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度諾貝爾和平獎授給了美國陸軍五星上將，前國務卿、國防部長喬治·馬歇爾（George C. Marshall， 1880-1959），理由是他二戰結束後提出、幫助實現重建歐洲的“馬歇爾計劃”。在頒獎儀式上，挪威國會議長用了30分鐘的時間介紹馬歇爾的生平業績，但涉及他1946年出使中國的經歷只用了一句話一帶而過。“馬歇爾辭去陸軍參謀長職務退休後還不到一個星期，杜魯門總統又任命他作為特使，要他到中國去試圖阻止即將發生的國共內戰，但是他沒有成功。”注1 是的，1946年馬歇爾出使中國沒有成功！否則那既可能是馬歇爾一生最輝煌、最卓著的歲月，又可能是使中國社會發生實質性轉變的契機。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中國調和成功與否比重建歐洲的影響更大、更廣，因為一個是絕對意義上的有和沒有，另一個則是相對意義上早或者晚。事實上，馬歇爾成功還是失敗對中國帶來的後果只有藉助於歷史才看得清楚。

這70年來我們看到，日本投降之後的中國發生的不僅僅是一場生靈塗炭的內戰，損失的不僅僅是人的生命、財產，錯過不僅僅是重建家園的時間和走上和平、民主與自由道路的機會，最嚴酷的事實是，這70年發生在中國大陸的共產革命給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地域帶來的是一系列的災難。其中無法彌補和挽救的莫過於中國社會在精神、道德、信仰領域的沒落和淪喪。當誠信、正直這些傳統被中共所摧毀，導致的一定是欺騙、奸詐的行為和意識的興起、增長。毋庸置疑，共產黨奪權時所使用的策略、手段是讓今日中國走上背離人類文明基本準則、喪失道德底線的根本原因。

1946年馬歇爾調和沒有成功，但那頭三個月卻出乎意料的順利。1月3日，國共成立了一個由馬歇爾、張群和周恩來組成的三人小組着手談判，四天后國共就達成了一項停火協議。1月10日，政治協商會議開幕。接着，三人小組授權成立“軍事調處執行部”，全權具體負責監督停火。1月22日，為了貫徹重慶談判和政協會議關於裁軍的決議，國共決定另行組成一個三人軍事小組，依然由馬歇爾擔任主席，由張治中和周恩來擔任委員，三天后，關於《軍隊整編及統編中共部隊為國軍之基本方案》簽字，宣布整編、統編將在18個月內完成。1936年後國共之間沒有停止過談判，但從來沒有談出有積極意義的結果。毛澤東也早就斷言國共問題在談判桌上是解決不了的而為他武裝叛亂找藉口，怎麼馬歇爾一來情況就改變了呢？

46年初中共不尋常的配合讓馬歇爾感到中國和平唾手可及，2月底，他信心滿滿地帶領軍事小組成員到北平、張家口、濟南、徐州和太原等地視察停火、恢復交通，整軍情況。3月4日到達延安同毛澤東會晤。毛稱讚馬為“和平使者”，表示必用全力貫徹三個協定（停戰、政協、整軍）。“總的方面，中國走上民主舞台的步驟，已經部署完成，其間，馬歇爾特使促成中國停止內戰，推進團結、和平與民主，其功殊不可沒。” 注2三人小組回到重慶後於10日公告視察結果，稱延安之行已獲中共保證，復員、整軍、統編定能依序實施。次日馬歇爾動身回國述職。但是當他40天后回到中國時局勢已經全面惡化。

馬歇爾的樂觀一方面是對中國歷史文化了解的局限，他多少以為國共爭鬥的原因和美國當年因奴隸問題南北開戰那樣簡單。另外一方面，毛澤東將“這次抗戰，一定要把中國拿下”的鋒芒藏起，注3讓周恩來用談笑風生的方式告訴馬歇爾：共產黨只是不信任國民政府，“除非他們在政府里得到一種發言權，足以充分保證他們作為一個政黨繼續存在和他們的黨派活動自由，不然他們不願交出軍隊”。從而讓馬歇爾相信：“兩個對抗政黨間的擔心、不信任和懷疑所造成的障礙已成為中國實現和平統一的最大阻力，”注4明明戰場上早已經打得你死我活了，中共卻在美國人面前輕描淡寫，以致一直到最後離開中國馬歇爾都沒有看清毛、周的陰險和狡詐。

馬歇爾是近代在政治、軍事，外交多方面、近距離地同中國黨、政領導人打交道的職務最高的美國官員。他以西方社會信奉的誠意、中肯和正直作為標準，竭力推動蔣介石放棄一黨專政，將權力對其他黨派開放，實行民主。但是他不知道的是，45年8月，就在動身前往重慶談判之際，毛澤東和正要趕回太行地區的劉伯承、鄧小平談話，要他們回到前方後放手打，“不要擔心我在重慶的安全。你們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談得越好”。注5馬歇爾也絕對想象不到，剛剛親口表示會“全力貫徹三個協定”，毛轉身致電在東北的彭真、林彪：“美方因蘇美關 系，急欲停戰，蔣被迫亦不得不停戰。......望你們準備一切，尤其是不惜犧牲，打一、二個好勝仗 ，以利我談判與將來”。注6如果馬歇爾知道在雙十協定簽訂的當天中共中央就發布指示，稱由於解放區問題未能在談判中解決，故“軍隊一槍一彈均必須保持，這是堅定不移的原則”甚至“將來實行整編時，我方也自有辦法達到一槍一彈均須保存之目的”，注7那麼他可能就會對中共任何口頭承諾和書面協議多一份懷疑和警惕。

日本投降之後共產黨為了實現“把中國拿下”這個目標，他們可是不擇手段，不計後果而且到了沒有任何底線的程度。協議簽訂了可以不執行；當面時答應的，轉過身可以另行其事；原則上同意了，但是在具體形式上則糾纏不清。比如馬歇爾上任伊始，國共一口氣成立了三個三人小組。為什麼是三人而不是兩人或者四人小組？三這個單數本身意味着不平衡，而談判過程中，平衡帶來的只能是僵局，而不平衡才可能形成雙贏的結局。中共接受三人小組這個形式，因為他們需要裝扮出合情合理的樣子。他們也同意以美國人為首，讓馬歇爾感覺自己一言九鼎、必要時可以打破平衡、走出僵局。可中共在製作小組工作細則時卻堅持監督停火過程中任何決定都必須國共美三方達成一致。他們以強調公平，讓如何一方都有權推翻、阻擾其他方面的提議或者決定，其實質不過是為他們自己阻擾、破壞小組協議留後路。正因為中共所堅持的原則讓打破僵局成為不可能 ，在事關兩黨利益巨大紛爭的停火問題上軍調部效率極低，甚至根本無法做出任何公正客觀的裁決，使三人小組形同虛設。事實證明，就像他們只要談判的形式而不要談判的內容一樣，中共同樣只需要有調停的過程，而不要有調停的結果。

戰後美國對民國政府尚有多種手段施加壓力，“總的來說，（馬歇爾）對國民黨的批評要比對共產黨的多，在使華的頭幾個月、和平希望最光明的時候尤其如此。”“馬歇爾批評共產黨有時是直率的，但他最經常的和尖銳的評論是對着國民黨的”。注8但對在野的共產黨除了以人格、道義這些精神壓力之外，別無他法。實際情況是，1946年的馬歇爾就像手裡沒有紅牌、黃牌的球賽裁判，當他發現違規時可以吹哨子，但哨響之後，雙方球員在那繼續犯規。馬歇爾又像是辯論場上的主持人，但是他溫良恭儉，既不揭露辯手正反、前後矛盾，從不戳穿明顯的的花言巧語，讓無賴小人得勢得利。可以說馬歇爾使華實際上給共產黨搭了一個舞台，讓周恩來有機會表現、兜售中共嚮往美式民主的謊言和濫調，讓毛澤東玩了一場民主政治大戲。

雖然馬歇爾調和沒有成功，但是歷史並沒有責備他，因為那本來就是不可能成功的事情。調和失敗也沒有給他個人帶來絲毫的損害，因為那首先是戰後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帶來的必然結果。戰後美國承認中華民國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並繼續提供軍需物資，運送中國軍隊以控制收復地區。杜魯門總統還認為，共產黨那樣自治性軍隊的存在是與中國政治統一不一致的，應統編為中國國家軍隊。注9這種立場同中共戰後的戰略目標截然相反。除非美國直接援助中共推翻政府，否則馬歇爾不可能得到中共的支持。其次那是因為中國共產革命的性質決定了的。中國歷史上除了民初宋教仁嘗試通過議會的形式，歷朝的造反、起義、革命統統都是通過武裝來推翻政權。“而中國共產黨為了奪取政權，則採取任何可能的手段，毫無道德倫理和國家存亡的顧忌。只要可想象地有利於政權之奪取，中國共產黨人並不考慮是否犧牲國家，更不惜以百姓為芻狗。”注10這就從根本上杜絕了他們妥協、退讓的任何可能。

毛澤東的狡詐在於，他把民主、自由掛在嘴上蠱惑了美國一些駐華工作人員和來訪的左翼學者，從而影響了政府外交政策，甚至連諾獎委員會也受到了中共的欺騙。挪威議長致詞認為：46年馬歇爾去中國是為了制止即將發生的國共內戰，事實上，當日本人剛剛投降中共部隊立即趕赴東北、河北時，中國內戰就已經開始了，而馬歇爾能夠做到的最多也只是怎樣控制內戰的範圍和程度，不可能制止。結論應該是肯定的：中共沒有民主的基因，他們不會給中國和平一個機會，自然也不會給馬歇爾任何成功的可能。

2015-9-13

注1 見www.nobelprize.org

注2 見“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http://cpc.people.com.cn/GB/85037/85038/7114108.html

注3 見高華《六十年後再論國民黨大陸失敗之原因》第3頁

注4 見《馬歇爾使華秘密報告》第25頁

注5 見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第430頁（原文引自《毛澤東年譜下卷》第13頁）

注6 見張正隆《雪白血紅》 第10章

注7 見楊奎松《失去的機會》第259頁

注8 見《馬歇爾使華秘密報告》序言部分第10頁

注9 詳見《杜魯門回憶錄》第五章“馬歇爾在中國的使命”

注10 見"中國數字時代"網站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5/09/ （原載於1948年10月2日《創進周刊》第1卷第12期，署名殷福生；以林正弘主編、1990年初版之《殷海光全集（拾壹）》同名內容全文為底本完成數位化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