派的地位，接受協商結果，等於答應把自己置於被動境地，很難翻身。但如果協商的是程序，是怎樣採用票決的民主過程就不一樣。因為在民主的制度底下，少數派的作用雖然一時有限，然而定期選舉會讓今天的少數派成為明天的多數派而執掌政權。

在中國民眾的期待下，雙十協定公布後經過三個月的拉鋸，國民黨召集的“舊”政協會議在重慶舉行，包括國民黨、共產黨、民主同盟、青年黨及社會賢達參加了會議。開幕會上蔣介石承諾四項民主權利，包括人身、信仰、言論、出版、結社等，並允許政黨公開活動。1月31日政協舉行了最後一次會議，並向新聞界發布了已經通過的決議文本。這些決議分成五個主要部分：一，政府組織；二，和平建國綱領；三，軍事問題；四，國民大會；五，1936年憲法草案。但是幾個月後，由於那些顯而易見的原因，政協協議中關於改組政府，裁軍和國大的決議統統被共產黨拒絕而推翻，那次政協沒有給中國帶來和平和民主。

其實中共對協商的弊病心知肚明。周恩來在重慶談判中對中共提出的條款進行解釋時就說：“在政府、議會，我黨亦必限於少數黨地位，如此，我黨幹部之安插與黨的政治地位之保持，俱發生問題。所以我黨主張凡一省一事我黨占多數者（按：即北方所謂解放區），其省主席與直轄市長由我黨推薦，占少數者（按：國統區），由我黨推薦副主席或副市長。.......。不然，無論在國民大會席上，或是國民大會閉幕之後，國民黨者是居於第一黨，而我黨政治地位，尚復有保障？”。注7

協商不保護小黨的利益是事實，那麼既然如此，中共為什麼從一開始就反覆堅持要召開政協會議？而且後來也不直接反對、阻擾會議的召開呢？雙十協定簽訂後周恩來繼續留在重慶，他給毛澤東的電報里這麼說：“政治會議早開對我們不便，倡議不開或緩開又給國民黨造口實”。甚至由於各黨派都希望早開，我方表示無興趣，都給人以消極印象，不利宣傳。注8。原來如此！中共要求召開政協會議只是為了宣傳，這樣，他們所謂的協商是假的，要實行民主當然也是假的。

奇妙的是，雖然日本投降之後國民黨主持的政協沒有給中國帶來民主和平，但是幾年後中共自己主持的“新”政協卻開得有聲有色，結果完全不同。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在北平開幕，參加會議的有23個單位的代表共134人。9月21日，政協第一次會議在北平舉行，參加會議的有46個單位的代表共662人。會議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政協會議組織法》和《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這三個為中共政權奠基的歷史性文件。會議還通過了關於國旗、國歌、國都、紀年等項決議，在當時還不具備召開人大會的條件下，政協肩負起執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職權的重任，完成了建立新中國的歷史使命。注9

49年中共不用再擔心協商對大黨沒有約束力的問題，因為毛澤東已經獲得了獨裁所需要的實力和地位，而那些小黨中也沒有任何“武化團體”，他們統統甘願當上花瓶。“共產黨以外的其他任何政黨，任何社會集團或個人，對於共產黨是採取合作的而不是採取敵對的態度，我們是沒有理由不和他們合作的。”注10問題很清楚，如果46年中國沒有協商出民主的結果，那麼49年協商出來的也必定不是民主。

2015-9-6

注1見楊天石所著《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442頁

注2見《互動百科》相關條目

注3 楊奎松《失去的機會》251頁

注4 馬歇爾《馬歇爾使華秘密報告》第27頁

注5 見《失去的機會》第260頁

注6 見《馬歇爾使華秘密報告》第28頁

注7見楊奎松《失去的機會》第249頁

注8 同上

注9見維基條文相關

注10 見毛澤東《論聯合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