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中國需要知識分子的參與

從中德“七君子”的不同歷史命運看政治

謝盛友

古 人云：得民心者得天下。所謂“民心”，首先是讀書人的心。一個政權能否穩定在於是否得到知識分子的支持。目前，中國的執政者面臨合法性受到知識分子質疑問 題，無法獲得很多知識分子的支持和合作。這個問題值得人們重視。最近中國股災爆發後，新加坡學者鄭永年撰文分析原因，認為中國的“出類拔萃”人才沒有在政 府里，因而政府的管理能力下降，面對股市的崩盤而手慌腳亂，甚至是束手無策。

戰後德國“七君子”Lorenz Bock、Viktor Renner、 Franz Suchan、 Hermann Lüdemann、 Rudolf Katz、Hinrich Wilhelm Kopf、 Justus Danckwerts討論決定《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基本法》，當時是過渡時期相當於憲法地位的法律，在東、西德統一後成為德國的正式憲法。德國基本法於 1949年5月23日通過，次日即1949年5月24日生效，象徵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成立。經過多次修改，最近一次修改在2006年8月26日，並於 2006年9月1日生效。

德國基本法是聯邦德國法律和政治的基石。特別是其中包含的基本權利（Grundrechte）由於納粹德國的經歷尤為重要。聯邦憲法法院作為獨立的憲法機構保障這些基本權利，維持國家政治組織體系，並對它們進行完善和發展。

在 1949年德國基本法只在西方占領區生效，當初其並沒有被打算作為長期有效的憲法，因為當時國會參議院（Parlamentarischer Rat，由西方占領區11個州的州長組成）認為蘇聯占領區會很快和西方占領區完成合併統一併出台一部“正式的”憲法；因此沒有採用德語中 “Verfassung”（意為“憲法”）一詞。直到1990年10月3日兩德統一後德國基本法才成為整個德國的憲法。雖然德國基本法並不是由德國人民直 接投票通過的，但其民主的合法性在國際上並不受質疑。而且基本法從一開始就通過確定國家的基本政治原則符合了實體憲政概念的要求。這些基本政治原則是：民 主（Demokratie）、共和（Republik）、社會福利國家（Sozialstaat）、聯邦國家（Bundesstaat）以及實質的法治國 （Rechtsstaat）原則。除了這些國家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則，基本法也規定了國家機構，保障個人自由並建立了一個客觀的價值體系。

中 國1936年發生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史良、李公朴、王造時、沙千里等遭中華民國國民政府逮捕的“七君子事件”。當時，中國共產黨、民主人士當時極力 奔走、營救因為呼籲抗日、反對內戰而入獄的“七君子”。這七人出獄後先後成為中國共產黨黨員或各民主黨派領導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除鄒韜奮和李公 朴已去世外，其餘五人均在新政府中任職。

沈鈞儒：後曾為中國人民救國會主席、中國民主同盟中央主席，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副主席，1963年6月11日在北京醫院病逝。

王 造時：曾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華東文教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海市委員會常務委員，上海市各界代表會議特邀代表。長期擔任復旦大學教授。 1957年被打為右派，1960年9月摘掉右派帽子，文革初期1966年11月被以群眾專政名義關進上海市第一看守所，1971年8月5日在上海東方紅醫 院（即瑞金醫院）去世。
章乃器：後為中國民主建國會領導人，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務院政務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糧食部部長。1957年被打為右派，文革初期曾經被紅衛兵打到體無完膚、奄奄一息。1975年摘掉右派帽子，1977年5月13日病逝於北京醫院。

沙 千里：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後為中國民主同盟、中國人民救國會領導人。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貿易部副部長、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部副部長、中華人民共和 國政務院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第六辦公廳副主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工業部部長、中華人民共和國輕工業部部長、中華人民共和國糧食部部長、中華全國工商業聯 合會秘書長、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副主席。平安度過反右及文革。文革初期在周恩來的提議下，毛澤東批准了一個“一份應予保護的幹部名單”，主要 包括高級民主人士等，其中就包括沙千里。1982年4月26日去世。

史良：後任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主席。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部部長，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副主席。反右時未受衝擊。文革初期曾遭抄家，後來受到周恩來保護才全身而退。1985年9月6日於北京病逝。

中國七君子的遭遇可以說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縮影，而且一場接着一場的政治運動，把有用的知識分子推到執政者的對立面。從1949年到現在，在中國發生了大大小小20多場政治運動。每一場政治運動都嚇跑了一批知識分子。

我把清末民初的海歸稱為第一代，這一代海歸是機器的設計者。

第一代海歸，像傅斯年、朱偰、胡適他們在歐美的經歷，獲得的最大財富恐怕不僅僅是專業技術，更重要的是他們獲得獨立人格、自由思想，形成和體現了一系列的價值觀。這種價值觀，你不出國很難認識，很難成為自身的人格。
第一代海歸不僅引進西方的先進技術，更在文化、政治、立法領域除舊布新，也就是說，他們參與國家這台機器的設計，孫中山就是清末著名的海歸，第一代海歸共同創建了共和。有一些資料顯示，北洋政府的高官大概70%都是海歸。

我把五十年代初的海歸稱為第二代，這一代海歸是機器的製造者。這 一代海歸以錢學森為代表，他們的使命感和命運都化成了血液，融入了祖國的“科技強國夢”。1950初期，中國的一切都百廢待興。當年的2500多名海歸， 最終將個體命運與民族國家的科技興盛緊密結合，註定他們要放棄舒適的歐美生活，用他們的愛國主義與科學精神來完成他們的海歸使命。但是，他們只是機器的制 造者，第二代海歸根本沒有資格和能力參與機器的設計。

我把上個世紀末、這個世紀初的海歸，稱為第三代，這一代海歸是機器的操作者。這一代海歸，主要是理工、科技、管理、貿易、金融、外交這類專業的海歸，與上兩代海歸無法相比，他們只是操作機器，服務國家，談不上製造機器，更談不上設計機器。

一個國家要長期穩定，沒有知識分子的支持和合作，是不可能的。需要他們設計機器，製造機器，操作機器。

------

謝盛友（曾用名：謝友），1958年出生於海南島文昌縣，中德雙語專欄作家，歐洲華文作家協會副會長，班貝格民選市議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