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計 暗渡陳倉 ——借文革清除異己 （上）

余不潔

原文：示之以動，利其靜而有主，益動而巽。

解說：古人按語說，奇出於正，無正不能出奇。故而不明修棧道，則不能暗渡陳倉。此計的特點是，以真做假，以假飾真。所謂明修棧道即是實實在在地修，然而目的卻並不在此。此計適合不便正面進攻，而又另有可“渡”之路的情況下使用。直逼敵人的薄弱環節，以奇取勝。

文化大革命不僅在中共的歷史上而且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也是一場罕見的浩劫。在這場浩劫當中，最大的受害者群體絕非中共主流媒體所宣稱的老幹部，而是知識分子、藝術家等文化精英以及中共的賤民階層——深受傳統文化薰陶的群體。文化大革命這場人間慘劇的序幕是由批判一出新編的京劇《海瑞罷官》拉開的。

這齣戲由明史專家吳晗創作、中國京劇界的藝術大師馬連良、裘盛戎、李多奎等出演，編劇演員皆是一時之選。此戲的由來卻是源自毛澤東偶然對海瑞的誇讚。雖說毛澤東為人心胸狹窄，表面上卻喜歡裝作雍容大度。面對五七年反右、反右傾後幹部們都不敢講真話的局面，毛澤東假意號召人們學習海瑞，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在毛澤東的秘書胡喬木的鼓勵下，於反右鬥爭中立下大功的新科中共黨員吳晗寫了《海瑞罷官》這齣戲，實際上也是應景之作，沒想到卻給一家人帶來殺身之禍。

文化大革命無疑是中共黨史上最血腥的一場政治清洗，然而，它卻起了一個冠冕堂皇的名字，叫作文化大革命，似乎是毛澤東想在文化領域進行革命，以期實現社會主義的政治理想。然而，毛澤東那些反修、防修的政治宣傳，不過是迷惑世人、隱瞞其真實目的煙幕而已。透過虛幻的政治迷霧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剷除劉少奇及其同黨才是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最直接的目的。毫無疑問，彭真是公認的劉少奇旗下的頭號大將。在歷史上，彭真和劉少奇之間淵源很深。早在一九三六年劉少奇出任中共北方局書記時，彭真任職北方局的組織部長，二人就開始合作。此外，薄一波、安子文等人也都是北方局的重要幹部。中共“七大”時，劉少奇被毛澤東樹為白區正確路線的代表；白區組織代表團參加“七大”，彭真是白區代表團的主席。不久，在延安整風中為毛澤東立下奇功的劉少奇躍升為中共黨內的二號人物，在毛澤東的默許和支持下，原來劉少奇在北方局的部屬都擔任了重要職務。這樣，在中共黨內就出現了一個以劉少奇為核心、由彭真作骨幹的劉少奇的班底（高華）。在中共定都北京前，劉少奇曾屬意彭真出任總理，由於毛澤東屬意周恩來而作罷（當然，選周恩來作總理也有蘇聯的因素）。從後來毛澤東身邊文武兩班大臣的情況看，武將基本上依靠紅一方面軍，文臣則偏重北方局。到文革前夕，安子文管組織人事，薄一波管經濟財政，彭真更是身兼數職，以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之尊親掌京畿重地，位尊權重，顯赫一時。彭真還有一個重要的職務就是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的第一號人物。顯然，如果毛澤東要打倒劉少奇，彭真和北京市委是必須要清除的障礙，但是，拿下彭真和北京市委必須給出一個能唬人兼能服人的理由。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文匯報》刊出姚文元執筆經毛澤東審閱的批判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把《海瑞罷官》中所寫的“退田”、“平冤獄”同現實中的“單幹風”、“翻案風”聯繫在一起，引起海內震動。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毛澤東就在親隨面前公開交底：“《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發表，點燃了“文革”的第一把火。其實，在這場行動中，姚文元不過是一馬前卒而已，主謀乃是毛澤東，而非官方媒體所說的江青。

不知就裡的彭真對上海方面事先不打招呼就發表文章批判北京市副市長感到憤怒，下令北京的報刊拒絕轉載姚文元的文章。彭真這樣做一方面有愛惜吳晗的意思，另一方面，恐怕也有對自身被冒犯的不滿。彭真的這種做法其實正中毛澤東的下懷，彭根本就沒有想到批吳晗是毛澤東的意思，否則，彭真絕對不敢如此強項。當然，這也正是讓姚文元的文章秘密籌劃，而毛澤東一直隱藏在幕後的奧妙所在。後來，經過周恩來向彭真打招呼，近二十天后，《北京日報》才全文轉載了姚文元的文章，彭真並且親授了《北京日報》的按語，強調了要根據“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進行平等的、以理服人的討論，試圖把這場討論限制在學術討論範圍內。然而，由於毛澤東在暗中煽風點火，這場對《海瑞罷官》的批判還是越燒越旺。

一九六六年二月三日，面對批判《海瑞罷官》事件以來思想理論界的形勢，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由彭真主持召開擴大會議。彭真首先說明：已經查實吳晗與彭德懷、《海瑞罷官》與廬山會議無關係。吳晗的問題是學術問題，學術批判不要過頭，要慎重對待。會議內容隨後形成了《五人小組向中央的匯報提綱》，也被稱作《二月提綱》，並經劉少奇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討論予以通過。彭真、陸定一、康生隨即到武漢向毛澤東匯報。然後，彭真在武漢代中央起草了轉發該提綱的批語，二月十二日晨連同提綱一起電傳中央。經在京的政治局常委傳閱後，隨即作為中央文件正式下發。到此時，彭真已經沒有了退路。

就在《二月提綱》擬定的同時，在毛澤東的授意下，江青在上海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經毛澤東親自修改三次的《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認定文藝界被一條“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號召要“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這個紀要的出台，不僅否定了《海瑞罷官》這一齣戲，而且，幾乎否定了當時所有的文藝作品，並將問題上升到專政高度，矛頭直指彭真等人，毛澤東又從側面刺了一刀。毛澤東明確指示江青，這個《紀要》用軍委的名義上報中央（劉志堅）。顯然，經軍委主席和副主席們通過之後，他人豈敢再置一詞？最終，此件在四月初經彭真之手作為中央文件下發。

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公開點名批判了北京的三個重要秀才：《前線》雜誌是吳晗、廖沫沙、鄧拓的，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吳晗和翦伯贊等人是共產黨員，也反共，實際上是國民黨。是時，吳晗為北京市副市長，鄧拓是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廖沫沙是北京市委統戰部部長。由此批判目標從吳晗擴大到“三家村”，彭真和北京市委已經無法逃脫罪責。毛澤東的全面出擊就此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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